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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人》韩东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4期

中国情人

中国情人

《中国情人》 韩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品简介:张朝晖和常乐生活在艺术家聚集的大王村,一次偶然让他们结识了富家女瞿红。瞿红和张朝晖住到了一起,常乐常到他们这里蹭饭。张朝晖一心出国发展,终于梦想成真,他把瞿红托付给了常乐。十四年后,回国寻找商机的张朝晖和常乐、瞿红相遇,此时已物是人非。张朝晖、瞿红旧情复燃,瞿红为了能和张朝晖复合,打掉了和情人丁老板怀上的孩子,张朝晖无法接受瞿红的做法,离她而去。一直对瞿红未忘情的常乐接纳了瞿红,因为瞿红不能再生育,常乐和瞿红商量好借常乐原来的情人大猫之腹生子。结果是常乐、瞿红、大猫一同远赴美国。

作品评论:编辑刘汀说,小说叙述释放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大量信息。张朝晖乘兴而来,落魄而归,狼狈之极。瞿红在短短的三天两夜内,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男人。小说还勾勒了常乐的精明自负,大猫的物欲贪婪,石川的无赖嘴脸,既有传神的漫画感,又是精彩绝伦的段子。这正是韩东的叙事追求——日常情爱场景的仪式感与游戏感,兼有纽约百老汇的舞台剧风格。我们若以更高的叙事标准观察《中国情人》,并非没有遗憾。张朝晖对瞿红的那份绝情,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丝复杂的怜爱和悲悯吗?张、瞿特立独行,内心敏感,其性爱恩怨的落差之间一定积蓄了太多可以撕开的内心痛楚、人性挣扎和灵魂奥秘,本该有无限释放的书写空间,却出现了令人失望的意外:常乐匆匆出面,收拾爱情乱局,简化了内在冲突,以“大团圆”的闹剧形式谢幕,减弱了本应更具深度的伦理诉求、更加复杂的隐喻效应。读者王原说,《中国情人》的叙述速度很快,它只在很少几个细节上作了停留,这种手法强化了某些形象和场景,比如张朝晖与石川的相遇,比如好友重逢后的谈资,表面看来,这些故事是对现实的揭露,但细细品味一下,这里又显然有一个话外音,就像一部电影正在上演,而身边正坐着一个人不停打电话一样。对那位观众而言,这部电影速度太快了,他只是浮光掠影看到一个故事,听到那些好笑的段子。我们知道他在想这个电影,但他也在想别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一种强势而另类的姿态介入了故事,这是一种具有即时性的,更注重交谈的表达,作者用他近乎野蛮的取舍表达了他的喜好和态度。评论家黄德海说,《中国情人》总体的倾向仍然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但典型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很难套用到这本小说身上——小说里没有什么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也缺乏现实主义小说对完整故事的追求,更不用说现实主义的写作者对世界和作品里的人物抱持的悲悯情怀。甚至可以说,这本新作骨子里拒绝任何可能导致典型的事物,在叙事中也对任何可能导向高贵的道德关怀和崇高的审美诉求的元素避之唯恐不及。叙事上,《中国情人》保持着韩东一贯的冷静,并不时穿插着他淡淡的反讽和小小的嘲弄。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次,叙述调子里有一种轻微的狂欢。普遍存在的反讽和嘲弄,避免了作者站在任何一位主人公的立场上。这种在叙事中避免爱憎的写作,让叙事者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关注面和更加多样的观察点。在这种叙事方式中,叙述者尽量把自己放空,故事仿佛是自己展开的,叙述者的立场只是随着每个人物的活动而不断调整。而叙述音调中的轻微狂欢,使小说避免了现实生活的掣肘,从现实取材的“物质和材料本身便呈现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把《中国情人》“写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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