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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城》马笑泉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4期

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8届、第28届学员。曾在县里做过8年银行职员,在市里做过10年报纸编辑。2014年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2016年当选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当代》《收获》《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作品》《芙蓉》《天涯》《花城》《山花》《青年文学》《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等刊,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迷城》《银行档案》《巫地传说》,小说集《愤怒青年》,诗集《三种向度》《传递一盏古典的灯》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文。

□ 内容简介

  《迷城》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时间背景,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风俗、物产等多个角度书写一个南方古城,同时呈现和探讨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限。小说刻画了鲁乐山和杜华章这两个当代之“士”的形象,通过描绘他们不同的文化基因、性格作风、命运走向,彰显出深沉阔大的家国情怀和道义力量。小说叙述从容,描写细腻,结构严密,通篇神完气足。
  整部小说采用双线平行叙述法。一条线叙述迷城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突然坠楼死亡,引起各方猜疑,最后却被定性为因患严重抑郁症而跳楼自杀。与鲁乐山私交甚笃的宣传部长杜华章在接替鲁乐山职务后,逐步接近事实的真相,最后惊觉自己也陷入险境;一条线叙述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杜华章空降迷城,出任宣传部长,分管宣传和旅游。在执行旅游强县的战略过程中,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他试图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保存古城的文化生态,虽得到官方和民间有识之士的支持,但也屡屡遭遇来自官方和民间各利益阶层的反对。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鲁乐山经过一系列磨合,最后精诚合作,共谋古城的良性发展,直到鲁乐山离奇死亡,而他在迷局般的博弈中,被动接替了鲁乐山的职务。

□ 作品评论

生命理性的追寻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聂 茂

  作为一名“70后”作家,马笑泉自2003年在《芙蓉》第2期发表中篇小说《愤怒青年》并产生广泛影响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态势,不仅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而且推出了多部长篇小说,同时在诗歌、散文、甚至是文学评论等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以骄人的实绩成为文学湘军中的一名健将,而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迷城》又是他文学道路上的一次跨越。该小说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叙述跨度,用一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古城作为叙述标本,通过一桩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案件将文本叙事的整个情节串联起来,向读者展示了一场生命理性的追寻,彰显了个人操守的韧性力量。作者试图对现实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基层政治以及社会场域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发掘与阐释,揭示出作者本人对于原始生命、道德理性与文化力量的深层思考,按马笑泉的“夫子”自道,这部小说是“青年写作的总结,中年写作的开端。”
  显然,《迷城》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厚重之作。从人物活动的空间维度来看,这部小说塑造了一座位于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文明交替间的古城——这座南方的小县城既具有乡土社会原始的生命气息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又体现了现实语境下的多元性与喧嚣形态;从文本叙述的时间跨度来看,这部小说将叙事笔触从以往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描写延伸到了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跨度的拉长更加贴近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增加了历史的丰沛感,特别是小说人物群体或多或少的仍然保存着“文革”所带来的深刻烙印尤为印证了这一点;而从文本写作的风格来看,这部小说具有一种冷静、悠长与厚重的意味,相比《愤怒青年》系列所展现的冷峻和暴烈,该作则显得更加成熟、从容与内敛,体现出作者情感张力的节制性,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品位、想象空间和审美经验。
  下面,论者主要从这部小说的空间维度(即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历史时间维度(即文本叙事的时间跨度)与政治文化维度(即官场政治与传统思想文化)等三个剖面对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深层寓意与象征含义进行深入解读,以期还原传统文化在现实视野下所展示的独特生命意义和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时代价值。

一、原始生命的追寻

  米克·巴尔认为:“在故事中,空间是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的首要方面就在于人物所产生的意识在空间中表现的方式……空间常被‘主题化’:即空间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就成为一个‘行动着地点’。”在《迷城》这部小说中,马笑泉别出心裁地为故事人物的活动区间营构了这样一处独特的“动态”活动环境和想象空间——迷城。这座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南方小县城没有明确的形态样貌,也没有真实的地名,更遑论文献记载了。从文学意义上看,“迷城”是一种存在,为人物的行动与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方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基本内涵:
  首先是丰厚的现实精神以及由此彰显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主要与作家的亲身经历与成长空间有关。马笑泉从小在与农村毗邻的县城中长大,后来又先后在县城和地级市城市工作过,因此在他的创作中隐隐约约都蕴含着“农村-城市”的双向生命经验。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属于繁华的都市,也不属于饥饿的乡村,而是游走于乡村与城市交叉地带的小城镇。因城镇兼具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形态,活跃在这个空间中的人物群体也不免具有二者交界处的各种特点。“迷城”既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容纳着诸如古城墙、云雾山、隐仙岩等天然景观以及历史掌故,也承载着卤菜、丝弦、书法、茶艺等人生日常的饮食起居与艺术形式;但是同时也充斥着些许躁动不安与喧嚣的因子,悄然滋生了种种过度的欲望,深刻地展现出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空间里存在的要素。正如文中主人公杜华章所慨叹的那样:“迷城可谓集儒释道于一体,城中文庙代表儒家,城边隐仙岩是道教福地,城外云雾山是佛门圣地,但这里的人们似乎并未受到熏陶感化,种种愚痴顽劣的行为,别处有的,这里都有,别处没有的,这里也有。”这处场所本应具有平和与清雅的天然形态,却在向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丧失了淳朴与原始的生命内涵。县里官员们为了攫取更多的钱财以便于维护自身的权力,不惜牺牲普通矿工的生命;商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不仅在脏乱的环境中生产食品,还向食品中添加有损于人类健康的化学药剂;政府工作人员为了谄媚上司领导以及满足自身的性欲,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年轻的初中少女……但是文本中还有诸如杜华章、鲁乐山、龚致远等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物秉承着这处空间最原始的文化底蕴、精神追求与思想内核,不断在现实生活中检索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究其本意,或许就是探寻传统的乡土文化,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一种自觉实践吧。
  其次,“迷城”也可理解为“谜城”,带着显性的符号能指,具有浓郁的象征与隐喻色彩。正如文本开篇所暗示的:“这条小巷像一根用颤笔写出的线条,抖抖地延伸着,时而甩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弧度,时而又斜逸出另一根线条。无论是沿着它走到底,还是拐进中途连接它的另一条小巷,都会面临更多的转折和分叉。”这处空间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它由众多弯曲延展的小巷构成,却又由各条分支汇集成一张密集的网,将人物的活动、命运等紧紧连在一起,错综复杂却又有迹可循。文本中的人物就在这样一张网中载沉载浮,跌跌撞撞地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寻找着“迷宫”的出口。不同的是每个人选择前行的方式不同,也由此造成了每个人不同的命运和结局。杜华章和鲁乐山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与翰墨书法中汲取能量,为迷城的经济发展选择了一条可持续的生态道路,不仅利用迷城当地原始、自然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还吸收了传统中药饮食文化成分,将“迷城卤菜”推广开来,之后更是依托云雾山自在寺的佛教文化举办了“云雾山首届禅宗学术研讨会暨云雾山祈祷世界和平法会”,使国家顶层设计的新农村建设成为某种可能。不仅如此,他们二人还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思想中感受古代社会的遗风,希望寻找到一种通往最原始、也是最具生命力的精神气息。而康忠、阮东风等人为了一己私利,满足自我的虚荣心与优越感,不仅放纵下属生产对人体有害的食品,非法开采煤矿,甚至与民间邪恶势力相勾结,利用违法手段谋害他人性命,等等。这些人物内心深处的欲望逐渐畸形发展并日益膨胀,最终不得不在追逐物质利益与权力的道路上迷失自我,失去了记忆与灵魂深处最原始的道德素养与生命力量。
  在此基础上,马笑泉还塑造了一处民族融合的充满原始活力与生命张力的空间:即鲁乐山的老家归元乡草根坳村。这处空间远离迷城,窝在群山深处,以苗族群体为主世代定居,因此保存着更加原始与纯粹的文化礼仪与生命气息。在杜华章等人运送鲁乐山的尸体回老家安葬这段情节中,从最初的洗尸到请师公做法事、听歌师唱丧歌再到最后的起柩。作者用不紧不慢的叙述语调将这样一场下葬仪式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张扬出原始乡间那种神秘而古老的文化风俗,及其这种风俗的内部结构、组织形态与仪式密码。在作者的笔下,这处场所空旷而冷清,唯有几根电线杆“默立在夜色中”;同时缥缈而又虚幻,“眼前只有缥缈寒凉的夜色,无情地诠释着人生的虚无”,即使有夜鸟的鸣叫,却也是那般短暂与哀伤。正是在这样一处沉寂与荒凉的夜色中,法师开始为死去的鲁乐山“做道场”。我以为,在作家的意识中,生命的逝去最终回归于原始的村落是最适宜的表现方式,而这也体现出作家对原始生命力量的一种呼唤与追寻。

二、道德理性的重建

  马笑泉生于1978年,或许是由于家庭的历史遭遇,抑或是受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氛围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文革”的影子。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文革’所造成的精神和文化的伤害确实潜在地影响到‘文革’以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到新一代人的成长,直到今天,也许很多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文革’的特定历史。”纵观马笑泉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中人物群体的成长过程和文本的前进动力大多笼罩在“文革”力比多的阴影之下,在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文革”所带来的伤痕和烙印,他们显得孤独而迷茫、冷冽而暴戾、绝望而无助,像得了重病后的遗留症,或隐或显地烙刻于各色人物的言行中。“文革”将传统伦理、道德秩序全部打碎,将人性的光芒与温情完全撕裂,将优秀文化与社会文明践踏在脚下。在这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被轻而易举地推向了社会场域崩塌的危险边缘,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错误的阶级斗争观念,以致在狂热的政治斗争中丧失了理性的思考,最终走向了命运的悲剧。
  秘鲁著名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在任何小说中,时间都是一种形式方面的创造。因为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形式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发生的一模一样或者类似;与此同时,这些个虚构故事的发生,即叙述者时间和叙述内容时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使用上述时间视角所讲述的故事。”这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叙事形式上的功能,马笑泉在其小说创作中选择截取“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片断,这是作者的艺术立场和价值取向,同时也为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确立了一种特定的时间视角。这个时间视角并非舍弃了人物的历时性社会发展和共时性的情感承载,而是追根溯源,探求影响文本人物当下为人处事的个性原则、组织结构等内在因素,从而为人物未来的走向提供一条更加理智与清晰的道路,也使得小说内在的批判性与说服力获得极大的提升。在马笑泉的新作《迷城》中,他虽然选择以新世纪头十年为文本的主要叙事时间,但仍以暗线或较为隐晦的笔触描写出“文革”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度破坏,表达出作者重建道德理性的强烈诉求。
  文本中,“何记卤菜”的创始人何瑞生凭借自身对于中国传统中医饮食文化的敏感性与热爱程度,成功地对迷城卤菜的配料比例进行了改动,使得卤菜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何记卤菜”的知名度。可是当“文革”来临时,只因其曾经替国民党的县长制作过卤菜,年近八十的他仍然难以逃脱,最后惨遭批斗致死,连卤菜秘方也被搜出来当中烧毁。一家人也因此连遭厄运,何瑞生的儿子也在批斗下弄垮了身体,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何家的院子被红卫兵一通乱砸,被迫让一些无所事事的外人住进来,直到改革开放后一切才回归正常。小说中,何家老母一声怯问:“领导,这个政策,不会变了吧?”一个弱者的颤抖的声音却产生了晴天霹雳的力量,道出了平凡老百姓对那个变态且荒诞时期的恐惧心理,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苦难记忆与心酸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历史传统,但是教师却在“文革”时期被打成了臭老九,这不仅是对传统道德秩序的颠覆,更是对知识与文明的践踏。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成为脚下被批斗的对象,小说的批判锋芒和价值指向是显而易见的。迷城书法家梁秋夫的父亲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输入,在当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因眷念家乡的教育发展,大学毕业后他执意回乡办学,甚至变卖父辈传给他的土地来拼凑教学经费,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创办了一所小学。不曾想这一无私的举动在“文革”时却被人们认为是居心叵测,人们污蔑他卖地是企图逃避地主成分,而办学则是传播不良思想,毒害少年儿童,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斗,最后梁父连回忆录都没写完便去世了。同样遭遇厄运的还有迷城二中的校长,只因保存了一幅由谭延题名的手迹而被革命师生斗断了双腿;就连温柔敦厚、英华内敛,主管迷城宣传文化的宣传部长杜华章在上小学时也曾跟着高年级同学去老教师家烧过书。虽然他那时年少无知,只是跟随潮流而盲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破四旧”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危害以及对道德伦理底线的践踏。可贵的是,随着社会秩序与政治文化生态的重新建构,人们丧失的道德理性也在逐渐走向回归,并逐渐开始反省自身的行为举止,重建道德理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文本中的迷城委员会主任兼武装部长在“文革”期间,不顾民间群众的请求下令炸毁一座修建于北宋年间的莲花塔,并拆毁了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古城墙,令无数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在其晚年时,他通过阅读有关这两处遗迹的文学作品,幡然悔悟,痛心于自己的无知与莽撞,竟吞安眠药自杀,留下遗书向迷城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尽管忏悔来得有些迟,但这同样展现出现实生活中道德理性的复归倾向,揭示出文化对于重建道德理性的重要作用。
  “一个不尊重老师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仅要尊重学校里的老师,还要尊重各行各业那些能够当老师的人。”这里,作者借杜华章之口表达出对重新恢复“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与道德秩序的渴望,隐含其对当下重建道德理性的一种思考。作者也为此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其实追逐权力,金钱和女色,也不能说错,这是人基本欲望的体现。关键在于实现这些欲望,要通过合理的规则才行,而不是反过来,只有破坏规则才能实现。”论者以为,此处的“合理规则”并不单指政治运行中官员应有的道德底线和人本立场,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现实语境,警醒人们在社会运行与发展中坚守自己的内心诉求与理性判断,不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重新建立一个更完整更稳固的道德理性新秩序。

三、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

  按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社会个体在“场域”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竞争”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与对立面进行对抗,但同时也会受到相应的选择所带来的框架要求和限制。社会是一个大场域,包括诸如文化、政治、宗教等诸多子场域。而“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这也因此决定了每个人在不同的子场域都要遵循不同的规则,选择不同的处事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文本中的人物梁秋夫借《易经》阐释的观点相类似:“每个人处在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位,就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做过头就会招来祸患,该做的没做也会留下遗憾。”
  在《迷城》中,马笑泉选择以县级官场为主要叙述环境,以两位深受传统儒道文化熏染的县级常委为主要描写对象,塑造了一处复杂而多样的“政治和思想场域”。小说采取了双线索交叉叙事的模式:单数章节聚焦于当下,以迷城县常委鲁乐山坠楼死亡为线索,主要讲述与鲁乐山私交甚笃的常委杜华章在协助县委书记雷凯歌处理乐山后事以及在接替鲁乐山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其死亡真相的故事;偶数章节则追忆过去,描写杜华章空降迷城后协助鲁乐山发展迷城旅游业,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古城的文化生态,试图重新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极内涵,却因触及到各方群体的利益而困难重重。《迷城》虽然是以基层官场这一“政治场域”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但这部小说并非新时期以来主要展示官场权力运作规则、官员晋升机制、不同阵营对峙等传统叙事模式的官场小说。作者的本意或许是将这处“政治场域”作为一处向人物内心延展甚至是向民族传统文化深处探索的一个入口,向读者展现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进入仕途后,面对物质欲望的膨胀与权力欲望的放纵如何选择,怎样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的力量与人格的滋养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指出:“《迷城》虽然写出了真实世界的无奈,却总有一种光在里面。”我以为这种光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来自我们的民族精神。《迷城》中的人物在复杂阴暗的“政治场域”中总是试图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努力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翰墨书法以及茶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完成自我人格境界提升的同时也实现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迷城县常委鲁乐山与杜华章二人大学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又均是从“为师”走向“从政”,即从“文化场域”进入“政治场域”。二者均深受传统儒道文化的熏染,也都爱好翰墨书法,但是二者在“思想场域”中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却有着不同的选择与承袭,这也因此使得二者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最终影响着二者走向不同的人生命运和结局。
  鲁乐山的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饱读诗书,笃信儒学。鲁乐山本人从小接受祖父的教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从而奠定了其“修身正己、济世利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也因此将《论语》中的一系列论述作为其修身处事的圭臬。“鲁乐山最喜欢的是孔子称赞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家庭的贫困与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的躯体,反而培养了他勤俭节约与安贫乐道的品性。因此,他能放下常委的身段安抚贫苦不易的黄包车夫,并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的生计做打算。他为人老实敦厚,能正直果断地处理政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既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遭际,不让一位环卫工人吃亏,同时又坚定地维护普通矿工的生命价值,勇敢地插手煤矿整改事宜,不因畏惧权贵而选择妥协。虽然鲁乐山看起来有些拘谨、内敛,却总是能真诚地为他人出谋划策且从不抢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对有益于县城可持续发展的政事总是保持极大的热情。“《论语》上不是说过么:‘刚、毅、木、讷近仁。’”而这些优秀的品质基本都在鲁乐山的身上有所体现。可以说,鲁乐山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向读者展示出一位儒家君子应有的担当和使命,同时也凸显出儒家文化在“政治场域”中的积极作用。
  诚然,儒家思想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若是像鲁乐山一样过于正直敬业,事必躬亲,不懂得适当的妥协,最终只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这样的局限如何改善、调解,或许我们可以从深谙道家保养之道的杜华章身上吸取些许经验。
  杜华章为人深沉谨慎、含蓄内敛,恪守道家“为而不争”的思想,做事处处留有余地,很少与人结怨。同时他也遵循事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虽爱慕梁静云的才气与柔情却并不动用强力,而是正心诚意地与梁静云相处,尊重梁静云的选择。他深切意识到迷城县委书记雷凯歌具有“霸才”,于是更加坚信唯有施展柔道之术才能护卫自身周全。此外,他还具有极强的自省意识与领悟能力,对于“行义”与“用智”之间的转换有较深入的思考。他“牢记《史记》中陈平所说,阴谋乃道家之所禁,就算不祸及自身,也会对后人不利。”所以他极少施行毒辣的阴谋之策,偶有迫于无奈伤害他人的举动也会及时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时常对自身的举止进行思考。对于政务工作,杜华章并没有学习鲁乐山兢兢业业,随时谋划的态度,而是按照道家的思维方式,化繁为简,将重心放在具体筹谋等关键节点,以求达到“事少而功多”的境地。他十分欣赏“二王”的书法,因此性格深处多少也带有些许飘逸和超脱的意味,待人处事上也更加随意温和,易于被老百姓接受,也使他得以同“何记卤菜”何鸿利一家平等、友好地相处,甚至以常委的身份帮助何鸿利处理家庭琐事;日常工作中,他努力替华夏煤矿解读难题,与胡矿长成为了好友;对待朋友,他能真心为鲁乐山守灵,削弱了乡人对他的敌视态度,赢得了乡人的尊重。而鲁乐山的书法风格则更多深受颜体与欧体的影响,这也反映出鲁乐山一贯方正、严谨、厚重的性格特点。
  论者以为,马笑泉精心设置了这两位因接受不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导致走向不同结局的人物的形象,其意义并不在于非要为儒道文化孰优孰劣做出一个明显的判断,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揭示的:“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与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的真实意图或许只是借这两位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呼吁人们重拾几千年前就已经积淀在国人内心深处的“仁、义、礼、智”等价值规范,恢复这种曾经内化为我们心理结构的优秀民族资源,从而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理智的思考。
  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意志,是由不自觉而盲目的意志支配着的,人生永远受意志所驱使,追逐永远也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人生必定充满着痛苦与不幸,彷徨与挣扎。”阅读马笑泉的《迷城》,我们也能从其波澜不惊的叙述中感觉到一种尖锐的痛苦。这种痛苦和不幸一方面源自于现实生活中底层人物艰难无奈的生存境遇,但是更多的则是来自于生活表象下种种利害冲突与欲望发展所带来的人性挣扎。令人欣慰的是,文本中的诸如杜华章、鲁乐山、梁秋夫、圆镜法师等人物能够自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从而同无止尽的欲望与既定的宿命做出希望的对抗。正如学者张颐武所说的:“在这被驱动着、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存着。”
  总之,《迷城》是一部“有血肉、有筋骨、有道德和有温度”的作品,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层面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作者真实地向我们展示出积淀在人民记忆深处的传统文化基因,以及优秀的民族理性资源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意义与时代价值。这种最原始的生命力量不会因为遭遇某一场政治运动或受到某种文化思潮的影响而消逝殆尽,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动与新的伦理道德秩序的建立而变得更加完善、悠长、坚不可摧,从而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指导着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条件作出理性的思考与正确的价值判断。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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