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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宽的马车》孙惠芬

2008年第2期

  评论 城与乡:何处是归途
  周荣 孟繁华
  
  今天的“乡土”之于中国人,“乡土文学” 之于中国作家都处于一种尴尬暧昧的关系中。当大中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畅行无阻神勇前行时,中国人对“乡土”与中国作家对“乡土文学”同时陷入到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这一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困境中。中国作家表达的焦虑,不仅仅缘于必须直面他们熟悉依恋的乡土风情正消逝于城市的盘剥侵蚀中,更尖锐的暴露出面对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局面时无所适从的惶惑。但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现代化的脚步。作家能做的只是在心怀不安中真实的呈现出城与乡、传统与现代交锋中人与事的微妙变化。《吉宽的马车》讲述的是孙惠芬眼中的城与乡。这也是作家孙惠芬一直坚持书写的方向。
  作品讲述了一个懒汉的爱情故事。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所有乡下男人都进城当民工的时候,吉宽依然留在乡下优哉游哉赶着马车,成为歇马山庄公认的懒汉。而一个叫许妹娜的山庄女孩,在城里打工时被小老板看中,让她回家等他娶她。可是青春等不住,许妹娜回家办嫁妆时,与赶马车的吉宽相爱了。但是许妹娜还是嫁走了,吉宽却再也无法在乡下怡然的呆下去,弃马丢车开始了远离土地和自然的漂泊之旅。懒汉进城引出了装修老板、酒店小老板、普通民工等农村进入城市的各色人物的心路历程。他们经历着挫折、辛酸、精神上的磨难,而城市依然不属于他们。同时作品从一个乡村懒汉的视角,隐含批判的笔触写出了城市边缘人的另类生活。
  《吉宽的马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顽固的进城情结,这种“向城求生”的情结又扩展为一种强烈的几乎成为他们宿命和宗教的“向外”情绪。正是这种执拗而又不可遏制的情绪展现出乡下人渴望变革的行动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方式和努力。进城其实就是逃离乡村进入到城市中,在他们的想象中,城市就是能够挽救他们自身的地方。现代化的大众传媒极尽各种所能传播着现代城市的符码。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驾驶着闪烁金属质感光泽的香车宝马,利用现代科技衍生的便利迅捷的通讯工具,穿梭于流光溢彩的写字间中,这一切构筑了一种优雅品质与效率至上兼顾的生活方式。这些符号化的影像在表达城市与乡村巨大反差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一个关于城市的梦幻般的神话。事实上,真实的城市生活场景已经退居幕后,传媒中表达的“城市”与乡村相对的概念,它超越了形而下的地理位置,城市就像前方的明灯,让乡下人心中始终涌动着“现代性”的冲动和幻觉,给他们带来的内心的骚动和渴望。在中国,乡村和都市不仅仅像西方那样以农村的城市化表明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她还有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人为的城乡结构模式,使得农村和都市不仅仅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分野,而且还造就了极端复杂的心态,在这种乡村和城市的相互凝望中,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密码。城与乡的差异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进城意味着转折和起止。歇马山庄的人为了进城,为了心中不断涌动的幻觉,不惜低三下四,丧失尊严。吉宽对许妹娜的百般呵护和疼爱也不能留住她进城的脚步,许妹娜明知小老板水性杨花的劣性还是在乡亲们羡慕的眼神中义无反顾的嫁进城。在歇马山庄人的眼中城市意味着一种天然高于乡村的生活形态,“进城”几乎成了歇马山庄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城市的向往,在这里转化为他们痴迷甚至不可想象的宗教式的追求。
  作家显然懂得变革对乡村的意义,她清楚的知道现代化的脚步已不容得停留和固守。所以面对黑牡丹、许妹娜、三哥这些人物看似荒唐、不可理解的行为,作者既没有道德化的声讨指责,也没有启蒙、理性的批判;摹写乡下人在城市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时没有把矛头转为对城市义愤填膺的批判;讲述乡下人在城市中野蛮阴暗的行径时也没有美化粉饰。作家借吉宽之口传达的既有乡下人的哀痛与幻灭,也有都市人的躁动与失落。乡村在中国文学的叙述中,一直就是一个不断被改写和遮蔽的暧昧之地,既可以作为或启蒙或大地般崇拜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民族寓言的表征,其寓言大于真实,意义大于形象。其实剥离出这种生存的真实,看到进城才是农村人世世代代挥之不去的光荣和梦想,才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所以进城主题在当下语境中就别具意义了。
  仅仅作为一厢情愿的“进城”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城市在盘剥了乡下人的体力与纯朴之后,并没有给予他们想要的尊严与梦想,黑牡丹为了留在城市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许妹娜遭到丈夫的蹂躏毒打监禁也坚决不离婚,林榕真屈死他乡,甚至农村出身进城落户多年的大哥也被毫不留情的驱逐了。虽然这个情节的设置有作家刻意用力的痕迹,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城市棚户区住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更悲惨。城市的光怪陆离与弱肉强食超出乡下人的想象和心理经验,也直接威胁着城市人的生存。马歇尔?伯曼的概括是精辟的:“有一种富有活力的经验,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经验,自我和他人的经验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的经验,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感受着它,我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向我们许诺了冒险、权力、快乐、成长以及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又威胁着要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归属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冲破了一切地理和种族的界限、阶级和民族的界限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统一了起来。但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一个没有统一性的统一;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注入到漩涡中,一个斗争和矛盾的漩涡,一个混乱和焦虑的漩涡。”
  也许是预见了涉足这个“矛盾的漩涡”可能遭遇的困难,孙惠芬以一种并不高昂的语调讲述这个关于底层的故事。小说的结构是一个底层文学基本的叙事模式:农民离乡进城,在城市受尽盘剥,女的出卖肉体,男的出卖体力,最后被驱逐,但作者回避了底层叙事惯用的高调情绪或代言立场。《吉宽的马车》与这样的底层文学是不同的,她同情来自乡土的弱者,但她又不是代言者。在她的表达中,谁有权利和能力为乡土中国的底层人民代言,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作家选取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让乡下人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试图以叙事的“真实”凸现客观的立场。但是没有任何叙事是绝对客观的,走进文本细处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它的微妙和复杂。
  应该说小说最出色的部分是前五章,作者用巨大的篇幅完成关于乡村的心灵化的叙述,充满诗意和宁静,同时又蕴含着内心的巨大波澜,似乎静态的描写在心灵的浇灌下也变得灵动起来。从吉宽进城之后,从容、舒缓的叙事语调变得急促、紧张,情节安排的密度大大加强。吉宽大段大段的直抒胸臆,遭遇的波澜起伏的厄运,折射的是作家面对城市的紧迫与焦虑。除了让吉宽直接说出对乡村的怀恋,对城市的困惑外,除了让乡下人遭遇一个又一个的磨难,作家似乎再也没有留给乡下人在城市中更多的前程未卜的未来。
  在小说的结尾,走出去的乡下人又回到了出走的乡下。光鲜的衣着、气派的车队以及车上满载的丰厚的物质,似乎证明了吉宽和黑牡丹都算得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黑牡丹在众人的羡慕和认可中终于换来了清白的名声;乡亲们众星捧月般的礼遇也足以说明今日的“我”——成功的老板——已绝非彼时只能赶马车的懒汉吉宽。可是在欢闹的缝隙依然留下了无法挽回的苦涩。为什么黑牡丹回乡而不能回家?为什么看见倒置房,吉宽遭遇的只是“不期而致的悲伤 ”?归来的是人,归不来的是心。“乡愁,但已经无根”,。无根,在文化的意义上,它征兆着传统价值准则、道德体系的崩溃,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意味着社区的瓦解,生活共同体的溃散。这就是乡土、乡下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宿命。所以,黑牡丹连夜走了,“我”只能在喝醉之后才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和银河”,“看到树上的鸟空中的云”,“听到嘚嘚嘚的马蹄声呼啦啦的风声”,才能听到自己编的歌儿。今日的乡土和乡下人亦如雅努斯神的两副面孔,乡土的诗意只能是存在于记忆中的感怀,现代的秩序更没有预留乡下人的位置。何处才是归途,也许就是作品留给我们最大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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