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录、见证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态势,为历史存档
官方微博 网上购刊 长篇小说选刊微信

《一抹沧桑》陈玺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

陈玺,196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律师。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并开始在华南师大任教。2003年任广东省工商局法规副处长,2007年至今任东莞市工商副局长。著有长篇小说《暮阳解套》《一抹沧桑》,电影文学剧本《油菜花开》等。《一抹沧桑》入选了东莞市2016年度文化精品项目,并获东莞“荷花文学奖”,被《中国作家》《延河》《北京文学》《作家》《飞天》等期刊选载。

□ 内容简介

  本书以渭北塬上一个叫槐树寨的村落为记述空间,以1974年为起点,讲述了在文革后期、开放前的期待焦灼和阵痛、分队、商品经济对农村的洗礼、从谷物种植到做务果林这一时序长廊中,村子各式人物的心路历程。随着政治氛围的衰减,原来龟缩在村落的神秘人物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随着他们解下甲胄,作者用倒叙回忆的方式,回溯了前七十年几个人物的崎岖漫长、惊诡波折的人生历程。
  民国十八年年馑和随后的疫情,让老五随着逃荒的人流到了甘肃平凉一带,依靠淘井为生;老四在双亲故去后流落到平凉给东家放羊,最终到了天水做长工,和邻家的姑娘演绎了一场苍凉的爱情故事;俊明给东家放羊,负气出走,到了陕北,成了抗大学员,解放初期潜回白区,因老父作梗,人生变轨。
  财东家公子叙伦回到塬上,当了联保主任。解放后一路西行,辗转落脚伊犁,一腔乡愁包裹着他,最终魂归塬上。智亮是年馑后在平凉出生的,他是一个善思好学,不会干活的农民,随着改革开放他成了算命先生。麻娃的父母相继亡故,姐姐嫁与东家为妾,他寄食叔父家,为姐姐出气,怒杀东家公子,出走习武,冒死抗日;回归故里后,他又为陕北押运粮食,侠义取下挂在城楼上的游击队长的人头。解放后他蛰伏在村子,后两个儿子先后亡故。
  老五是饲养员,后来成了“三护队员”。他一生侠义助人,又精于农事,头脑灵活,善于谋划。马九是本分的普通农民的代表,他一溜儿女,在黄土地上辛勤劳作,却始终在困苦的边缘挣扎。宏斌和志发是有点手艺,善于动脑子的社员。大省和陈家老七结下怨气,一直在生产队里明争暗斗。二省是个小聪明,他和智亮成了互相看不起对方的典型。
  陈家老六是解放后贫苦农民当家作主的典型,他从一个游手好闲的少年,成了地主家的长工,解放后又领导地主富农。分队后,他的地位没有了,他焦灼苦闷,在张扬家法中,儿媳离家,最终他成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定邦也是贫苦农民的典型,他机智善辩,总能在困苦的岁月得到政府的关怀,用自己贫苦的身份,维护自己的尊严。
  本书本真地还原了渭北塬上农家生活的场景,将人物放在天地嬗变下农业劳作的背景中,挖掘农民与牲口、家畜和土地的情感。将渭北塬上的风俗、习惯、饮食戏曲等贯穿其中,点缀了那个年代的阉牛、配种、杀猪、爆米花,糙风匣等风情画面,展现了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人们的无奈、困惑和重生。

□ 作品评论

最后的乡村经验和讲述乡村的新方式

王秀涛

一 乡村的主体性

  陈玺在小说《一抹沧桑》的后记里面提到,“课本上有贺敬之的《回延安》。儿时读到‘手抓荒土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些年,每每冬日回到家,就会想起鲁迅的《故乡》,调和着《回延安》的情怀”。鲁迅的《故乡》和贺敬之的《回延安》,其实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乡土小说、理解《一抹沧桑》非常重要的背景和历史的参照。《一抹沧桑》可以放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脉络里,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者陈玺对乡土独特的表达方式。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兴起,包括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人把乡土作为描写的对象,形成了“为人生”的乡土文学思潮,关注乡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描绘他们的心灵,着力于对乡土生死、困难的关切。他们对当时农村的凋敝、农民破产的命运进了展示,同时也揭示了农民的愚昧和落后,以及他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与鲁迅一派不同的是,另一种风格的乡土文学,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他们对乡村的描写,醉心于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描写田园的诗情画意、美好的情感。陈玺当然也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一抹沧桑》是他在东莞回望陕西故乡的产物。在后记里,作者提到,“少年时的家乡之念,就像人的初恋一样,任凭岁月的流逝和风尘的洗礼,烙在记忆的深处。如果大家一直生活在故乡,后续的经历可能会覆盖儿时的记忆,家乡变得混沌。青年时离开家乡,家乡之念永远定格在初恋的状态。”但对于故乡的表达,陈玺显然已经不同于鲁迅、蹇先艾他们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是以文学进行启蒙的一种方式,他们笔下的乡土是想象的产物,故乡并非真实的存在。前不久,陈思和和莫言在上海有一次对谈,谈到了莫言与鲁迅这两代作家的差别,陈思和说,鲁迅一出来把农村看得很低,主要刻画闰土、阿Q这样的农民是不可取的,知识分子要启蒙农民,唤醒他们去革命。为什么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从来没有进到房间里面去?为什么阿Q都是在广场上?因为他们只能看到公众场合的农民,不知道农村在家里面怎么吃饭睡觉,那农民当然是沉默的。
  鲁迅那一代作家某种意义上是在制造故乡或者说再造故乡,故乡的状态附庸于他们的启蒙理想。对此,陈玺在《一抹沧桑》里有清醒的认识,“年节探亲,踟蹰在冬雪掩盖下的瓦砾堆中,我追寻儿时的记忆,感到莫名伤感,就像隔壁淳朴、善良,一生辛苦的二大娘,突然放下了靛蓝色粗布袄背上的柴火,穿着丑不拉唧的裙子,抹着口红,烫着卷发,在街道上飘来飘去一样。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太自私了,总希望老家一直留存于困苦的坡道上,回到老家好有显摆的空间?是不是为了契合自己儿时的记忆,老家就要以老旧的样子成为回忆的背景?”陈玺警惕先入之见对乡土真实性的危害,避免儿时记忆对写作的干扰,在对故乡的陌生化过程中重新观察和发现故乡的人和事,这个过程显然不是依附于某种理念或者依靠记忆的想象。我们在小说里看不到乡村的精神奴役,也并非诗情画意的所在。
  因此乡土的主体性在《一抹沧桑》里被充分确立,不同于启蒙文学着重关注乡村的精神和思想状况,陈玺更加注重农民在吃饭、土地等生活、生存层面的真实诉求。费孝通说,在乡土中国,土地是最近于人性的神,“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
  土地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革中的重要因素,很多重大政治、经济运动都是围绕土地的所有权进行的,土地是中国乡土小说的重要母题,但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土地则是不尽相同的,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显示出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二十世纪乡土文学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阶级属性的关注较多,对合作化、土改等历次土地运动的描写也有非常多的作品,但在《一抹沧桑》里,土地虽是核心因素,但其阶级和政治、经济属性被淡化,它只是农民生活的依靠,作者着眼的是农民和土地的情感关系,“无论哪一种形势下,老五感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会变。土地滋养着农民,让自己娶妻生子,繁衍成一大家子,享受着天伦之乐。人不能忘本,不能辜负了土地的恩泽,要用感恩和敬仰的心去伺候土地”。在老五看来,“土地是老天的,从来都不是谁家独占的,无非就是这个时段由你来伺候,另一个时段由他来伺候。伺候不好老天就会发脾气,将土地收回去,让其他人来打理,甚至会用家财人命来惩罚原来的伺应者” (第322页)。
  对农民来讲,土地是永恒的,不仅是生活的中心,也是人生的信仰。因此我们看到,老五总是弯着腰,看着土地。老五最看不惯有的农民整天背着手,挺直着腰仰着头,看着天和天上的太阳。“他觉得农民的事主要在地上,将地上的事忙活好了,老天就会看到,盯着上天,揣摩着老天的意思,让脚下的土地荒芜了,那是对土地的不敬,对上天的辜负”(第322页)。老五走路看地,时常寻找马路上的粪坨,在他看来,“粪坨即是土地的糖果”。小说里也多次提到农民对粪肥的重视,“后院的茅房紧张,很难分清谁家的家肥,大门前面开始有了厕所。”(第3页)老五幼年时,就养成了拾粪的习惯。无论是炎炎的夏日,还是北风呼啸的严冬,没有事的时候,他会提着粪笼,沿着田间地头割草拾粪。别人的粪笼要么是草,要么是柴,老五的粪笼,草下面常常是粪。“塬上老一辈的尊者,全家吃饭的时候,叮嘱家人,以后到外面劳动,想拉屎撒尿的时候,都得忍着,最好拉到自己家里的茅房。”(第42页)土地的收成也决定了生活的状况,因此农民对自留地非常用心,“自留地施了肥,浇了地,老五心里舒坦了好多。”
  与土地相关的是乡村对吃的重视,小说中关于吃的描写非常多。“塬上人家见面招呼就是一句‘吃了没?’被问者一句‘吃了!’就完成了见面的体恤和客套。千百年下来,吃始终是塬上人的头等大事,人们以吃为中心,维持着种系的繁衍。”见面打的招呼是“传统”,其中包含着乡村的文化,这和他们骂人的话是一样的道理,“塬上骂人的口头禅‘羞你先人哩!’和‘亏了人了!’这昭示着他们以伦理为轴心,不能让先人蒙羞和不能亏人的道德教化” (第3页)。费孝通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而不是法理的社会。乡土社会的维持和现代社会是不相同的,它依靠的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因此,相对于鲁迅等“五四”作家的启蒙伦理,《一抹沧桑》坚持的是乡土自身的伦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自身最大的诉求是经济和物质的,而非思想的和国民性的改造,因此启蒙者往往陷入错位的尴尬,乡村和中国的现代性的诉求并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乡村的伦理和上世纪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国家伦理也并非是统一的。陈玺在后记里提到的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回延安》,涉及到很多关于陕北乡土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政治化的,是政治抒情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乡土的再造。当然更为典型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对乡土的描写指向的是现实问题和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乡村在农村题材小说中被极大地弱化,目的在于传达政治观念和政治政策,因此乡土没有延展性,无法获得更普遍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一抹沧桑》里没有国家、政治对乡村的遮蔽,时代的变迁在乡村留下了痕迹,但乡村的运转仍然延续的是自身的法则。乡村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乡村伦理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小说中在描写洪发时写道,“塬上的文化,原本是一种基于礼义廉耻的人情文化。改革开放后,各种利益关联就像浊流一样,浸洗着文化的骨脉,许多面上的人际交往,混杂着太多的利益关系,在利益的制导引诱和浸润下,人们的关系在发生变异。塬上人骨子里有一种侠义,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将会加倍回馈给对方;如果别人对自己冷傲,自己就会更加冰冷地将冷傲反弹回去。洪发的孤傲让他始终游离于人情世故的外面,大家尊重地将他摆在合适的位置,既不亲近,也不招惹。”(第687页)虽然有利益的不断介入,礼义廉耻所维持的“秩序”不断受到冲击,但侠义的精神还在,这是乡村固有的“传统”。

二 “新乡土文学”的写法

  《一抹沧桑》没有一个统一性的故事,有的是乡村生活的繁琐日子。没有了启蒙、国家等外在力量的推动,关于乡村的整体性叙述变得非常困难。《一抹沧桑》是对故乡、农村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返,摆脱了种种外在的观念、理念的预设。虽然这部小说和社会历史变动有关,但历史变动下,乡村生活是重复和稳定的,因此小说并不依附历史,也没有采用社会历史的发展去观察农村,它直面最原始的生存经验,基本保留了乡土生活的底色和日常生活的原生态。
  小说是由绵密的生活细节构成的,而且农村劳作细节非常逼真,很多喂马、喂猪、播种、收割的场景,婚丧嫁取的风俗,这些细节描写是非常精准的。比如小说对杀猪的描写,不仅仅有对杀猪过程的描摹,也有农民观看杀猪的“狂欢”,杀猪在农村就是一场大戏。晚上孩子不睡觉,大人就会说,“还不睡觉。明天队上要杀猪。”(第125页)杀猪的人也会因为观众的存在愈加卖力,“看到人越多,顺发更加来劲了,他咬着刀子,将一盆子水顺着猪的胯下倒进猪肚子里,水顺着血脂,泛着腥臭,穿过腹腔,从猪头上淋了下来”(第129页)。描述的准确性,是《一抹沧桑》描写乡村生活时非常重要的品质。
  这些细节恰恰就构成了乡土生活的秩序和形态,这也是乡村生活真正的样子,它就是琐碎的,没有那么清晰的逻辑。这部小说的背后没有宏大的叙述,也没有特定的理念作为依托,但他的叙述是坚实而经得起推敲的。这种写作是非常有难度的,这需要充分的乡村经验作为支撑,也需要写作的持续动力。小说是反结构、反逻辑的,结构是日常生活的结构,是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叙事结构,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戏剧化和冲突。《一抹沧桑》不是对乡村生活的强制性解释,也不是想象性的判断,乡村生活保持了一种完整性,没有被随意切割和重组,内部的稳定和变化得到自我的呈现。
  在这一点上,《一抹沧桑》和贾平凹的《秦腔》有类似的追求,贾平凹写的是清风街的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贾平凹也有过担心,“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贾平凹的这种写法是对文学写作常规,对流行的理念写作和家族史诗写法的反叛,这是他文学上的自觉,“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一抹沧桑》同样是是对史诗性宏大叙事的反叛,他所追求的就是未被重新安排的日常生活,这种追求的意义就像亨利·詹姆斯说的,“在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越是看到那‘未经’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在接触真理;我们越是看到那‘已经’重新安排的生活,我们就越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代用品、一种妥协和契约所敷衍”。
  这是陈玺把握乡村的一种方式,零零碎碎,不成整体,处处都有精准的细节描写,但一处都不多余,因此并不存在卢卡奇所说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所造成的细节的肥大。作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小说中种种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细节叙述与描写都服务于对人和乡村的刻画,看似零散,却指向一致。《一抹沧桑》擅长以细节刻画人物,小说塑造的人物非常多,但每一个人物性格都很鲜明,他塑造的农民的性格并不是单一的,乡村里面可能存在的性格比如善良、隐忍、抗争、坚强、算计在小说里面都能找到;乡村有老五,也有马九。小说里面对马九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写到马九给儿子办婚礼时坐在门口,手里拿着雪茄不舍得抽,见到有人来了才浅浅咂一口,深深吸进去,好让别人闻到雪茄醇香的味道,端着茶缸晃着让大家看着里面是放了茶叶的,不是白开水。儿子结婚,马九满心欢喜,但听到厨师要菜油拿粉条上肉丸,“心里总是随着叫声咯噔咯噔地乱跳”,同族的小伙子扛面袋子摔在架子车的一瞬,“好像摔在他的心上”(第30页)。动作和心理描写非常传神,简单几笔塑造出鲜活的、符合农民性格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些人物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是理念化的产物。就像上世纪50年代对《创业史》的评价,邵荃麟以及严家炎老师都认为,梁三老汉的塑造的比梁生宝要好,梁三老汉这个中间人物比较真实,而梁生宝是理想化的想象的产物。《一抹沧桑》里的人物描写都是很成功的,除了老五、马九,麻蛙、俊明,甚至狗眼、金尚武,都个性鲜明,代表了乡村不同的性格。
  槐花寨每一处故事都很零散,虽然都不起眼,但又都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意义。这些零碎的故事构成了槐花寨自身的历史,它可以不附属与任何其他外在的东西而存在。这是槐花寨的生活史,看似时空流转,不断变化,但又高度重复,就像村子里的壕,“千百年的生生不息,村头的壕取了一层又一层,变得越来越深了。架子车拉土的坡度越来越陡了,路程也越来越远了。土变成了肥,架子车不断将农家肥运到田里,拉粪到田里的路慢慢有了坡度,并且越来越陡了。村子在坑中,田野的雨水随着田径流到村里的涝池。”
  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写作,也代表了当下“新乡土”文学写作的一种方式。2016年出版的付秀莹的《陌上》备受好评,也引发了关于“新乡土”写作的讨论,孟繁华说《陌上》“没有完整的线性情节,人物也是散乱的。这当然是芳村的生活现状决定的。或者说面对当下的乡村,没有人能够再结构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秦腔》《空山》《上塘书》等莫不如此。因此,付秀莹选择了‘挨家挨户’写起的结构方式——既没有人尝试过,同时也是她熟悉的方式。”《一抹沧桑》显然也在这种写作方式之列。

三 最后的乡土经验

  “随着1990年代以来启动的,而在今天正在加速的‘城镇化’进程,这些作家毋容置疑已经是当代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代乡土作家’。其子女不可能再重走他们的人生道路。这几乎是一代将要‘绝种’的‘乡土作家’。”“在来势汹汹的城镇化的背景中,‘乡土小说’这一稀有题材品种将如何保存和得以赓续?不能不使人略感忧心。”这是程光炜针对“50后”作家的状况,表达的对乡土文学的担忧。这种担忧在“70后”作家徐则臣那里也有体现,徐则臣曾说,“50后”和“60后”的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人生改弦易辙之前,一个稳定的、典型的乡土扎根在了他们的灵魂里。留在他们前半生里的那个丰富完整的乡村中国,足以支撑他们可靠地完成接下来的乡土文学书写,完成对前现代的乡土中国的回忆和现代的乡土中国的描述和想象。但徐则臣赶上了一个乡土中国的大变局,他的农村生活已经处在了变局中,乡土没有来得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因此他说他与生俱来地就错过了一个纯正的乡土中国。在他们还没来得及、也永远没机会和可能把血脉扎进乡土中国时,构成乡土社会的那些最本质、最坚实的要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支笔,向着城市去”,这会成为徐则臣这代作家最终的选择。因此乡土经验的缺失导致真正的乡村描写会越来越少,一方面源于年轻一辈作家乡土经历的匮乏,另一方面,真正的乡土生活也将逐渐消失。就像陈玺在后记中写到:

  新街在延伸,新宅在丛生。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农人们,蹲在自家高起的屋脊的阴凉中,眨巴着眼睛,惬意十足。空落落的街道上秋风卷着黄叶,稀落的邻里蜷缩在自己的宅子里,没有公鸡的振翅打鸣和母鸡的咕咕觅食;没有马匹的仰头嘶鸣;没有猪沿着树沟,摆着尾巴哼哼拱食;没有羊群对着青草,咩咩撒欢;没有蔫驴摇着尾巴,用脖子搓着树干。几只硕鼠吱吱从墙角钻出来,睇溜着黑豆一样的眼睛,抖着耳朵,看着人,摇着尾巴,招呼着一班兄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树沟走过。他们不时回过头,磨着牙。滋啦滋啦地叫着。一世苦求一座宅子,本指望一家人和乐住在一起,没想到晚辈们黏贴在城镇生活的边沿,家成了年节时的驿站。

  记忆中的乡村已不复存在,乡村也已成为“驿站”,青年一代已经远离乡村。有人认为《秦腔》是为乡村唱的一首挽歌,贾平凹在后记中说,“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可见,对乡土文学“绝种”的担忧不无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抹沧桑》这样一部回到生活原点、生活本身,回到乡村的小说,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它延续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同时也展示出了自身的审美追求,它所呈现的纯正的乡土经验是我们今天观察、认识乡村难得的重要参考。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引用地址: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