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录、见证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态势,为历史存档
官方微博 网上购刊 长篇小说选刊微信

《把兄弟》王兆军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5期

  王兆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盲流世家》、“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绿帽子》,短篇小说集《蝌蚪与龙》,儿童小说集《吊瓜失踪记》,散文随笔集《碎玻璃》《皱纹里的声音》,评论作品《王沂东的风格》《胡石画评》《论花鸟精神》等。作品《拂晓前的葬礼》曾获中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原野在呼唤》获中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奖。小说《白蜡烛》《落凤坡人物》《关于井神街四季的卡片》等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德文。

□ 内容简介

  集体化时期的模范村支书田家祥为修路粗暴地拆毁了社员申凤坤的老屋,两个曾拜过把兄弟的人因此势不两立。田家祥一度对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政策心怀抵触,另一位把兄弟吕锋却因年龄和学历优势被破格重用。吕锋极力说服田家祥改变传统思路,并帮助他大办工副业,田因此获得新的激情和动力,两人友情甚笃。田家祥发现春风得意的吕锋有放松个人操守的危险,遂订立了一份君子协定,相互勉励。
  田家祥与吕锋都喜欢漂亮、热情但身份卑微的张二妮。二妮热恋吕锋,却因种种苦衷最终分手。田家祥在一次醉酒后生硬地与之发生了关系,二妮为顶门立户忍辱生下孩子。申凤坤因进城上访歪打正着地走上经商之路,并把二妮从备受屈辱的乡村带到城里。吕锋为自保陷害二妮;田家祥则为曾经对二妮犯下的罪过愧悔不已,一直默默地关注与支持着二妮。经历商业文化的洗礼,凭借着始终不变的勤劳与善良,二妮最终蜕变为时代的新人,当选为商城劳模。
  田家祥的生死冤家申凤坤始终紧盯着对手,代表着公有经济与个体经济的两人多次交手各有胜负。商业精神的日渐发扬打破了两人针锋相对几十年的格局。新一代人全面介入到家族矛盾中,传统式的冲突渐渐变得无迹可寻。谨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古训,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克己奉公的田家祥保持了名节,而他的把兄弟吕锋却在权力场中走向堕落,最终因腐败而被潮流所抛弃。

□ 作品评论

  长篇小说《把兄弟》是一部全方位正面描述社会变化的当代文学佳作。当代文学在经过麻辣烫式的洗礼之后,很多人开始寻求那种更加质朴自然的风格,希望在平凡人物的故事里感受切实的诗情。《把兄弟》真实地描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并从中找到蕴藉心灵的场景和人物。即使对于不惯阅读乡村题材的读者,也会有一种另样的感受,就像喜欢逛公园的人偶尔走进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一样。
  ——杨曦沦(品牌资产管理专家)

  《把兄弟》的成功还依赖于作品的语言,尤其是人物语言,几乎句句精彩。田家祥的率直粗豪,张二妮的温良委婉,吕锋的得意忘形,申凤坤的老成持重,老杨的谙于世故,宋桂花的泼辣热情,在书中都有各自的光芒。没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或不熟悉此时此地此人的性格,是写不出富有个性特色的语言的。这是王兆军的乡村小说的一贯的特点。
  ——梁中锋(社会活动家,留加学者)

《把兄弟》:记录乡村中国巨变

孟繁华

  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正在从乡村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更是当下中国的现代性——乡村文明的溃败和都市的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学的视线也与社会的变迁同步。如果说,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处于主流地位。那么事实上,当下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已经浮现——那就是乡土文学向都市文学转化的潜流。这是对笼罩文坛百年的乡村文学一次有声有色的反击和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变的反映和回响。王兆军的《把兄弟》就是这样的作品。
  30年前的中国社会发生巨变。1984年,王兆军发表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并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拂晓前的葬礼》写知青王晓云离开下乡插队的大苇塘村八年、大学毕业后重访它时的生活感情经历,是一部反映彼时代的现实主义力作。30年之后,中国社会同样发生巨变。乡村日渐萎缩,都市日渐繁盛。这时,王兆军又返回他的大苇塘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了他的主人公的生活。
  《把兄弟》用大量篇幅描摹了乡村里的人们背井离乡、走向都市时的普遍心态。如,二妮离开大苇塘村前,用上坟的方式告别她的村庄。对张二妮来说,这次祭奠是一场严肃的告别——不仅是对居住地的告别,还有伦理层面、精神层面上的诀别。她确认自己和孩子进城定居,不会再回到这里。她也不再回来种地了,从此告别了与其血脉相连的庄稼和菜园。这时候,她和所有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心态一样——他们将有新的生活、新的立足点、新的视角和新的希望。这使所有的他们下定决心离开,彻底诀别乡村。多年前深埋于心中的渴望,如今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对乡村的脱离。甚至对他们来说,脱离就是解放。当然,与其说这是张二妮的心理活动,毋宁说是大时代中千百万打工一族的生存处境的呈现。
  作品保有许多乡村中国的叙事痕迹。如具体祭奠活动中,木驴子敲打纸钱印记、二妮敲打木驴子的动作等,这些细节是难以编造的。张二妮在男人坟前的祭奠,四色祭品一壶酒,还有她与死者的对话等,这都是乡村与死者的告别仪式,也是张二妮为人品行的佐证。这里有传统小说的印记。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告别乡土、走向都市的象征性。虽然这些大众化的小说元素“土得掉渣”,但与读者拉近了距离。而象征性的情节,则更像是乡村与都市的界碑,昭示了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分野。
  此外,小说的结尾如一个典型的大团圆结局。张二妮与田家祥冰释前嫌,田家祥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申凤坤在老屋原地建起了三层别墅。大苇塘村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终于旧貌换新颜。作品着意摹画出乡村中国在历史变迁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把兄弟》不是一部颂歌式的小说,而是一部社会问题的深沉呈现之作。对改革开放的歌颂恰恰是作品内在结构决定的、而不是有意为之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用了传统的章回体,这一形式在当代创作中已经极为鲜见。章回体具有演绎性质,它的特点是故事性强,好看好读,普通读者喜闻乐见。《把兄弟》旧瓶装新酒,意在通过传统文学讲述方式表达新生活新内容。虽然作家并不刻意于形式作为,但其不经意的努力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王兆军对文学传承的理解。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怎一个“变”字了得

华 成

  据文学界的写手说,当代故事的人物最好一开始就有了相对稳定的性格,在情节的推进中不断强调这种固定了的性格,人物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典型,爱恨情仇都由此而生,好读好看,给人印象深刻,作者也省心省力。王兆军的新作《把兄弟》,则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这里什么都在变,环境在变,生活在变,时间在颠簸中流淌,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也在变。这和俗话说的“南山好改本性难移”,是相左的。
  在小说里,人们生活的舞台在变(冲突由大苇塘村转移到县城的商业中心),生活内容在变(由务农变为经商),劳动方式在变(由耕种收割变成商品交易),人物的命运也在改变。世事更迭,潮流泛滥,人性沉浮,每个人都在变化,主要人物没有一个自始至终保留了原本的生活状态。人物的性格、风度、语言和生活方式也在变。书中一以贯之的家族矛盾后来因为商业关系而溶解,下一代人不再坚持横眉立目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经的仇恨如春风融雪,渐渐找不到踪迹。下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与前辈迥然不同。他们更理性,更温和,更懂得双赢和共处,这让古典式的冲突失去了原动力。实际上,就连上辈人也在悄然变化着,说话不再那么激烈,办事不再那么绝情,冲突不再那么你死我活、针锋相对、不共戴天。
  如果直接跨越三十年的当代史,将开篇时的人物和结尾处的形象对照了看,几乎没有一个相同的,但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
  在这众多的“变”的背后,不变的是传统,是灵魂的善恶,是人类看重的尊严感、荣誉感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是我们的共同关怀,也可以说是终极价值。二妮的身份虽然变了,但她的设身处地的同情心一如既往。申凤坤和田家祥的冲突不断地花样更新,但前者的君子之风没变,田家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信仰没变,“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处世信条没变。由于这种内在的根系坚忍不拔地存在着,不论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怎么变化,读者始终能看到清晰的内在逻辑,人物形象从根基处未曾断裂。这是《把兄弟》的诗意所在,也是文化传统的力量所在。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潮流改变着环境,也改变着人的命运,人的语言,人的风度,人的性格,无一不在变化。大变动时代中的人物不可能保持一出娘胎就定制好的基因性格,不变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说,《把兄弟》的作者选择了现实作为依托,而不是按图索骥。当然,这样写人,比预先设定好个性模式要难得多。人物性格的演进不单单是生理外观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路程。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容易改变,文化心理难以移动,从这一点上说,当代生活的文明演进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
  长篇小说《把兄弟》的写法显然是现实主义的,不仅内容依托了生活的实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遵从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基本法则。西方古典戏剧理论中有一个铁定的原则,那就是“三一律”:它明文规定剧情只在一个地点;时间一致,指剧中故事经历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动作一致,指情节按一条主线进行。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进一步把它奉为戏剧创作的法典。小说不是戏剧,可以自由变动时间地点人物,《把兄弟》对人物性格的变化描述显然给那些想把该作品改编为戏剧或电视剧的改编者增加了困难。在变动中描述人物的命运,可以给人以鲜活的形象感受,要细致入微地表现一组活生生的、内在性格不断变化的艺术形象,则有一定的难度。

【作者系海客公益读书会秘书长】

引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