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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河》修白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修白,女,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职业为会计师。现居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学员。作品短篇小说《产房里的少妇》获第12届中国人口文化奖。在《当代》《十月》《钟山》《山花》等发表小说散文200多万字。部分作品被译介至国外。著有长篇小说《金川河》《女人,你要什么》,小说集《红披风》。据其同名小说《手艺人》改编的电影2016年在北美上映,并入围第27届棕榈泉国际电影节。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时间与记忆,人与往事的小说。从民国初年到新世纪,时间与空间错综交织,成年“我”与童年“我”超时空对面并相互凝视。作者以时间旅行者的姿态,回到了时间的河流中,回到了金川河岸。
  日本军舰登录连云港,祖父一家对日军的逃亡与抵抗,父亲的隐遁,少女对母亲的抵制……传递着循环性的逃离与至深的反抗。“我看见自己的童年,茫然地站在那里,那么孤单无助……”被捉去游街示众的表姐夫,被送进孤儿院的大表哥,吊死在门框上的女教师,给领袖像画上八字胡而被枪毙的恶少,在一场打斗中被活活砍死的小九子……颉柏稚嫩的心灵被一场场潮水冲击着。她在被穿大头皮鞋的邻居男孩的欺辱中,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卑微,时常会有自我形而上式的存在之思——我不想当我,我之卑微以至我不存在。于是,“我和弟弟去床下找钉子,想把门钉死,大人的世界和我们没有关系”。与此同时,读书的欢乐,逃课的刺激,情窦初开的惶恐与羞怯……生命过程中交织的律动又感染着颉柏,大地、流水和阳光,勃勃向上,组成了生命中另一条欢乐的细流。

□ 作品评论

创伤叙事与流动的成长记忆

张光芒

一、创伤与症候:《金川河》的叙事逻辑

  在历史的长河中,20世纪被称为创伤的世纪,这当然不仅是缘于它的多灾多难、它的战乱与内斗、它的流血和死亡,更因为它有时会从无所不在的方向给活下来的人制造难以弥合的创伤。对于从上个世纪走过来并且活跃于文坛的新世纪作家来说,创伤叙事具有独特的美学诱惑力。对于修白而言,这种诱惑显得尤其突出。像此前她的《产房里的少妇》写了女人的生理痛感,《缓慢的激情》表现了女人的精神暗伤。还有《迷途》所展示的母女间的残酷对峙,《剪刀手》那难以辩白的冤屈感,《证人》的主人公所经受的来自于母亲那莫名的敌意,等等。而到了长篇小说《金川河》,一个更为典型的创伤叙事文本建立起了其自身独具特质的叙事美学。
  创伤叙事与伤痕叙事不同,在后者的叙事范畴中,外在的伤痛、可以治愈的伤痕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比如我们在卢新华的《伤痕》的结尾就看到,主人公想到未来,“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她甚至能够一身轻松地“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在这里,即使那伤痕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仍然可以弥补。而阅读《金川河》带来的创伤感恰如金川河的河水源源不断、奔涌不绝、绵绵密密、隐痛丛生。如果说从创伤的承受载体而言,有国族创伤、家族创伤、群体创伤、个体创伤等等,那么《金川河》流淌着的主要是远离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创伤。如果说从创伤的性质来看,有生理创伤、文化创伤、心理创伤、精神创伤等等,那么《金川河》着重灌注的是人性层面的心理创伤。而如果说从创伤的来源来看,有家庭创伤、社会创伤、战争创伤、种族创伤等等,那么《金川河》则承纳了这几乎所有的源头。
  另一方面,对于记忆中的人和事的回溯,构成了《金川河》的基本叙事流程,而且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从童年到少年再到姑娘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成长的回忆。今年刚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曾经特意强调,他喜欢回忆,“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 。对于小说家来说,回忆不等于历史生活的再现,也不是自叙传式的个体生活的重构,它甚至与真实无关,它主要是主人公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叙述者面对自我的诉说。
  这样的写作让你无法按照通行的逻辑来理解《金川河》的故事何以如此连缀,让你无法从任何他人的经验主义视野中索解小说叙述的内在关联。主人公“我”从小就是少见的乖孩子、好学生,成人后更是著名的妇科专家,是备受尊敬的妙手大夫。然而,在小说的整个叙事框架中,这些只是几乎不占什么分量的信息。我们在小说中首先读到的和看到的是一些叙事学意义上的症候,如果不能够潜入叙述者的精神肌理,也许仿佛面对着的只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白日梦”般的呓语。
  为什么故事所述涉及抗战前后祖父一代人的疲于奔命直到“我”孩子出生之后,但小说的开头却固执地从第一次见到“大头皮鞋”和“查户口”开始?——“1970年的夏天模糊而漫长,日光像白霜一样战栗。清晰的镜像是穿大头皮鞋的户籍警来查户口。我和弟弟正在地上玩耍,……”为什么这“大头皮鞋”的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为什么“我”从小就不会哭?许多年之后当“我”做了母亲,为什么在“我”听来,小囡的啼哭不是生命降临的欣喜,而是那“嘹亮的哭声传遍大地”,为什么陌生的怀抱使她产生惊惧、惶恐,持续而顽固?
  这些问题必须从《金川河》的内聚焦叙事结构入手方可索解其独特的审美逻辑。创伤记忆、成长历程与自我精神的隐曲表达,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偌大的张力空间,供读者与叙事者一同上下求索。症候背后隐藏着人生与人性的巨大秘密。不仅是“我”如此,周围的人也常有此怪异的症候。比如,小说写道:很多年以后,“我”大姑妈家的盼表姐做了母亲以后,总是无端地猜测道路上的一场车祸主角是否会是她的儿子?每当天上黑云飞卷,她总是担心黑云会把弟弟带走。通过追索小说的细节,我们知道,原来盼表姐还有个未见过面的姐姐,当年因为发烧并且缘于护士的一个失误活生生地死在母亲的怀里,那时候母亲肚子里正怀着盼表姐。难道是“大姑妈早年的阴影投生到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身上,她承接了母亲的惶恐并如影随形”?
  对于修白来说,交杂着尖锐的疼痛与莫名的惶恐的成长记忆不再是那种梦魇一般每每想到便会惊叫的东西,而是从来不需要想起而且想忘记也不得的生命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身体里流动的血液。

二、回忆与追索:个体生命的存在根据

  金川河是母亲河,是时间的河流,也是历史的见证,但在作家笔下,金川河却是拉长了的生命机体,是内在灵魂的来龙去脉,是个体精神绵延不绝的喷涌,是本真人性源源不断的流淌。
  修白自谓:“她的记忆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不时地要跑出刀鞘,挑衅她隐忍的力量。她的先辈们的生活史注定要越过时空,不断地跑出来和她约会。一些不甘寂寞的阅读、记忆、人物,总是纠缠不休地占据她现在的生活时空。”(《记忆的河流》)当修白进一步强调“人类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宝贵的财富便是记忆”的时候,她业已自觉地意识到回忆之于叙事的非线性关系,《金川河》的创伤记忆、成长回溯与当下自我之间由此产生了隐曲而偌大的张力空间。
  万妈妈的二儿子,用脚下的大头皮鞋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正在洗碗时用的铝盆踢翻,“我蹲在地上,不敢言语,低眉顺眼,期待他走远”。“无助的人,内心恐慌、愤怒,但我忍住了。”“那个时候的我不会哭”,因为“哭是要有资本的”,如果说哭是一种示弱,那么示弱,只会招致更大的恐惧降临。如果哭,表达的是委屈,那么,事实是没有人会理会这个瘦弱的小孩的委屈。既然没有这些资本,那么只能忘记眼泪,只能忍耐。
  少不更事的顽劣孩子做的这些残忍的游戏在同样少不更事的承受者那里造成了莫大的创伤,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少不更事么?远非如此。在修白笔下,成人世界的顽劣、丑陋犹过之而无不及。“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曾在表演中演李铁梅,因为“我”唱得好,将演唱李奶奶的老师何大胖子比了下去,结果被抢了风头的何大胖子恼火至极,竟然以毒打女儿闻鹃来发泄内心的不满。
  “大头皮鞋”之类的“一个人的疯狂”已经让“我”惶恐至极,而接踵而来的“一群人的疯狂”更是让人无法直视,难以躲藏。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的好伙伴被农会积极分子活埋,60年代初二姑没有收到父亲的粮票活活饿死,表哥逃亡到东北也未寻到生路而自杀。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游行、械斗、追击、拷问,仿佛世界末日来临般的“一群人的疯狂”不断地上演。万妈妈家的小儿子因为给教室里挂的领袖像上画了胡子,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被杀的时候,“他的脑浆迸发出来,喷射到卷心菜的叶子上面”。
  来自外界的记忆中的血腥固然可怕至极,来自于家族、亲人之间的摧残却令创伤更加漫无边际。威严的祖父从来不曾给过“我”一个眼神或一句对话,只有当祖父的肉身消失之后,在他的墓前,他的存在于“我”才有了贴近的意义。在这个大家族中,“我”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幽浮在世人的眼光之外。
  母亲对“我”从来就充满着怀疑、敌视、厌恶、仇恨,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常常“叫我死在一个她找不到的拐旮旯,免得她去给我收尸,黄土下面不分老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少女颉柏第一次来例假,惊恐之下,母亲非但不关心女儿的慌乱,反而捶胸顿足,伤心至极,跑到大姑妈那里哭闹,说自己没法活了,要死了,“我,一个红军的后代,嫁到你们家,真是瞎了眼啊”。对此,“我”反复追问:母亲对“我”的成长竟然表现出“至深的憎恨”,这“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成长起来的恐惧”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秘密是什么”?
  从少年世界的残忍,到成人世界的血腥;从一个人的疯狂,到一群人的疯狂;从外界身而来的身心践踏,到亲人之间无休止的精神摧残……修白在小说中完整地描画出了那创伤来源的方方面面和不可避免。同时,小说通过对父亲的回忆、“我”不同阶段的回忆以及对于当下生活的照应等的穿插交织,将不同来源、不同层面、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创伤加以追索杂糅,从而引人进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茫茫天地,欲说还休,欲罢不能。
  修白在“创作谈”中这样表达自己对于小说叙述的理解:生活的逻辑、人物必然而至的命运,当一切都没有“目的”,没有“刻意”,却是如此“真实”,细雨润物无声的时候,也许,细流就这样汇成了河流的源头。我很理解修白这话所强调的文学真谛,抑或说修白所钟爱的小说美学就在于追寻当下生活与当下自我的精神源头。仰望星空也好,放眼未来也罢,若不找到这那些涓涓细流所汇成的源头,一切都将是虚妄。这也正如修白在她的小说集《红披风》(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后记”中所说:“无论是一蹴而就的顺利还是反复磨砺的挫折,都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实验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注定不再是我。我是谁?我来到这世界干什么?我周围的人在干什么?我活着的理由是什么?”可以说,流动着的成长记忆,既是小说写作的理由,更是追索个体生命的存在根据。

三、至深的反抗:《金川河》的人性哲学

  修白曾写过一篇散文,题为“至深的反抗”,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浓厚的人性学意味的哲学命题。她认为,“河流的源头来自于雪山、冰川、盆地、山麓、泉眼。人的反抗来自哪里?加缪的《鼠疫》揭示了纯粹、永恒的恐怖和人的存在的荒诞处境,但反抗的起因仅仅是荒诞吗?也许还有至深的根源。”然而,在《金川河》的故事中,我们其实很难看到反抗的影子。在《记忆的河流》中,修白进一步追索,反抗“也许还有至深的根源”。她试图不断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使《金川河》里的主人公“年幼的心感受到自己是如此卑微。事件接踵而至,她却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是什么使她丧失了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她内心的惶恐、战栗、喧闹不休。为什么她总是以隐忍和沉默的姿态面对”。
  在解读修白小说中“至深的反抗”的意味时,有人认为那就是不反抗,达到隐士的境界;有人则认为与其说这是至深的反抗,不如说是至深的承受。我想这些说法也许还没有完全理解修白小说中所寓含的意蕴。反抗并不一定是正对着压迫力量的方向,它可以转移方向;反击也非一定意味着破坏性的力量的爆发,它也许可以表现为吸纳或者包容。
  当许多年之后,“我”去学校给小女儿送食物的时候,在学校门口,“我把她抱在怀里,吻她,抚摸她柔软的头发”,“我”告诉她“妈咪有多么强大,像老虎一样能击败所有的鬼怪”。这时的叙述者其实已经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另一个自己,当成小时候的自己,“抱紧那个曾经怕黑的颉柏,抱紧那个不曾被怀抱过的颉柏”。——这是将自己曾经缺失的加倍偿还给另一个自己。其实这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叙事伦理指向,那就是自己曾经渴求而不得的东西,当自己有机会付出这个东西时,就一定要把它无条件地奉献出来,从而避免那种刻骨创伤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在他人身上重演。我们几乎不能不替小说的叙述者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让作为别人的女儿的“我”也生了一个女儿,让“我”有机会亲手塑造女儿,让“我”终于有机会看到没有创伤的“另一个自己”,抑或说是“另一个自己”的复活。回溯故事,我们发现,小时候的“我”已经在等待,“等待那个会哭的自己来临,她会来吧,她会来吧”。联系至此,这难道不正是“至深的反抗”?
  正如作家意识到的:“反抗,是赋予生命以意义,最终成为生命得以伟大和崇高的根据。反抗的本质是捍卫人本身应该坚守的东西:人的尊严、人类的爱、社会正义、人格、良知、人性的力量。人对反抗的隐忍,从来就没有消失和断裂,它只是择机而行。”而小说主人公从小就钟爱的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雨果,这些书“一本本在藩篱内种下小树,这些自由的树林有一条与外界连接的通道,通道的源头正迎接河流的到来”。可以说,这既是对人性的发现,也是对一种自我启蒙与人性成长方向的发现。
  《金川河》除了塑造了“我”整个家族的诸多人物形象之外,对家族之外曾经的同伴、邻居等也有重点的刻画。比如对于闻鹃姐姐这一形象,叙述者详细描写了她经历的诸种创伤。来自于母亲天长日久的摧残和无休止无底线的羞辱,使她难以忍受下去。她就是一个屈辱的存在。贫穷,苦难,无论多难的生活困苦对这位少女来说都不算什么,她向“我”说:“颉柏,我想去死,不想活了,人活着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我也能活,就是太苦了……太苦,我也能活,就是屈辱,屈辱让我想死。”某种程度上,闻鹃正是作为“我”的补充形象存在的。好在她遇到了一个真心喜欢她的男人余维,她义无反顾地逃离自己的家搬到余维的家,心甘情愿地退学并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顾对方瘫痪在床的母亲的重责。这番自我拯救之举固然让“我”欣慰,但“闻蝉死后留给闻鹃的仅有的资产,她悉数交给余维之后,我的潜意识里就把她和海丝特·白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生活。”
  闻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的悲惨,也折射出“我”不一样的自我寻找之途。进言之,闻鹃的反抗更多的乃是受人类本能的驱使,而唯有“至深的反抗”方可确立人性的尊严。小说《金川河》的故事似乎没有结尾,最后一句话就是“我”的自言自语:“我在混沌和焦灼中意识到,总有一天,我要去找她。”可见,闻鹃这面镜子在小说叙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审美价值。它启示更多的人探寻烛照人性的自我发现之旅。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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