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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作品介绍

2009年第1期

莫言:《四拾壹炮》

《四拾壹炮》以九十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人性的裂变,表现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小说的副线是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使整部小说在实和虚的场景不断变换、扑朔迷离、曲折迂回,又一次近距离地回看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

评论:
拒绝长大的心理动机,源于对成人世界的恐惧,源于对衰老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罗小通试图用喋喋不休地诉说来挽留逝去的少年时光,本书的作者,企图用写作挽住时间的车轮。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死死地抓住一根稻草,想借此阻止身体的下沉。尽管这是徒劳的,但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看起来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唯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恒久的创作现象。
——刘明春

范稳:《水乳大地》

小说以西藏东部边缘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化为背景,塑造了一群非常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有藏传佛教的活佛,纳西东巴教的代表,基督教的传教士;有红汉人的干部还有不惧天地鬼神的康巴汉子,以及西藏土著宗教苯教鼻祖的魂灵,小说就是在这种宗教和现实交错、多种民族混居、多种文化相互冲撞与融合的氛围里,打造出了一系列惨烈而有光彩的故事和性格突出、生动可见的人物形象。

评论:
人类的恩怨,仇恨与苦难,都只有在宗教里化解。这似乎是小说刻意表达的一个主题。小说非常深入细致地表现了宗教在藏族至高无上的作用,也描写了基督教介入藏族地区的具体过程。作者没有概念化地处理佛教,也不带任何偏见地描写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作者写出了一群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传教士,在范稳的叙事中,他们也显示出了某种可贵可敬的品质。作品最终要表达的是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宗教的本义就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的灵魂之间的沟通,因此,各宗教之间更没有理由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作者显然是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来表达宗教观念,他把宗教看作一种纯粹的维系人类平等、友善、和平共处的精神信念。最后,在社会主义政治的协调中,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化解了,不同宗教也和平相处,达到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就像抵达天国或神的境界一样。我知道,这与其说是作者的现实理念,不如说是期望与祈祷。
——陈晓明

邵丽:《我的生活质量》

来自底层的王祈隆,通过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分配进了城。他心高志远,却过着落寞孤寂的日子。阴差阳错结了婚,情感生活当然说不上有质量。偶然机会,他走上了为官之道,晋升至市长,艳遇也不断,而情感的质量问题却阴云密布在他的仕途。追求、挣扎、彷徨、内心中不为人所知的隐秘,何日能被纯净的阳光照拂?
关于青春和爱情我们读到无数优美的篇章,可官员的青春是不是青春?官员的爱情是不是爱情?邵丽把笔墨落在了这样一种特殊人群的情感生活状态上,冷峻而调情,温馨而残酷,是一种拷问,也是一种悲悯。

评论:
邵丽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的生活质量》,是一部值得注意的长篇佳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部小说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态度。在小说中,她既不采取故作高深莫测的“玩深沉”的叙事态度,又断然摒弃某些青年作家惯用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腔,而是用一种朴素的白描手法,把她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生活的理解实实在在而且饶有兴味地告诉读者。小说的结构采用的是茅盾先生所说的“长河式的结构”,亦即对生活做全面的展示,做有头有尾的长河式的描述,这种结构方法也是相当朴素的。
用朴素的笔触写原汁原味的生活,这是《我的生活质量》质朴的风格的体现,也是我所赞赏的叙事态度和叙事风格。
——何镇邦

王蒙:《青狐》

卢倩姑赶上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思想解放的好日子,她勇闯文坛,一夜之间成了众人瞩目的作家新秀,但是个人生活仍旧乏善可陈。经过半辈子的改造锤炼摔打磨合,倩姑最终成了令人哭笑不得、爱恨交加、褒贬莫名、亦幻亦真的青狐。
通过青狐,作者从绝妙的角度对女性、欲望、爱情以及革命、民主、权力等等做了独特的解读。历史是伟大辉煌的,而人往往是凡夫俗子;于是,社会和人生的一切悲喜剧,都由此产生……

评论:
《青狐》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一是精英人物非精英化的表现;二是从性心理的角度展示女作家青狐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没有一部当代小说像《青狐》这样集中描写过多个高级精英人物,也没有一部作品像《青狐》这样对这么多体面的精英人物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触来展现过。王蒙的特殊经历,照理会使他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理解和把握上有更多更深入的发现和展示,但我们现在见到的作品中的人物,基本是一种漫画化的扁平人物,除了揭示出这些精英人物的弱点和可笑之处外,作为精英人物的基本性格和思想特征并没有完整地展现出来。
——杨扬

孙惠芬:《上塘书》

在上塘生活了一辈子的申家爷爷,为了跟孙子进城,提前一年就开始和上塘人告别,但是,当他们进城之后,他们不能随地吐痰,不愿意看孙媳妇的脸色,只好又回到了上塘。那个想让爷爷奶奶见识一下城里生活的孙子,也因与妻子的分歧梦里回到上塘却找不到自己的家了。这些情节说明乡村和现代两种文化的尖锐对立,乡村文化的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仍然固守于过去而难以进入“现代”。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子孙却找不到“家园”。《上塘书》以“外来者”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被称为上塘的社会生活和变化。

评论:
孙惠芬的《上塘书》完全是散点透视型的,即使有焦点也是匆匆停留,她瞩目的始终是有关上塘这个小村的整体形象和整体信息。于是她的作品为阅读和评论都提出了挑战,如何让读者跟随“无事之事”的小说进展而不放弃、不厌倦;如何让评论既控制篇幅、又击中要害都是孙惠芬的难题。在碎片化的、局部的微观行进中,细节淹没了隐喻、冲淡了结构,当然也掩盖了创作者的立场和声音。耿占春认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微观关注与现代生活的平庸判断、生活意义的欠缺相映成趣。于是,用社会学观点关注上塘村的小说家孙惠芬创作的小说也成了一个社会学的文本,于是这又一次切合了“物我两忘”的哲学,然而,这个哲学是上塘村的,还是孙惠芬的,甚或是当代文坛的呢?
——付艳霞

王刚:《英格力士》

少年刘爱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渴望能够说一口纯正的“英格力士”。文明衡有的年代,成年人将对文明的向往自残般地压抑着,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执著追求着心目中的神圣,仁慈以及优雅与真诚,在他敏锐躁动而又无所顾及的目光下,一串串隐蔽的事件,一个个复杂的心灵一一呈现。

评论:
如果要像文学论文那样提炼关键词的话,那么,王刚长篇新作《英格力士》的关键词就是:“文革”、“新疆”、“童年”和“欲情”。作品通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中学生刘爱在乡间学校学习英语的坎坷经历,串结起“文革”那个年代特殊情势下的特殊际遇,尤其是与漂亮的女教师阿吉泰的奇特的恋情,与率性的男教师王亚军的超常的交情,写出了青春期压抑不住的情的念想、欲的勃发和性的萌动,以及这种“情”、“欲”、“性”注定被折损而烙在人生轨迹中的深深的印痕和隐隐的忧伤。青春是有代价的,成长是有条件的,就看你碰巧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人生,实在是一种机缘的遇合;青春,实在是一种理想的折损;而如何能够把握好你无法选择的机缘,又使必欲折损的理想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损伤,实在又是一篇太重要又太高深的文章。王刚的《英格力士》,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人生的个性写照。
——白烨

方南江:《中国近卫军》

小说以武警K省总队筹建直升机大队为主线,讲述了参谋长贺东航,总队长叶三昆,政委宁丛龙,副参谋长甘冲英、苏娅等职业军人,在国家内卫军队建设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避开正面强攻“军事”,让艺术再现于生活和人的情感世界。而“情感”这条线一直纵深于贺远达、肖万夫、冷云、亚敏等老一辈军人的战斗岁月和内心,使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军人情感和当代军人情感在爱情、婚姻检验中相互映照;让军人这个社会特殊群体的感情变得更加深邃而又错综复杂。

评论:
《中国近卫军》正面写武警生活大场面并不很多,作者下笔的重点是深入他们的家庭、婚恋乃至心灵隐秘世界之中,展现他们被日常生活所困扰的非英雄生存状态。
非英雄生存状态并不意味着英雄精神的消失,而是写出了英雄在新的历史情景下的复杂性。小说中贺东航、甘冲英两种不同出身的军警,在和平年代里为实现自己的英雄梦做出种种人生努力,虽然方式有的高雅有的世俗,但对军人的最高理想———将军梦的追求都是一致的。贺东航完成了自己的将军梦,而甘冲英的竞争暂时处于下风,但甘冲英身上对英雄的向往以及英雄精神的体现,并没有处于下风,他的形象更衬托出在日常生活中英雄主义精神的艰难与复杂。
——王干

范小青:《女同志》

小说描写了“女同志”的代言人万丽在走进机关的十多年中,与女上级女同事之间的相互嫉妒和互相欣赏,与男上级男同事的互相斗争和互相支持互相利用,在这个过程中万丽的成长,万丽的进步,万丽对自己的反省,万丽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巨大变化等等,既有较强的现实性,又有浓厚的浪漫与理想主意色彩,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当中,深刻揭示人性内在的本质和女同志在这个群体中的心灵蜕变。
作家范小青以特有的细腻委婉勾勒出政治职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是当今文学作品中罕见的。

评论:
小说中的所有冲突都蕴藏在轻波微澜之间,同时又因人物内心的不断抗争而变得丝丝入扣。就整个小说的叙事来说,范小青极力彰显了“微妙”的审美质感。“微妙” 既是权力结构中一种重要的制衡方式,又是女性心理纠葛的自然表现形态。在“微妙”中,作者不仅缓缓地打开了权力意志在运作过程中的特殊形态,展示了权力自身的话语体系、生存规则与人性之间的种种意味无穷的自然碰撞,而且凸现了女性在这种体制内部行走的内心之苦和精神之困。尽管万丽不断地选择退守和回避,尽管万丽从未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内心的尺度,但是,在新的单位和新的同事之间,在新的责任和新的挑战面前,一切该来的还是如期而至,一切想绕过去的终究还是绕不过去。而万丽也终于由惧怕“微妙”慢慢地学会了处理“微妙”,并在“微妙”之中渐渐地领会了“女同志”的特殊内涵。
——洪治纲

刘醒龙:《圣天门口》

《圣天门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部作品是一个历史家族小说的框架。作家不仅要通过这部小说反映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是要表达他对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几千年历史的认知。他想告诉读者,几千年的历史中有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历史总是以暴力作为动力而向前推进的。刘醒龙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和平至上的精神充满了信心,他将这种精神视为人类的“福音”,相信这种精神终究会主宰人的灵魂。

评论:
作为长篇巨制,尤其是和现代转型的中国历史密切相关的宏大叙事,最大的难度,莫过于对于激变的原动力的勘探和对现代以来的正史的人文态度——这可能带来更切合真相和人的本心的历史发展观的新建构的生成。把捉人心本来的追望,再在还原中重构宏大历史叙事,这是今天对长篇小说尤其是对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的文学创作的极高要求。在这一点上,《圣天门口》是目前最值得称道的一部。我们看到为数不少的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表面上或者创作谈中具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实际的写作却与这样的要求偏离得很远。由此我们看到了更具体的难度:切入点的选择、故事的节奏、人物类型和角色的定位、中国意识的融入、情绪的掌控、细节的打磨和意味的生发等等,越来越成为对作家艺术水准的绝大考验。《圣天门口》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无疑是一部过得去、立得住、留得下的力作。
——施战军

冉平:《蒙古往事》

这是一个世界性题材,当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打破各个守土封疆民族的自足文明,引发深远的变革,建立世界上版图最大的草原帝国,这时他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时光飞逝,当年踏碎的土地早已开出了现代之花,昔日荣耀吟成了无字的长调,就在此种遮蔽与失语中,本书作者用热爱和想像力开始了他的“创世纪”。
本书的写作让八百年前的表情和腔调一一复活:血仇与征驰,古老的习性,神秘的直觉,有如箴言般的告白和独语……《蒙古往事》,一部关于蒙古历史与领袖的气象蔚然的作品。

评论:
有一天,我偶然地发现了冉平的长篇小说《蒙古往事》。它让我忘记了历史,沉迷于文学想像之中。大概的故事情节是循着历史,尤其是《蒙古秘史》所提供的痕迹而展开的,但作者巧妙地打乱了原有的秩序,重新进行排列,非常文学地叙述了“往事”。例如,二十八章里讲述了扎木合之死,而在整个二十九章中却讲述他死之前的细节,很突然,且不让人伤心。
“自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这种广阔无边的空间中,瞬间在每一个小小的物体或表情上,闪烁着,跳跃着,繁殖着,甚至“游牧”着。它们洋溢着诗意,与战争的大时间相比,生动得多,可爱得多。虽然小说的大体内容是我所熟知的,但那些活灵活现的细节,唤起了我无限的幻想,使无数个历史的瞬间,变得伸手可及。它们新鲜,温暖,富有磁性,它们不是一般描写意义上的细节,而是升华到了诗的意象。它们是冉平赋予可靠历史的“形状和气味”(《跋》)。正如作者在发给我的e-mail上写道:“细节是生命,是想像的极限。”
——宝音贺希格

王立纯:《月亮上的篝火》

小说讲述了北方石油会战那一段如火如荼、如昨日梦幻今日传奇的创业生活。小说以炊事员为中心人物,以油田工人的生活史替代企业的发展史为主要线索。另一方面,它又是书写创业精神的,通过炊事员的特殊角度,写出创业者经历过的饥饿与困顿、煎熬与挣扎、喜怒与哀乐、欲望与追求。作品中所塑造的“过去人物”都让人难忘,正是这些平凡的与不平凡的人,共同铸就了过去的辉煌。

评论:
《月亮上的篝火》写到了过去的爱情生活,同样是耐人寻味。艰苦的劳动环境并不能熄灭男女情感的火苗,只是那时的爱情并不像现在那样自由随便、直奔主题。上世纪60年代的爱情与当前男女之情相比有着不同的含蓄,而爱情后面附着的丰富的心理内容,正是文明人的爱情及衡量爱情的文明程度的标志。《月亮上的篝火》同时也说明了当代文化所具有的历史生成性。对文学而言,文化的载体不仅是典章制度仪式习俗等,更重要的是人——人的精神、心理的积淀和它所表现出的外部行为特征,它既来自我们的历史传统,更来自于民族生活的实践。那一代开拓者、建设者所留下的精神的财富,也是一种文化的财富。
——吴秉杰

毕飞宇:《平原》

端方高中毕业,回到了王家庄。沉重得近乎残酷的农活给了他第一个下马威,青春期特有的骚动并没有因为身体的疲惫而消减,在收获的季节,端方找到了他的爱情,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轰轰烈烈的爱情之火很快被形形色色的闲言碎语浇灭了。

评论:
如果一部小说名为《平原》,我认为这个作者的首要困难是:对平原无话可说。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中,遍布雄伟的高山大川,辽阔的草原和幽深的水,但你用心想一想吧,你很难记起一片平原。少时读书,知道游击队出没于青纱帐,后来在莫言笔下看见无边的红高粱,那是平原,但那是因为战争而在我们意识中被抛荒为丛林的平原,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想到那玉米和高粱是人种来吃的,战斗和杀戮、铁和血使家常的作物变成了平原上狂野、神秘、风格化的风景。
所以,我们很少知道高粱和玉米收割后游击队的行踪,当然他们依然在活动,但是没有了青纱帐和红高粱,平原袒露出了它的家常———那是农事的循环,是日复一日的日子,是视觉上的疲倦和单调,是人类活动中的恒常一面,小说家们提不起兴致去说,文如看山不喜平啊,这个“平”就包括平原,平原不是引人注目的审美对象,也不是增强人类活动戏剧性的舞台。
但毕飞宇决心写一个平原———他说他决心写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但我认为,他真正的考验和困难不是来自时间而是来自空间,来自那家常的、令人不知所措无从说起的平原。
——李敬泽

杨志军:《藏獒》

《藏獒》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只獒王如何消除两个草原部落之间的矛盾的故事,宣扬了和平、忠义又不失勇猛的精神。
獒王虎头雪獒、冈日森格、黑色的狮头母獒那日以及它的同胞姐姐果日、以前的饮血王党项罗刹后来的多吉来吧等等在征服与被征服中,在自信豪迈与威严杀气中,在剽悍不羁与忠于规则中,用威风凛凛的刀牙、奋不顾身的抓扑,完成自己的使命。当人们总想把自己变成狼时,对面藏獒的快乐和悲伤、尊严和耻辱、责任和忠诚,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受。

评论:
《藏獒》集深刻性、生动性和新颖性于一体,借獒性呼唤人性,旨在挖掘藏獒潜能,传播游牧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是一部藏獒精神的宣言书,是一部人类生存与竞争的启示录,是一部职场人士穿越人性丛林的跋涉指南,是一部团队生存与组织发展的智慧宝典。
  书中既有对藏獒生存状态言简意赅的描述,又有对人类劣根性酣畅淋漓的批判;既深度挖掘提炼了獒性的精髓,又深刻剖析了獒性与人性之间的本质联系;既有对藏獒精神的由衷赞颂,又有对人类以獒为师的谆谆忠告。
——程书博

鲁彦周:《梨花似雪》

《梨花似雪》以姐妹三人的情感经历为主线,反映她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心灵变化。小说描写领域广阔,有巢湖农村的日常生活和风起云涌的瓢战争,也有大别山区国共两军的对垒与联合;有新政权建立后亲人间的分野与和解,也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同的受难与觉醒。小说时间跨度长达40年,演绎了人物的大半生,充分展现了中国大变动环境下纷纭的人生故事。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分小说部分和纪事部分。可谓“一书两世”,即一方面是虚构的小说故事;另一方面是作者运用纪实手法,忠实记录其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等与小说中时空相对应的人生经历。

评论:
《梨花似雪》所描写的生活,所表现的时代,都是作者熟悉的。风雪大别山,八百里烟波浩渺的巢湖,千里淮河,到处留下作者的衫影履痕。鄂豫皖苏区的斗争,虽然是作者间接的生活体验,但故事一筐一筐在他心里装着,美丽的巢湖风土人情他既熟悉又热爱;淮河上的风云变幻,他是身历亲闻,对于这些,作者笔有藏锋,写得很有节制。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虽然捋出了历史脉络,但是作品常常是剪影式,点到为止。若是有人一定要夸奖这部作品是“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并无不可,虽然这并非是作者着力所在。安徽,淮河两岸,是一片苦难的土地,“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一度哀鸿遍野,“易子而食”。作者的反思并未停留在情感层面上,他相当明确与自觉的创作指归是历史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民族心理变迁。作者在用心写一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人性的异化与复归。这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顾骧

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

这是一部独特的,耐人寻味的现代爱情小说。小说家和思想者的史铁生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性和性爱,追溯爱情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那些灵与肉的纠缠,性与爱的排演,那些孤独的感动和温情的抚慰,那些柔软的故事和坚硬的哲理,无不给人以情理之中的体验和意料之外的启示。

评论:
我曾经非常具体地关注过史铁生的写作。但随着他写作时间的延伸,我发现这种跟踪式关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我与地坛》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拐点,紧接着是《务虚笔记》《病隙碎笔》,到《我的丁一之旅》,我觉得与史铁生写作的距离愈渐拉大。我还在读史铁生,但却难以说出什么。这种感觉恐怕不只我一个人。这不仅表明了我们与史铁生的差别,也表明了史铁生与众多写作者的差别,表明了史铁生在中国当代写作中的独特性。史铁生引用过一句俗语:人与人的区别比人与猪的区别要大得多,情形正是如此。
——汪政

张卫明:《城门》

《城门》分为盘马、弯刀和射天三部,描述的是中国最后一代弓箭骑兵从北方草原英勇抗日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人城的故事。作家敏锐地发现起步于农兵的梭镖菜刀、牧兵的弓箭长刃的中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战争,恰恰浓缩了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几千年武器进化史。
  一支由草原抗日武装改编过来的八路军骑兵师出现在冷兵器和热兵器嬗变的阵痛舞台上,他们以饱满得几乎要爆炸的激情,为末代弓箭骑兵演绎了一幕雄浑悲壮的挽歌。《城门》借助对冷兵器的大战争时代造就的马背豪强的怀恋,展示了对冷兵器和热兵器嫂变下的悲悯情怀。

评论:
《城门》给人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文学所原本具有的祟高、诗性、责任与使命等等为当代的许多作家们有意无意之间远离了的品性,在这部巨著中得到了淋滴尽致的张扬与挥洒。其奇崛峭拔的美学风格,在贫弱而喧嚣的当代文坛,犹如夜空中一道亮丽的闪电,显示了其独树一帜,独标一格的傲岸风姿。
——张鹰

红柯:《乌尔禾》

小说叙述了两个男子王卫疆、朱瑞和一个叫燕子的女子之间的情感纠葛,维系他们之间情感的,不仅有逝去了的甜蜜时光,更重要的是还有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放生羊以无比纯美的眼神,穿越了他们的一生。生命和长空、大地交融在一起,向着永恒飞升。
小说充满了诗性的想象力,背景宏阔,行文汪洋恣肆。举凡草原、大漠、羊群、石人像等,皆灌注了饱满的激情。现实与想象、传说与生活融在一起,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灵异的大西北。

评论:
红柯的作品向来充满对辽阔大漠里生命万物的景仰,这种情愫同样在《乌尔禾》里得到鲜明反映。比如,他着重描写了羊,写了羊的自然状态和羊超出生物底线的不平凡。乌尔禾的羊可以穿越大漠生存,为了繁衍生命,再生性软弱胆小的羊群,也可以不畏大漠瀚海的阻隔,超越生死界限,寻找远方的绿洲。
  作品中有一首在乌尔禾绿洲上传唱已久的维吾尔族民歌《黑黑的羊眼睛》,红柯把这首民歌作为《乌尔禾》的主题曲,反复引用,为烘托与深化作品的主题起到重要作用。另外还有兔子,书名乌尔禾的“套子”之意是因当地的兔子而得名。
  红柯过去经常站在戈壁滩上观察兔子,见识过乌尔禾的兔子之后,觉得兔子就如同维吾尔族人的手鼓一样,把大地都敲响了,唤醒了沉睡的土地。他作品中的兔子同样是有着独特灵性的意象。红柯以充满诗性的想象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灵异的新疆。显然,当诗意浓厚的地方,红柯写起来就得心应手、出手不凡。
——梁鸿鹰

肖克凡:《机器》

《机器》写的是一个工人世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而工人最主要的生活就是劳动。小说的女主人公牟棉花是著名劳动模范,她创造了全国的接头记录,被称为 “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后来她虽然因疲劳过度晕倒而长期住疗养院,或到阿富汗援建纺织厂,但她这面旗帜永远不倒。她的丈夫王金炳也是著名劳动模范,是“工业战线红管家”。她的四个子女(包括养子王援朝)或工人、或农民、也都是劳动者。小说写这个工人世家,也可以说是劳动模范世家三代人(包括牟棉花两个即将成年的外孙冯器和丁苹果)在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里,除了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日常生活外,就是劳动的抒写与赞美。

评论:
《机器》给我最基本的印象是,它是一部直面意识形态的小说,它不以简单的解构完成对历史的评判,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是与非的划分,而是踏踏实实的从生活本位出发,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尽可能厘清我们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认识。从表面上看,几十年的历程,王家的两代人一个个痴迷于机器,自己的生命也像机器似的运转得中规中矩。王金炳保管仓库分毫不差,牟棉花操作纺织技艺如神、孩子们钳工的钳工、缝纫的缝纫,俨然把肉身铸成了铁器。这里面有批判吗?当然有。有热爱吗?更有。应该说,肖克凡是把机器当成一个生命来看待的,为机器喜也好,为机器悲也罢,人和物已经融为一体了。我觉得,没有这个认识,就无法读出这部小说所深藏的感知。
——马季

刘静:《戎装女人》

女大校吕师走马上任为某通讯总站政治部主任,但上任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二团政委郭立亚“不假外出”不幸车祸身亡。看着他的父母妻子,吕师承认郭请假出去,叫郭立亚“入土为安”,但吕师因此犯了错误。吕父最大梦想是希望家里面出来一名将军,结果为了老爸瞑目,她说了美丽的谎言。
穿上戎装的女人走着一条怎么样的生活之路,也许带给我们很多现实思考……

评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师是新世纪文学中一个颇为独特的军人形象,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刘静让她在小说中担任了犹如“缝合线”的作用,通过她把中国当代生活的情景剧一幕幕扯了出来:军队与家庭、商业与权力、金钱与亲情……这一切在刘静眼里常常是让亲情战胜金钱,又让亲情让位于一个军人家庭对祖国的爱,颇具理想主义。她让成为一名成功商人的吕团可以出巨资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的侄子看病,而不能容忍自己多年未见的亲哥哥来北京办画展时用一个日本名字。理想主义的刘静回到现实主义后发现,即使是优秀的女性,在这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难言的艰难,所以,吕师在小说最后只能位居一个极其闲适的职位,何谈实现父亲及全家人的梦想?但她在夜深人静之时又对自己无法替父亲圆将军梦而难以释怀,并归因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这与其说是吕师个人抱负的失落,勿宁说是吕师的英雄梦的破灭。小说以吕师在心中默默呼喊着对父母的爱而结束,令人深思。
——雷达

杨黎光:《园青坊老宅》

一幢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徽式老宅,麻雀般蜗居着19户人家,面临拆迁加之“狐仙”出没而引发了一系列民生故事。齐家传人齐社鼎因遭遇“狐仙”受惊吓而中风倒地,他的妻子谢庆芳一辈子装鬼苦搜老宅的浮财,结果只翻出一部齐氏家谱。这里的人们像在鸽子笼里居住着,基本的温饱得不到保证,为每一平方米而争执,为“搞嘴”而四处奔忙,有的人也想到“搞钱”,却总是处处碰壁。这里,把当时的匮乏和束缚,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才有了叫月清的女人泣血“备忘 ”,才有了曹老三的酗酒,曹老四的贪吃,才有了程基泰遇到港客时的受宠若惊,钱启泰鼓捣古玩时的惊慌失措和听数钱时的乐不可支……他们的精神变迁浓缩了一个群体的焦虑和活力。

评论:
《园青坊老宅》中隐含一系列原型要素:破落的巨宅,暗夜中飘荡的幽魂,被想象和寻找的巨大财富……这些要素构成一种元叙事,在中国和西方皆有深长的传统:哥特式小说、唐宋传奇和《聊斋志异》。《聊斋》中遍布诡异的无主院落,那是被白天所荒废的属于夜晚的世界,当夜幕降临,神鬼狐怪纷纷现身——世界变得华丽灿烂。这是一种“好”而“了”的世界观,当古代小说家讲述此类故事时,他们表达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嘲笑,这其中包含着他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看法,这种看法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精神的双重性:一方面,我们享受人生之欲,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意识到欲的虚妄。
——李敬泽

(四部获奖作品介绍见“特4卷”茅盾文学奖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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