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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王安忆

2008年第2期

  对话 看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钟红明 王安忆
  
  钟红明:《启蒙时代》写的几乎是比你稍早的一代人的生存。从写69届初中生进入文坛,多年后站在这里回望青年时代,为什么?这是否可以视作你对同时代人精神成长的剖析?
  王安忆:我的写作其实从来没有超出我经验的范围,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启蒙时代》正是在其中。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是两场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宁静时刻,我企图将其奉献给这代青年用作思想的成长。倘若是正常的情形,时代不会分割得那么细密,演变出那么纷乱的涵义,时代中的人也不必承当那么繁重的认识任务,可偏巧是在这样激荡的历史变革中,几乎三四年就可算作一代,成长的要求变得格外严格。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作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
  钟红明:为什么命名这部小说为《启蒙时代》?它似乎散发一种隐约的气息,笼罩了这部小说。小说名称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王安忆: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叫“思想者”,可事情开始得颇不顺利,几次开头都进行不下去,显然这个题目太过严肃,压力过大,而且也太抽象,而小说是具体的,于是无从着手。然后,我说服自己放弃这题目,将企图放低、单纯和简化,于是,题目就变为“初恋”。说来也奇怪,自此事情就顺利起来。在这一个平常的名义下,人和事都松弛下来,自如地活动。而我渐渐又欣喜地发现,其实,一切还是在向我的初衷发展,这些青年在他们幼稚的面容底下,逐渐浮现出思想的表情。大约写到中途,“启蒙时代”这个名字跃然而出,其时,大局已定。所以,题目指示着彼岸,当彼岸太远或者太渺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引渡,经过曲折的道路,它终会浮现在天际线处。
  钟红明:记得你曾经在剖析许多小说的时候,说到小说出发时候的那个“动机”,又经由怎样的叙述方式,来到了小说的“彼岸”,创造了属于作者的那样一个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具体到你的这部小说,你如何控制它的走向?
  王安忆:“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动机”在松弛的发展过程中,就像一个有机物,会自行丰满膨胀起来,超出事先的规定——我要的就是这个状态,超出所有的预计,任意地自由地伸出触角向四面八方,但危险也是在此发生,那就是失去节度,迷失方向。所以,就需要潜在的紧张度。这个紧张度在一个有篇幅的长篇里,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意图,即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却又不能来损害事物发展的自由。可以说,创作过程中的心力,就是用于调节这两者的关系,这种调节的工作,都不是能够在一部小说中完成,而是写作的永久性任务。
  钟红明:在读《启蒙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和以往类似题材的作品有相当的不同,以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狂热引领毁灭,是有着鲜明的善和恶。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只是惨烈程度的不同。但我觉得你是在作一个精神分析,就像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归海,最后合力于他们的走向。是吗?
  王安忆:这也可能与我自己的经验有关。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内心生活活跃的时期,外部的生活停滞了,内部便兀自生长着。事实上,外部的生活是有限的,内部却有着可无限扩张的空间,它无边无际。“文革”是一个充满激烈事件的时代,它非常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那时节我们心里发生的戏剧。
  钟红明:小说中的这些青年,一些是干部子弟,但因为他们的父辈很快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弄潮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难者,也不是那个革命时代一般自以为的拯救者,“南昌”面对着革命和亲情的抉择,面对一个 “背叛”的父亲,面对母亲的死亡,他选择的是逃避和寻找其他的出口;而“陈卓然”是一个期望救世者,又多少有些空幻。是否他们的思考也因此有了更纯粹的意义?
  王安忆:“南昌”,以及这帮干部子弟无疑是小说的主角。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这场革命的性质,那就是教条主义和激进政治。这些孩子都是在虚无的概念里活动,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简单到了空洞,无论是社会伦理,还是家庭亲情,都缺乏感性的体验。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父辈 ——都还来不及成熟他们自己的理性,来绘制新时代的蓝图,充实其中的实质性内容,就将其囫囵交给了后辈,所以尽是些名义。这是从传承上就发生的问题,可说是先天不足,于是,在后来一代一代,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缺陷就变得越来越尖锐。“陈卓然”肯定是其中的清醒者,但他的给养也有限,这个爱思考的青年,信任书本,这既是教条主义的特征,又还是书本比现实有更多的资源,但是,也没有针对性的药方,靠自己在黑暗中找路,凭着性格的禀赋,向真理靠近,他是最有希望的人。但“南昌”由于盲目,由于处境的复杂性,他的经验就更加具体和生动,他的成长更困难,所以他是小说中最主要的戏剧。
  钟红明:“小老大的客厅”在他们的成长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和一些描述那个时代“精神客厅”的小说也不一样,你写到了身体孱弱但练就一双慧眼的小老大,那些奇奇怪怪的到来者,似乎都是偶然相遇,新市民、老市民、高贵的外交官的女儿、他们身体的碰触……
  王安忆:“小老大”是一个病人,疾病使他格外关注身体的感受,所以,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感官化的,这对于教条主义也许可以成为一剂药,它让人有效地摆脱意识形态,让感性浮出水面。这剂药又难免是饮鸩止渴,感官脱落了理性,茫茫然地行动,将把“南昌”带入又一个困境,但这是以后的事了。“小老大”的生平经历与社会主流均不合乎,它却也不是对立和相悖,而是另一个路数。于是,在时代的岸边,他自己创造概念,与所有现成的“主义”都不沾边。他让“南昌”用另一只眼看世界。
  钟红明:你描述了他们的小圈子,萌动,他们成长了,也开始产生各种缝隙;然后你写到了南昌和嘉宝,那似乎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爱情,他们其实是有着隔膜的,但他们却瞬间肉体相融,并因此领略了真正的疼痛。在肉体的遭遇里面,其实是左冲右突的精神在寻找出路。在命运的漂泊里,爱情不是岸,谁也拯救不了谁,但它留下了最真实的生活的痕迹,那上面附着他们的精神。
  王安忆:爱情在这里是次要的。他们这些青年,还不懂爱情是怎么回事,身体的萌动就预先将他们攫住了。但是,他们所在社会的清教徒气息此时也帮了他们一把,他们还不至于去亵渎爱情。其实在这一刻,生活停滞了脚步,无法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养料。他们什么都是空对空,他们的经验在空茫中增长。但是,“南昌”当然是性格特殊的一个,他特别的认真和用功,不满足于空泛的表面功课,于是,锲进一步——和嘉宝。他的理解力,感情,身体,情欲,什么都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上阵。我方才说“小老大”让他脱离抽象概念,可这一回又走得太远,一下子进入感官的核心——性,且造成物质性的后果——怀孕。他就这样从一极被远远抛往另一极,就像炼钢的淬火。
  父与子的关系可说是这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整个写作的线索之一,《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都是这一线索上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悲剧的命运。而“文革”特别让这命运变得突出,那就是父也孱弱,子也孱弱,其间的承继更孱弱。我要让这命运放大到不可回避的笼罩性的程度,所以就有了“南昌”和“父亲”。对于这一对父子,承继的问题变得显形,甚至日常化,于是,构成了故事。这个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将思想作常态的表现,或者说,如何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
  钟红明:你的小说的语言比较缜密,层叠,绵长,这后面需要体验,更需要理性的能力。也有人说读你的小说挺累的,你怎么看?
  王安忆:在写这部小说时,我也努力想使自己的叙述更有趣味一些,但感觉很难,有一种沉重和严肃,我预料这将给阅读带来障碍,但也寄希望于读者对我的信赖。这部小说似乎很难洒脱,写得比较紧张。令自己满意的是它比较硬实,问题是阅读负荷过重,我也不能滥用读者的信任。这两点应该是可以协调的,但目前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叙述,如何清楚,准确,生动,又保持格调,是写作者将以毕生来完善的任务。
  钟红明:你如何定义小说中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小说其实就是表现日常生活,我常常将小说定义为“曲”。日常生活是小说的肌理,难的是要给予思想,否则,它不免会流于庸俗。小说是俗世的性格,但在它的内心,应该有严肃的思考。这也是“五四”的小说传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将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入了俗世艺术。
  钟红明: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有怎样的内心生活呢?
  王安忆:内心生活可说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离,就会有一些成分自生自灭,形成一个微观的生态世界,这才可能对那个公认和共识的大世界作出别样的观照。当下时代显然是对内心生活的挑战,传导的渠道和方式太多,它们可说是粗暴地打破隔离,使得个别的性质迅速融入公众潮流。而内心生活里应有一些是不能传导的,好比隐私,又像积垢,是一些垫箱底的储存,它可能永远不示于人,可有它在没它在却大不一样。现在,能不能守持住这个天地,就看作家的抵抗力,其实也是艺术的才华所在。
  钟红明:常常听到某些地方的作家说,“我们很有生活呀”。可是看了作品却觉得没有深度。
  王安忆:生活当然是重要的,那些经验性的材料都来自于生活,它不止是构成写作的情节,还是情感的发生。对于我这么一个生活经验单薄的写作者,故事和情节常会使我感到匮乏的困难。但是,决定是不是小说家并不是有没有“生活”,而是如何认识“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与方式在各人都有不同,可说千种万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小说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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