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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苏长篇小说《古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编者按】
  4月16日,江苏作家严苏长篇小说《古槐》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这次研讨会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淮安市清河区委宣传部、江苏清河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江苏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朔,淮安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张益民,淮安市清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主席张立志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雷达、葛笑政、贺绍俊、彭学明、王山、徐忠志、徐坤、陈福民、李舫、王干、赵兰振、苏北、北乔、岳雯等近二十位评论家、作家及本刊主编顾建平、副主编鲁太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顾建平主持会议。
  此次研讨系《长篇小说选刊》“长篇论坛”系列活动之一。为了更好地发掘、推介具有实力的长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基层作家,使之在一个更加宽广的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长篇小说选刊》自2013年起举办“长篇论坛”,遴选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邀请国内知名评论家、学者进行研究探讨。
  为呈现此次研讨全貌,也为展示“长篇论坛”风貌,本刊特将与会评论家、作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摘要刊发,以飨读者朋友。

  何建明:淮安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我印象中,淮安作家是江苏作家队伍中的重要方队,严苏是淮安作协副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淮安的创作水准,所以,今天这个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下面,我简单谈谈自己对严苏的创作,特别是对《古槐》的感受。
  首先,写作立场正。作者对农村、农民怀有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如同对父母乡亲的感情,是从血脉里自然流露出来的。看得出来,作者对农村、农民生活十分熟悉,故事就像家里和身边的事,所有情节都很灵动,所有人物都很生动,让人读了之后,很难忘记。
  其次,作品非常接地气。这部小说来自于生活,具有典型意义。在去年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要求文艺家改进的问题之一就是接地气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古槐》给了我们的写作一个比较好的示范。严苏的写作态度和成果再次告诉我们,再聪明再有才气的作家,没有贴近生活的写作态度,他的成就不可能太高。
  第三,文学是人学,优秀作品成功的原因很多,深入研究人物命运,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古槐》做得也很出色。
  最后,我想说一点不满足的地方。《古槐》是写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作品很多,我们可以说,中国作家是写农村题材的高手,这跟我们的“出身”有关系。但现在有了一个变化,现在是一个转型期,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也出现了很多新人物,尤其是出现了许多离开家乡闯荡城市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离开了农村,但跟农村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今天形态的反映。写这样的新人物、新联系、新形态的作品还很少。《古槐》写的也是“老农村”、“老农民”。我期待严苏再接再厉,写出一部“新槐”,写出新农村、新农民。
  王朔:今天,群贤毕至,举办严苏长篇小说《古槐》研讨会。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对研讨会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作协各级领导对江苏文学事业的长期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淮安在我们江苏虽然经济相对欠发达,但文化底蕴深厚,文学血脉源远流长,近年来,淮安市文联、淮安市作协以繁荣创作为中心,真抓实干,使淮安的文学创作有了大发展,形成创作群体,有代表性作家,有代表性作品,严苏及其《古槐》就是杰出代表。严苏是一位勤奋而又有才华的作家,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多项全国重要文学奖项,他的作品立足时代,扎根生活,深入挖掘人类生命高尚情操和美好本质,表现出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他善于写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流露出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对严苏多提宝贵意见,为其再上台阶献计献策。
  张益民: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淮安。淮安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安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我们淮安人。近些年来,在省作协领导下,在市里支持下,我们文联以出作品出人才为目的,大力实施文艺精品发展战略,建立健全重点文艺作品表彰、优秀文艺作品签约等激励机制,努力打造文艺淮军,取得不少成绩,淮安的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严苏的创作就是一个例子。这次研讨严苏作品,希望各位专家通过对严苏作品把脉,为我们淮安文艺创作多提宝贵意见。我在这里也代表我们淮安真诚邀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到淮安去走一走,看一看,接接地气。
  张立志: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严苏长篇小说《古槐》研讨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我向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感谢。淮安市清河区是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故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淮安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一直支持本土文艺,创造良好条件,鼓励多创作精品佳作。作为清河本土作家,严苏老师是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是杰出文艺人才。严苏老师创作的《古槐》,以家乡淮安清河为背景,展现田园生活以及人们对家乡平凡而美好生活的憧憬。请各位领导、专家对如何提升清河文化建设提宝贵意见,对长篇小说《古槐》进一步修改、提升多提意见,同时真诚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到清河考察指导。
  雷达:阅读中,以为严苏是位老先生,因为文风非常成熟,非常老道,没想到这么年轻。下面谈一谈我的阅读感受。首先,阅读严苏的书是一种享受,读起来有一种“活化石”的感觉,读起来有一种喜悦、欢快、风趣、温暖的感觉,我觉得作者是含着微笑看正在失去的乡村生活,对乡村充满爱意,这是作品最主要的基调。我觉得作者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农民身上勤劳、善良、坚韧、乐观、宽容等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对土地对农村深厚的爱。
  第二点,作者以写人为根本,以人物为本位,情节居于次要地位,使我们觉得小说里面人是历史,历史是人,通过对人的反映把历史的本质或历史发展的过程予以完满呈现。这部作品着眼人的性格,精雕细琢,仅列入专章的人物就有十二个,个个栩栩如生,读起来非常有趣。这说明,作者是处理人物的高手。
  第三点,我觉得这个小说是一种封闭型的写法。所谓封闭型的写法不是把小说放在大事风云里面写,而是周而复始地描摹日常生活,是一种田园牧歌的感觉。过去我们讲沈从文是田园视角。这类作品很少写政治运动,也没外来人,和农业生活节奏比较合。主要写乡村小人物生存这种东西,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时也产生矛盾,但矛盾他们自己在村子里解决,靠乡村文化和解,让人感动。
  第四点,小说差不多是静态写生,相对于沸腾多变的世界,写的相对来说还是平静日常的小事情,但写的是人的根本,很多地方让人感动,比如大虫妈和尿喜大的故事就非常感人,尤其是大虫妈,这个人物非常棒,她在苦难中坚守,充分展现了中国女性的母性之美。
  王干:乡村小说的终结是最近的热点话题,但实际上,乡村小说并未终结,为什么这么说?城市题材小说同质化倾向太严重,而中国,农耕文明深厚,乡村小说就像老窖一样,城市小说有点像红酒。严苏的小说无论在思维方式、语言结构,还是文化形态上,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说一点儿“题外话”,这个会开得好,但是开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一线作家,江苏还有大量的1.5线作家。这些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所以,我觉得应该早开会,把像严苏这样的有发展空间的1.5线作家推介出来。
  葛笑政:我想谈谈这部小说的结构。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古槐式的。古槐不像杨树,主干清晰,枝叶围绕主干生长。槐树可以分叉很多,这部小说就是由各种枝杈、花朵、树叶形成的一种结构。刚才雷达提到,这部小说可以单独拿出一部分来阅读,也可以当做一个整体阅读,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这种写法不是很多。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阅读的时候有时会感觉这部长篇小说被打碎了,让人感觉小说的整体性不足,所以,建议严苏下回创作长篇小说时对其架构要好好琢磨一下,因为长篇小说主要是结构的艺术。
  贺绍俊: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魅力,所以一读这部小说就联想到现在热播的《平凡的世界》,因为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这种写法的一个长处就是写人物。现在很多长篇小说不注重写人物,只追求故事性,在形式上做文章。《古槐》不一样,本身就从人物出发,用人物结构小说。作者在这方面很有才能,很善于抓住人物要害来写,能把人物写活。
  第二,小说写乡村的温暖善良,这是跟作者的立场有关的,就是乡村立场,乡村伦理。作者很善于用细节表现乡村伦理和乡村生活情趣,比如他写孟宏图戴钢笔这个细节就很精彩,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物内在的东西表现出来了。还有,刚才雷达老师强调的去意识形态化也是这部小说的特色,比如写文革那一段,作者完全在乡村伦理中展示文革现状,没有夸张,没有缩微,一切顺其自然。这种乡村伦理和乡土情怀,是很可贵的。这部小说的不足,也可能跟这些有关系,作者过于看重生活的自然生态,而忽略了自己作为作家的发现,使小说缺少一点“虚”的东西,比方说,“古槐”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就发挥不够。
  陈福民:我也从书名说起,就是从古槐这个意象入手。根据小说交代,作者希望读者从《古槐》中可以看到某种“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槐》讨论的是农业文明对每个人的恩惠。这类小说今天其实还是很多的。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以孟三宝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为主体结构全篇,让这个人物一直有效,成为一个具有文化引导性的人物,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和愿望。我觉得这个方面很难说谁对谁错。我认为严苏先生希望自己看到的也是真实的一面。尽管我们说乡村文明遭遇巨大困难,但我们有几千年的乡土传统,作为特别宝贵的精神资源,它在什么层面上有效?我觉得严苏先生给出的愿景,特别有启发。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里没有坏人,因为乡村伦理在他那里是有效的,在这个庞大的树冠下面,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我对这部小说也有所批评,我特别不习惯小说人物命名使用那么多绰号,譬如尿喜、大虫、大公鸭等各种乡土性文化符号。这是否恰当?
  彭学明:这部小说给我强烈的新鲜感。它的结构好像很传统,但实际上非常新鲜,非常讨巧。人物一个个出场,出完场,到古槐下相互认识,相互交际,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结构很新鲜,并且有个好处,通过场景把人物写出来,不会把人物写丢。第二个好的地方在于作者特别善于抓住细节写小人物、小日子、小场景,描绘特别好,他的笔好像很柔,语言很美,但非常见刀工,特别善于把陌生的熟悉化,把熟悉的新鲜化,两方面交替,把人物生活场景写得活灵活现,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非常见功力。
  王山: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里面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作家的生活积累,语言能力,思考深度等,这使好的文学作品各有各的好,好作家也是各有各的好,说到底,任何一个有个性的作家,一部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只能是唯一的,严苏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特点,是具有唯一性的作家。这体现在他对生活的积累上,他的小说语言上,他的葫芦串一样的小说结构上,他的乡村伦理上……作家一点点的,水滴石穿的,在阅读当中不知不觉感化你,让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还可以这样处理事情。我觉得这种审美方式、处事方式、生活方式,是很有价值的。
  徐坤:我从写作的角度补充两点。第一点,小说定位非常重要,作者笔下的乡土中国不是挽歌,而是田园牧歌,这个非常难能可贵。为什么这样说?现在我在杂志做编辑,发现无论是年老年轻的或者中年人,写死亡的特别多,也就是说,大量的作家在唱衰,感觉跟整个时代不太搭,还是概念先行的刻意的作品,在这种大势下,严苏写田园牧歌,会发现他有一种为历史做传的写作雄心。第二点,小说的结构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别出心裁的,他是采用类似巴赫奏鸣曲的形式,无限循环上升,只要读进去、听进去之后,发现魅力无穷。
我也有两点建议。第一,小说结构上,比方说前面进入阶段能不能控制一下,不要用三分之一篇幅来介绍这个事情,这样比较吃亏。第二是古槐这个意象,没有贯穿始终,写着写着就忘了。
李舫:一口气读完《古槐》,觉得这是一部具有苏北地方特色和人物特征的人物风情画。近年来,乡土叙事传统日渐丢失,作家们越来越将目光集中在城市剧变中,在这种背景下,严苏的小说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作者以小孟庄为样本记录劳动场景,记录乡民的喜怒哀乐,渗透乡村人情世态,以简单写实的方法和质朴本色的语言再现乡村现实生活细节,呈现苏北乡村风情,这是一个小小乡村的景观,更是百年中国农村生活状态的文学录影,意义丰满。这部小说还是一本地方语言的百科全书,小说朴素、干净、谦虚、没有泛滥的新词,也没有刁钻的风格,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美学风格。这部小说确实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难得的朴素、平易之作。
  徐忠志:几年前,我们在讨论新世纪以来文学的时候曾提到过一个命题,即我们现在的创作这么丰富,题材这么多样,写法这样翻新,那么,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主线?经过讨论,大家基本形成共识,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有一个贯穿性的主线,就是中国作家在不断寻找中,以文学的形态来发现和重铸中国精神和民族伦理。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古槐》就是这样的作品,即作者以《古槐》这样一部作品表达了对乡村文化即将失去的追怀,更表达了对理想的乡村世界的向往,也就是说,作者是在用自己的审美眼光挖掘和守望“乡愁”。我也感到有一点不满足的地方,就是有时叙事略显随意,考验读者耐心。
  赵兰振:这部小说,一是语言好,有方言质地,但又没有方言的晦涩,对方言加以改造后形成一种流畅、简洁、准确的书面语,用这种语言刻画人物,寥寥几笔,就能够耳目清新,神情兼备。这部小说能够勾画出这么多人物,形成人物群像,跟小说语言有关系。二是从这部小说里面可以看出严苏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日常生活信息繁密,比较见性情,也比较吸引人。
这部小说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叙述力量不够,就是老老实实地跟着事件发生的顺序按部就班地往前推进,不够起伏有致。叙述是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小说的半壁江山,应该发挥作家的权利,用叙述构建全新事件。此外,叙述手段多样化也很重要。二是小说牵扯到这么多人物,让读者走进去很难。衡量小说能不能用语言一把把读者拉进你所创造的世界,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感,很重要。必须得学会打开局部的时间,来把那些你要创造的事件的繁密信息全部提炼出来,把小说的品质提升上来。三是真实是小说的生命,是小说的灵魂,这个方面,也可再多下点儿工夫。
  岳雯:读这部小说,有一个感觉——“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抗拒我们的时代,把时代的暴风骤雨拒绝在小说文本之外,在自成一体的体系里面叙述自己的故事。二是叙述上是一部“反长篇”的长篇小说,整部小说没有矛盾性事件,没有统摄全篇的综合事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情节凝聚全篇。三是作者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完全背离。我们这个时代盛行什么?是暗算,是潜伏。对此,作者完全是“背道而驰”,“不合时宜”。
  但读进去之后,发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这恰恰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严苏和汪曾祺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其实都是在塑造天真世界里的天真人物。这个线索在当下文学中断了,我们认为只有城府只有事故才是文学表现的对象,这样就丧失了天真。但是严苏老师又在小说中把天真的力量呼唤出来了,而且是历尽沧桑依然保持的天真,这非常有力量,也非常有启发。
  北乔:乡村一如地里的庄稼在成长,并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乡村日常生活和乡村的隐秘内部,总有一些东西是几乎不变的。严苏的《古槐》敏锐而智性地触摸乡村的这一特质,以中国化的叙事走入乡村的内部,寻找和书写中国乡村化的俗常生活,将文学叙事与原生态的生活同频共振,使中国叙事与中国乡村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古槐》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十分接地气的乡村、乡村生活和乡村的人们,质朴而传奇,苦难而雅趣,忧伤而快乐。一切在我们意料之中,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严苏笔下的“小孟庄”是经过提纯后的乡村,萃取了乡村的精华和那些可以称之为永恒的元素,抓取了乡村人最为平淡而又真实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小孟庄”是神奇的,有着众多的吸引力。严苏有意识地将历史大事件淡化为远远的背景,尽可能贴近“小孟庄”的情感走向和生活方式,还原他们平淡却又风生水起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一个层面上接近了乡村的个性和乡村人的生存态势。“小孟庄”人是在过日子,专注于怎么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于时事的变化,时光的流失,遇到的种种事情和变故,他们基本上是被动性地处置。然而,他们又是那样的淡定和聪慧。其实,这不是他们消极,而是他们有一整套应对一切村情人事、挫折和苦难的法则。这法则是乡村千百年积聚起来的,是人伦俗理的具象化,他们在传承中进行些微的变通和改进。
  “小孟庄”鲜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又挑战我们某些固有思维和情绪的边界。严苏是真正以乡村的方式在讲乡村的故事,以“小孟庄”人的视角去体味“小孟庄”人的生活。他已经不是文学的叙事者,而是“小孟庄”的讲述者。我以为,严苏在文学和生活的双重状态下成为乡村的真正叙述者,在成就最接近乡村真实的乡村叙事。他没有回避乡村的苦难与愁苦,但也没有刻意放大。他没有淡漠“小孟庄”人的快乐,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轻视和嘲笑。他在文化、伦理、情感等诸多方面,真正体会到“小孟庄”的真实所在,隐秘所在。
  苏北: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话极端了一点。但汪先生这话是有所指的。他是大声疾呼:当代作家语言太糟糕,太不重视提高语言的修养了。我读严苏先生的《古槐》,感到很兴奋。让我兴奋的原因之一,是小说的语言太好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欢喜漾在嘴角,时不时的用笔在书中划着什么。严苏小说中所用的是苏北方言。我读这个小说很合适。我的家乡安徽天长,紧邻着高邮湖,离扬州也才几十公里,离严苏所生活的淮安,在地理上很相近,民风、民俗、方言和生活习惯,大多是相似的。所以我读严苏小说很亲切,特别是语言,更为亲切。
  《古槐》力图反映苏北农村百年的变迁史。以古槐为喻,我以为非常合适。古老的中国农村就是一棵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古老的槐树。槐树极为普通,却极耐旱,生命力顽强。当然,严苏笔下的苏北,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苏北农村,而是文学地理的苏北。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沈从文,说沈先生的湘西已经不是地理上的湘西了,写《沈从文传》的美国人金介甫到过三次湘西,给当地的苗民讲湘西的故事。苗民很惊奇,说“是的是的”。金介甫讲的其实是沈从文书里所写的。苗民没有文化,也不知道沈从文,但听到这些故事就十分亲切。严苏的《古槐》同样是,严苏虽还生活在苏北,但他笔下的苏北农村,现在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严苏的苏北,是过去的苏北,是记忆深处苏北农村的回忆。回忆就是文学了。
  除语言的准确、生动和简洁外,《古槐》还有一个特点,即人物对话。《古槐》中的对话特别多。有时让我们感到作者是在用人物对话来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对话多,但阅读起来,并不嫌烦,而且还很愉快,很过瘾。主要在于语言的把握到位,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文本的叙述语言也很一致,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
  严苏的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乡土气息极浓,写得很有烟火气,生活之理在文中随处可见。同时,寓冷幽默于乡土气息之中,多用童年视角,有些故事的叙述,看似严重,实很淡然,稍有滑稽之感,人物似说书人手中提的皮影,读着读着仿佛见到书中的小人在动,行言坐止,喜笑怒骂,如在目前。然作者的叙述极为节制,并不“咯吱人”,透出作家农村生活的知识极为丰富。这样一本书,还可以起到保存苏北地方方言的作用,记得原来有一本书叫《何典》,运用方言极妙,《古槐》与之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长篇所展示出的苏北地区农村,近百年农民的生活状态及“小孟庄”半个世纪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这些作者力图要表现的主题,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写出了苏北农民身上所特有的勤劳、宽容、乐观的生存态度,是苏北乡村小人物的众生相,苏北乡村的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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