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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巷》翁新华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5期

  翁新华,湖南岳阳人。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1998年获文学创作一级职称。出版有长篇小说《再生屋》《毛远明毛远春之死》《蓝太阳》《痴虎三部曲》《香木》《淫羊藿》《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女人的麦哲伦航线》《城市木马》等二十余部;著有中篇小说《再生屋》《五十年前的蝴蝶标本》《野蓼》《一个父亲的童话》《沧浪之水》《痴虎》等七十余部;短篇、散文、评论二百余篇。曾入选多种年选、年鉴、排行榜、多人合集;部分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话剧。

□ 内容简介

  引车卖浆者流栖居的陋巷走出三个人物:派出所长麻佬,刑侦大队长黄凯,名牌大学毕业生、顽主刘工兵。麻佬和黄凯是儿时玩伴、战友;刘工兵有把柄被黄凯挟持,被动成为其马仔;麻佬在处理刘工兵嫖娼案时曾放过他一马,两人成为哥们。在工作上,麻佬和黄凯角逐上位。麻佬因醉酒丢失佩枪,刘工兵拾得后受黄凯胁迫藏匿,麻佬因此被双开,离婚,沦为无业游民,在刘工兵的帮助下,麻佬有了份工作。黄凯则升任区分局常务副局长,后又升为局长。
  麻佬与下岗再就业职工朝夕相处,休戚与共,重温市井小民艰辛屈辱,其子麻华华先天性心脏病命悬一线,受到刘工兵及公司救助,手术后化险为夷,于是对自己得志时代暴戾行为多有忏悔。曾经被自己踹破阴囊终生致残的十二岁孤儿肖六子,成了麻佬的梦魇。
  麻华华突遭绑架;正被重度抑郁症折磨的黄凯率人奋力解救,被幕后真凶刺破心脏,仍严令阻止助手击毙参与绑架的肖六子,一腔碧血换回了两个少年的生命。
  在一次国际航班的遇险事故中,麻佬误将劫机者所持手枪当成自己的佩枪,心性迷乱,胁迫刘工兵一齐上前夺枪,节骨眼上,刘工兵替麻佬挡住子弹。刘工兵在弥留之际有所保留地交代了拾枪藏枪经过、地点及他的隐罪,以死赎回了尊严。
  麻佬悄悄取回佩枪,匿名上交;激将前妻白露充当肖六子罪轻辩护人,并坦承自己的过失犯罪;肖六子被判有罪但不予执行;麻佬说服新婚妻子蔡素芬,决计将其收养。
  麻佬执拗地隐瞒刘、黄藏枪事实;一直偏袒他的老上级刘格获取了刘工兵临终遗言录音,亮出麻佬上交的佩枪;麻佬归队复职,调任郊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肖六子信任麻佬,肖六子最终坚拒麻佬做他的养父。

□ 作品评论

  从作品的现实意义上来说,麻佬的经历如锋锐的解剖刀十分准确地伸进了社会现实的骨骼与经络:官与民、富与贫、残暴与善良、上层与底层的反差与矛盾。东升麻纺厂的倒闭,八千纺织女工的失业,坐台小姐小蔡与其病逝前夫的故事让麻佬省悟。所以他的转变、自责都合情合理,也合乎逻辑。黄凯的转变,也可用他出自蚂蚁巷小民社会,心存善意,还为自己的造孽遭受良心折磨来解释。
  马抱朴与白露的转好向善,在现实中的理由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显露,但这正是作者难得的理想浪漫主义的指向。此小说完全有别于浅薄的一片漆黑的所谓官场小说,却又不是一味地粉饰现实,它的思想深度及艺术特色是鲜明的,主题也是积极向上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理由吗?需要非白即黑的理由吗?——这一点,正是我发现的最值得欣赏的该小说去程式化的亮点!因为人性的嬗变与突变常常是没有理由与人为铺设的轨迹的。
  《蚂蚁巷》的诸多人物尤其麻佬的前后经历,正反映了转型社会的严酷现实,属于有力度有深度有发现的写作,客观上也应和了时下关于党政人员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可以称之为文学化艺术化的“走转改”,很有现实警醒意义,也是一种为作者独有的文学“大幽默”。
  其诙谐的叙述语言,俏皮而略带揶揄的语调,象征、暗喻、梦境的描写、伊索寓言巧妙穿插等现代派表现手法运用十分娴熟精到,无论内容还是叙事手法都颇具创见,是一部颇有思想冲击力及艺术冲击力的精彩作品。
  至于小说中少许不合逻辑的部分,似可看做缓和作品基本矛盾的良苦用心,不必过于拘泥。其实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部分或者也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形。谁说当下的社会不是一个混沌复杂,逻辑不很清晰的,失范、无序的社会呢?可贵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道德重构的文本走向。暴露、救赎、终极关怀是他的创作向度。
   ——陈新文(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

自由落体时代的诗意栖居

杨厚均

  小说从白果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城东派出所资深所长麻佬丢枪开始,围绕藏枪、找枪的情节展开,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传奇小说。小说的重点不在扑朔迷离的情节故事,而是围绕麻佬丢枪后的种种遭遇以及找枪的过程,以蚂蚁巷为中心点,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当代浮世绘。这里活跃着官员、警察、技术专家、下岗工人、流浪孤儿、失意大学生、坐台小姐、私人旅店店主等各色人物,交织着官与民、贫与富、上层与底层、男人与女人、朋友与政敌各种矛盾纠葛,上演着关于欲望、暴力、阴谋等各种荒诞的场景剧。这样一种试图对当代现实生活的共时性的全景式反映,的确是翁新华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变化,这无疑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生活容量,更贴近现实生活。
  但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仍然不是翁新华小说的真正意义所在。在中国当代诸多小说中,这样的作品并不鲜见。甚至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生动的作品也比比皆是。然而在这些比比皆是的“浮世绘”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各种呈“自由落体”姿态的生活场景、细节与调皮的语言滚动,我们看不到作家对这种自由落体姿态的严肃把握。这些作品在满足读者的各种感官世俗的快感的同时,很难提供真正的精神上的愉悦与启发。《蚂蚁巷》则不同,这里的“浮世绘”不是作者的终极目标,它想告诉我们的只是:在一个权力化、物质化、感官化的时代,我们不必悲观,更无需悲观后的“后现代”式的放纵,在这里同样存在着甚至同时生长着深刻而充满“骨感”的诗意:善良、正义、责任、友情与爱情。
  《蚂蚁巷》刻画了像麻佬、黄凯、刘工兵、白露等这样一群从堕落到反弹自救的主体形象,从历史的层面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生活的过程哪怕是堕落的过程中,生命的觉醒与升华其实也在悄悄地进行,它最终会生长为巨大的力量而完成自我的救赎。在我看来,《蚂蚁巷》本质上就是一部关于堕落与救赎的小说。
  麻佬说服自己的前妻,法学硕士白露在法庭上为绑架自己儿子华华的肖六子辩护,说服自己的妻子蔡素芬收养肖六子为儿子。最后他在瞄准梦魇中流浪犬的枪声中获得解救。黄凯解救麻佬和白露的儿子华华时遇刺牺牲,就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还竭力阻止同伴向肖六子开枪,从而挽救了一条脆弱的生命。黄凯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其精神上的救赎。刘工兵几次欲言又止暗示麻佬丢枪的真相,直到最后,他在一次劫机事件中挡住了射向麻佬的子弹而牺牲了自己,就在生命弥留之际,他道出了事件的真相。也只有在这一刻,刘工兵才真正获得了心理的解脱。
  在一个貌似自由落体的时代,自我救赎不仅是一种必须,而且也是一种可能。
  尽管《蚂蚁巷》试图在语言上变得更加活泼生动,在情节上引入了传奇的要素,也塑造了刘工兵这样贯穿始终的诙谐式的人物形象,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在风格上仍然是作者一如既往的严肃庄重。
  这份庄重首先源自作者对生活苦难的沉入。麻佬的屈辱,华华的重病,黄凯的抑郁,蔡素芬的痛苦记忆,绑架与劫机中的生死考验等等等等,在作者这里,不是自我抒情的舞台布景,更不是展示作者个人“智慧才华”的噱头,而是必须实实在在去面对的现实,作者似乎无法也不忍超越。“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写作是快乐是游戏还是艰难是责任,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这样一份庄重还来自于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小说中绝大多数的人物或者得到了自己追求的东西,或者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他们充分展示或者回归善良、正直、情义的诗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能量。
  创作风格的多样本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活泼机智的文笔也的确是作者才华和智慧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确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的作家也越来越在文笔上表现出洒脱自如的劲头。现在的问题是,在追求风格活泼多样的文学语境中,作为多样中不可或缺的庄重风格却越来越被我们所忽略。这种庄重风格的消解,是否内在着某种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界有过一次关于写中间人物论的论争,这次争论源于一些作品中正面人物写得不如中间人物真实生动的事实。重提这个历史,是觉得我们今天仍然存在这样的状况,文化的惰性、人性的堕落、民间的世俗、官场的狡诈,被我们书写得如此生动自如,而面对责任、理想则因为无法写得“生动”“真实”而逃之夭夭。不是说文学必须写责任和理想,不是说每一个作家都得写“庄重”的作品,但如果我们简单地为了“生动”而放弃一些严肃的东西,那只能证明我们的无能。
  在这个意义上,翁新华的确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蚂蚁巷》也许同样要接受孤独的命运。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9期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

身份文化与空心化人

邓 瑗

  《蚂蚁巷》讲述了三位出身于蚂蚁巷的难兄难弟在经历了社会的濡染、人情的变迁之后不同的人生际遇,一方面描写官场的勾心斗角,在一场场细致、缜密的权力暗算与谋略较量中,揭露以官场为中心、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身份文化对人的侵蚀和空心化的处理;一方面也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社会的边缘上挣扎、被忽视甚至背负着污名的人们,他们的朴实与善良点亮了茫茫夜色中的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善与恶的纠缠。
  所有的故事都开始于一次偶然的丢失和一场有意的藏匿。手枪的丢失,使麻佬陷入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混乱与恐慌,不仅遭受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丢失为麻佬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崩溃感,对自我身份的茫然失措甚至让他产生了境遇性的性无能。
  麻佬的不幸颇为戏剧性地展现了一种对身份过分推重的社会文化给人造成的侵害。面对职务的剥夺,他最惶惑的,不是失去收入来源后可能的经济上的窘迫——多年的积蓄与妻子体面的工作使他们尚能维持原有的生活,而是妻子的提升与他的陷落形成的巨大反差。对身份的倚赖感以及只能从身份那里获取自身价值的畸形心态,正反映了麻佬主体性的薄弱和个体意识的缺失,这个外表上高大、彪悍,甚至不无霸权主义观念的男子,实际上是一个内心虚弱、缺乏人格,以社会认同为认同的空架子。
  然而,麻佬并不是身份文化的唯一受害者,对身份,尤其是社会职务的过分依赖,几乎是小说中所有人物身上的一种通病。
  身份文化的盛行,决定了处于该文化熏染下的人不是凭借他的内在品质或个人才能来获得自身的价值,而是通过他人的认可、组织的确证、社会的赏识——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人的身份,由外而内地完成人的意识与观念的塑造。这样的文化,将身份抬升至了过于显要的位置,必将导致为争夺身份而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麻佬的昔日好友黄凯,正是为了攫取更高的职位以获得对自身能力的确认,充当了丢枪事件背后的主谋。尤为讽刺的是,即使在黄凯为自己的行为深感自责,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牺牲以洗刷罪过之时,组织所能够补偿他的也依然只是一种身份。确实,对身处身份文化里的个体而言,身份的赏赐就是最好的安抚方式。在身份文化的逻辑里,优待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关心了一个人的整体,而他的内心感受、主观意愿、个体情绪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当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取代了他的主体意识,成为他存在的确证,那么这个身份所寄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它将一个个被身份桎梏着的散落的个体编织成一张绵密的网络,也为这张网中的单点提供了获取进一步提升空间的可能性。
  置身于人际网络之中的人就如同在走钢丝,任何一方的力量不均都有可能造成全面的崩溃。刘工兵正是走钢丝的一名好手,精通军棋的他,也老于谋略,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一位颇具才情、又带点流氓痞气,在黑白两道之间周旋,在官场、私企之间纵横捭阖的人物。他自身受制于黄凯,对麻佬做下了亏心事,又借助对马抱朴的钳制,胁迫他借钱给急需资金的麻佬,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的歉疚。这位玩世不恭的青年在人际关系上的运筹帷幄,隐藏着一种清醒的悲哀感,正是对身份文化与关系网络的彻底的认识,使他对世界频频失望,也逐渐抱着一种“顽主”的观赏心态。原工商局局长马抱朴也是借着对人际关系的一番艺高人胆大的运用,获得了白果市副市长的职位。面对白露的美色诱惑,他以更为高超的谋略方式反被动为主动,不仅打消了麻佬获救的可能性,而且赢得了白露的好感,使前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在对自己的离婚和毕晶晶的婚房问题上,他的处理可谓面面俱到,既达到了原有的目的,又保全了自己的形象,甚至借助前妻新婚又将自己的“清贫”小秀了一把,为未来进一步俘获民心奠定了基础。然而,恰恰是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主人公的麻佬,最缺乏对关系文化的认识。他从丢枪,到被开除,到重新找工作,到与小蔡结婚,最后到复归原职,这一路走来,麻佬始终受到黄凯、刘工兵、刘格等人的牵制和指引,但他又始终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处境缺乏清晰的认识。刘工兵曾将他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下盲棋”。确实,麻佬头脑简单,性格粗暴,无法像马抱朴等人那样精通人际关系,在其中游刃有余,但也正是这种简单和朴实决定了他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当刘工兵和黄凯经不住良知的压力越活越失去生意之时,反而是他在蚂蚁巷出身的三个人物中存活了下来。
  小说在描述人物的处境或生活状态时,频频使用“体制”这个词。如果说“体制”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讲,都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那么这种制度性的存在恰恰在《蚂蚁巷》中是缺席的。无论是为官方效力的公安系统、工商局、市政府,还是以利益为上的私营企业金达西服公司,运行的都是同一套逻辑——人际关系的逻辑。被开除公职的麻佬,始终受惠于原有的关系网络对他的照顾。当他被当作行凶者被公安人员制服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流传之时,是刘工兵以黄凯常务副局长的名义及时封锁了新闻和对他越来越不利的舆论;当他和小蔡即将成婚,却没有新房之时,是毕晶晶借助前夫马抱朴的声望,使小蔡三十平米的旧房经拆迁获得了双重收益;当他在财政局门口被当作小偷遭受一顿暴打之时,是黄凯奋勇相救,亮出副局长的身份和77式手枪的威风,才遏制了保安的暴行;甚至当他和小蔡被误作为嫖客和妓女抓进派出所之时,最终拯救他的也还是当初做所长时享有的名气。麻佬被开除后的遭际,只越发证明着在这个被身份文化所笼罩的社会里体制化手段的缺乏。不仅麻佬所遇到的各种暴行并非出自合法的程序,就连朋友们为他提供的各种帮助也只是凭借人际关系所获得的“非法援助”。在这个意义上,帮助麻佬撤销新闻或赢得婚房,与借助谋略争权夺利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人际关系法则的无处不在,反而越发使人感到身份文化统治下的悲哀。
  如果身份文化完全限定了人的外在行为法则,乃至内面生活,那么身处该文化氛围中的个体是无善恶可言的——无论善行还是恶行,都并非出自行动者的内心,而是依据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翁新华对身份文化进行了冷峻的审视与批判,但他并没有将人物完全塑造成缺乏内在生活的“空心人”,而是对身份进行了一番反讽式的运用,在揭露这个时代的弊病的同时,也掀开了它所具有的另一张面孔。
  麻佬在一场以丢枪为导火索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从特权阶层落入了备受责难与鄙视的弱势群体,虽然这种“跌落”是如此地不彻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经历了他曾对别人施行过的暴行——诬陷、暴打、乱抓嫖客和妓女,对从未加以关注的人和事、乃至他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当麻佬第一次出现在金达公司时,他对面前的这份工作还有些许的不屑与抗拒,与保安队长严坤等人也仍旧维持着原派出所所长与一介平民之间的对立。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当妻子白露指责刘工兵以及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时,麻佬愤然站了出来,为他曾经鄙薄的群体辩护:“当那个所长,我和你一样冷淡底层人,整治他们从不心慈手软。不当那个所长,才清楚人穷并不等于人坏,更不等于人穷品味一定低。”他第一次对过去崇奉的身份文化产生了动摇和质疑。而与金达的共患难、同命运,更使他看到了小蔡的善良、坚韧,刘工兵在流氓痞气下深藏的人情味,严坤等人的仗义,甚至老板方仲儒在经商、做人方面的公允。
  然而,在揭露身份文化的虚伪之时,翁新华又没有一味拘泥于“高尚”与“卑鄙”的二元对立,在他的叙述中,自恃高人一等的白露不时表现出对前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叹息、对未成年犯罪者肖六子的同情,她在自己的孩子华华的病痛面前流露的作为一位母亲的悲痛,更是体现着白露未完全被身份文化侵蚀掉的真性情;而老奸巨猾的马抱朴也没有彻底丧失人性,他对继子华华的关爱,无论是否出于对麻佬的歉疚,也依然为我们窥视这个人物内心里善与恶的纠缠图景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点。
  人性到底是怎样的呢?翁新华的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受着善与恶、人与兽之间的挣扎,都无法做出“高尚”或“卑鄙”的清晰的定位。小说的标题“蚂蚁巷”或许能够代表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在这条鱼龙混杂的巷子里,既藏匿着为嫖客、妓女进行肉体交易提供旅馆的肖栀栀,像肖六子这样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不良少年,也有在巷子里卖麻糖的麻佬的贫苦的父亲。作为一个渺远的少年时期的背景,蚂蚁巷不时出现在麻佬、黄凯、刘工兵的生命里,它象征着卑微、鄙陋,善良、真诚,代表着每一个为生活而不得不苦苦挣扎的人。麻佬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常回家看看”:“从蚂蚁巷出去,升到副团,升到二级警督。双开后,卖麻糖出身的老父亲,亡魂在我梦里现身,也让我回家看看。”蚂蚁巷便是麻佬们的精神家园,它容纳了人的软弱,也支起了人的希望。
  翁新华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对小说类型化趋向的不认同。确实,从他的新作《蚂蚁巷》来看,这既不是一部程式化的浅薄的官场小说,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底层文学”。他对身份文化及其运作逻辑的揭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析了以官场为代表的人的“空心化”倾向,超越了对制度或社会的单纯批判;而小说中对社会边缘人的观照,以及人性更深层面的探进,又进一步突破了“善”与“恶”、“高尚”与“卑鄙”的二元划分,揭示出人性错综复杂的面相。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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