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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李凤群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

李凤群,女,安徽无为人。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大家》《作家》等杂志发表长篇,中、短篇作品数百万字。作品有《非城市爱情》《背道而驰》《大江边》《颤抖》等多部。曾获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2014年度安徽省文学新星奖等。作品《良霞》获得2014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二名。现居波士顿。

□ 内容简介

  十年求生史,四代人漂流记。
  最卑微的小人物,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述。七十年,四代人,沦落、迁徙、改名换姓、奋力图存、寻祖觅踪、自我放逐……
漏洞百出的谎言掩饰着求活的艰辛,被谎言包裹的愤怒演化成异常的性格,怪诞的举止引发异常的风波,祖宗的烙印无形中镌刻于子孙的血液。愤怒、迷茫、抑郁及寻觅,历史车轮悄无声息地向前,这四代人的生活、性格以及各自的下落,经由他们各自的讲述,断续成为完整。生存成为信念,沉重和眼泪变成一种机智,甚至变成一种滑稽,风云变幻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痕迹,但是,每一道纹理都写着:命运和中国。

□ 作品评论

“70后”女作家的新乡土叙事

刘 琼

  老实说,现有的大量的乡土书写与中国乡村现状并不匹配:一是不能真实地再现乡村现实的复杂性;二是叙事陈旧,堕入模式化和浅表化。
  解决第一个问题,应首先解决作家自身的认知。今天的乡村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不能摆脱“21世纪”和“中国特色”这个时空背景。上世纪末以来,时代变革和历史转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其中乡村变化最明显。传统的中国乡村,诗意、安稳,也闭塞、保守、贫穷。遭遇激变后的乡村,还有诗意和安稳吗?还闭塞、保守、贫穷吗?作为写作者,哪怕只是写一个角落,也应看到乡村整体现实。整体经验的匮乏,导致许多乡土写作简单粗暴,对乡村现实进行着错误想象和传播:乡村毁灭,现代文明和农耕文明二元对立。而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整个社会对乡村现实的误读。
  文学写作中的认知度,表现为文学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时至今日,在先锋写作将乡土叙事寓言化改道之后,我们终于再一次意识到,对复杂现实的忠实表现更加考验写作的能力。从乡土书写获得突破这个角度,我要对几位“70后”女作家近年来的表现致敬,无论是“认知”还是“技术”,她们都很出色。这其中,便有李凤群。
  在中国社会向小康社会努力的进程中,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始终是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对农村社会有所了解,就会明白,今天这个问题比较起四十年前甚至更加复杂。复杂性一部分来自农村社会客体改造推进的困难,一部分来自农民主体分层的加剧。
  什么是农民?依靠土地及其生产方式谋生的当然是农民,进城务工者虽然暂时脱离土地,但他们的住房、亲人和精神归宿还在土地上,他们是不是农民?他们还想回来吗?还回得来吗?身份和身份感是最大的政治,既是经济来源,更是精神构成。农村社会最终呈现状态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对于农民的存在感、幸福感和发展权利,今天的失语和误读,都是罪过。
  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风》,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民身份和身份感的写作。
  这部作品打破了家族史惯常的线性时间叙事模式,采用穹顶式空间叙事策略,“身份”是穹顶结构的顶点,从不同的方向,用不同的叙事角度,书写一个家族四代人身上延续下来的,不同形式的对于身份的追求、选择以及痛感。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流逝,痛感在不同主体间转移,痛感的动力、缘起也在转移,反击痛感的方式也在转移。四代人各自立场和视角,差异的声音,混合为一部江心洲农民命运交响乐。其明确的主体旋律是,在时间和时代的局限面前,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和反抗,主要表现为对空间的搬移和选择。面对“身份”这一敏感、“形而上”、重要的生命经验,《大风》放弃了传统乡土叙事的写实模式,采用心理叙事乃至魔幻写实的叙事策略,这种复调讲述方法便于人物命运的空间搬移,表现出对比、叠加和混响效果。
  梅子杰,是这部长篇小说里最奇怪、最有意味的存在。作品中,梅子杰是第一个也是出场次数较多的讲述者。他是江心洲张家第三代张文亮的私生子。他从一出生就没有合法身份,他的存在似乎一直被张家忽视,这种“身份感”的曲折,让他的讲述具有超越年龄的沧桑和宽谅。张家第二代张广深是关键人物,他经历张家整个家族的身份巨变——从地主乔装成赤贫的农民,他的姓名被父亲由梅学文改成了张广深。第一章,五岁的张广深半夜被父母从床上叫醒,一家人乔装改扮后出逃,一路坎坷,最后隐居在乌源沟,父亲变成老农张长工,母亲装扮成哑巴,经历剧变,张广深成为傻子。这个傻子张广深后来成为江心洲上富裕农民许家的上门毛脚女婿。傻大黑粗的毛脚女婿因为贫穷被嘲笑,后来成为不断亏本的小生意人。整部作品里,张广深的讲述最具有历史感,并且语气是怒气冲冲,戏剧性强。最平和的讲述人除了第四代张文豪之外,就是张文亮。张文亮按理说不应该平和,他的身份本身有两重困惑:一是伦理困惑,随母亲姓许后又被改姓张;一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前途困惑,以致抛弃女朋友,逃离江心洲和凤凰镇,寻找新的生活。张文亮的女朋友生下私生子,这就是作品里第一个出场的梅子杰。梅是张家的本姓。张文亮还有一个婚生子张子豪。看张文亮的前史,他应该是被施以唾弃的人。但是,从张文亮的处境、出路和经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的命运或经历的一个缩影。为了摆脱一眼看得见前途的固有生活,他们付出了情感代价、道德代价、伦理代价、尊严代价,换来了城市身份,换来了经济地位,心态表面上基本平和了,但路途中经受的伤痛无法避免。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代人看起来在为不同的身份煎熬,关键词只有一个“生存”:土改时期的第一代是保全生命的生存,江心洲时期的第二代是姓氏的生存,开坪、上海时期的第三代是经济身份改善的生存,凤凰镇上的第四代是伦理身份的生存。
  在江心洲与陆地之间的凤凰镇江坝上,未被认可的私生子和他被遗弃的母亲在此卑微地生活。遗弃他们母子的张文亮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吗?我这么说,似乎满纸都是质问。其实不是。在经济身份改善后,大家都在老太爷的声音召唤中回到了江心洲,回到了生命的家园,这是隐喻的完成,也是李凤群对乡土生活经验的认知。写作是作家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生经验的认知和处理,《大风》这种处理看起来有理想主义色彩,其实是对现实的清醒——返乡在个别农村正成为一种潮流。作品对于乡土的体认和建构既是新鲜的、反常的,又是有伦理和逻辑依据的,是可信的。
  我注意到李凤群,完全是因为她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江边》。一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70后”女作家,平地惊雷,突然拿出一部长江流域农民百年家族史。它的出色不仅是人物独特、经验罕见、痛感强烈,而主要是在丰沛细腻的女性书写之外,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雄性”气质:文字粗粝、有力、筋骨凸现,仿佛每个字都是咬紧牙关写出来的,此其一;其二,结构清晰流畅,线索交叉繁多,节奏却张弛不乱,把控能力强。在《大江边》里,李凤群为中国当代乡土写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和地理空间:江心洲。
  江心洲是距离陆地不远的凸出于长江水面的小片土地,因为面积小,连岛都算不上,但是由于长江下游人口多土地少,人们被迫选择上“洲”生活。比较起陆地,江心洲是不宜生存的生存之所,生产资料匮乏,生活贫穷、孤独。它既是被主体离弃的角落,又是时代风潮裹挟下的乡土,在李凤群的文字里,江心洲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和隐喻,是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一类博物馆。江心洲是李凤群的乡愁,也是她用文字建立的精神乡土。我以为《大风》会承继《大江边》已经被激赏的文风,然而,作家完全抛弃了《大江边》,这部《大风》对于李凤群来说是“空穴来风”。
  事实表明,一个吸引人的叙事一定存在技巧之外的追求,这就是叙事狂欢后的意义沉淀。李凤群作为一个乡村走到城市的“70后”女作家,乡村生活只是前经验,但《大风》却写出了当下经验和文化实质,这很不简单。
  《大风》写到凤凰镇和上海,这是空间移动后的新空间,但江心洲仍然是做出道场的螺蛳壳,四代农民都集合在江心洲上,作品的开头和收尾也都落在这个点上。与《大江边》质朴有力的叙事风格相比,《大风》变洋气了。所谓洋气,是因为《大风》不像李凤群,倒像福克纳。如果说《大江边》是代入主体情感的宣泄和抒情,《大风》则刻意与人物保持距离,企图通过隐喻式的写作,向一种先锋写作靠拢。在这个保持距离的叙事中,价值倾向、情感倾向甚至伦理倾向都暂时搁置,而讲述中的调侃和戏谑,还原了相对客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状态。用多维视角和多维坐标透视现实,讲出真实,这的确是福克纳式的阴谋。当然,不是福克纳式的复调就一定高级,也不是川端康成式的抒情就一定落后。每个故事都应该有匹配的讲述方式。
  看到《大风》这副洋气的模样,我也似乎不应该感到奇怪。与李凤群只有短暂的两面之缘,寥寥数语间,她的敏感而直接甚至热烈的气质给我留下深刻感受。她让我想起了南方街头常常栽种的泡桐树,泡桐吃水,成长很快,紫色的大花一树一树,一雨过后落花委地,踩上去是厚厚的质感,倒不那么觉得心疼。隔着宽宽的太平洋,这两年,李凤群离开江城南京,旅居美国,但旅居美国不是李凤群写作变洋气的必然理由,《大风》的文风写作,再次证明李凤群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作家。野心勃勃,对于一个写作者,当然是必须的。
  我愿意向许多人推荐《大风》,还有《大江边》,是因为在我成长的空间,我也屡屡看到江心洲,江水涨起的时候,远远看去只有影影绰绰的房顶,江水退去的时候,那里是绿树红砖。我也认为,李凤群写出了一种现实。
  还有,无论是《大江边》,还是《大风》,江心洲都不是孤岛,连接它的有渡船。也许,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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