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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穷“世事”之形,露“天机”之相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1期

穷『世事』之形 露『天机』之相

雷 达

【编者按】

  《世事天机》是杨志鹏潜心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以黄嘉归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融官场、商场、情场于一炉,生动演绎了中国财富神话产生的过程,深刻揭示了当下生活现实,严肃思考了现代心灵的归宿问题,被称为“充满智慧的醒世小说”。2013年出版后,文学界反响良好,我刊曾于2013年8月18日邀集全国二十多位中青年评论家在现代文学馆进行研讨,并同时在“特刊12卷”上予以转载并重点推介。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发现这一现象后,迅速联系作者,推出繁体字版,并于2014年9月5日在台北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新书研讨会,两岸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诗人参加研讨。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做了深刻而又活泼的精彩发言,引起两岸文学界人士的共鸣。由于雷达先生所谈问题既聚焦于《世事天机》这部具体作品,也关涉到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本刊特邀请雷达先生将发言整理成文,并于本期推出,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杨志鹏的长篇小说《世事天机》初版于2013年5月。据朋友介绍,该书市场反响较好,出版一个月即三次印刷,又于2014年3月再版。但我此前并未注意到这本书,直到2014年9月初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推出繁体字版,并在台北举办两岸研讨会之前,才看到作品。看完后感到,这是一部丰富、厚重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充沛着现实主义精神,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所以,应该感谢这次两岸研讨,让我少了一回“遗珠之憾”。
  《世事天机》打动我的第一点,是作者以极其严谨的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立足于基层社会的现实主义图画。在长篇小说写作“魔幻”、“务虚”之风盛行的当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收获,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不仅从“现实主义”出发,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围绕着空山开发区这一当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典型事件,作者穷形尽相,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又一个日常而又喧嚣、现实而又怪异的欲望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既有暴富夸张的农民企业家,也有闪展腾挪于权力场的官员,还有委身欢场的卖笑女;自然,也有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农民,有在时代的夹缝中苦闷挣扎的现代文人……这些人物,渐次汇集,形成一个微缩景观,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并行,形下的张扬与形上的匮乏奇特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浮世绘”。
  阅读中,我隐隐觉得这样的“浮世绘”并非自发的艺术冲动的结果,而是自觉的历史意识与艺术意识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作者是有抱负的,有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他要为当代中国社会画像,他要为当代中国社会“立此存照”。正是这样的抱负和自觉,使小说叙事具有了辩证性,即作者并非一味的穷形尽相,而是在此之上思考未来,求索出路。也因此,小说主题具有了辩证性:小说追问的是欲望与解脱、异化与回归、沉沦与拯救的问题。这使其超越了所谓官场的尔虞我诈,超越了所谓商场的纸醉金迷,超越了所谓情场的卿卿我我,而于无尽的繁华喧嚣中思索人的意义、人的价值、人的归属,从而得以在更深的层次上思索灵魂的安顿,在更高的立场上寻求精神的家园。
  “写什么”和“怎么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写得怎么样”。回到《世事天机》上来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作者固然有为当代中国社会“立此存照”的历史意识和艺术自觉,但他有这样的艺术能力吗?实际上,这也是我读写当下中国现实的文学作品时常常难以抑制的追问。
  初读时,小说也给我以双重价值、双重视角、双层结构的感觉。我难以相信作者是信奉佛教、心如止水之人,反倒觉得他至少也是个曾经深陷红尘之人,因而才会有此观察、体验、展露——许多情节,没有亲自目击,甚至亲身体验是写不出来的。起初我也觉得,小说与时下的诸多官场小说无异,也是写红尘滚滚、欲海难填,有展览性、赏玩性、披露性——书中宾馆、酒场、密室觥筹交错的场景不少,权钱、权色、钱色交易的内幕不少。但细读、深读之后发现,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展示,也没有沉溺于揭露,更没有放弃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一边展示乱象,一边勘破红尘。他一边尽现世事,一边道破天机。这构成一对矛盾,一热一冷,一混乱一清醒。冷静叙述中处处暗藏批判的锋芒,以当头棒喝,寓醒世之音。只要看看作者精心设计的情节,这一切就一目了然。这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来自生活深处,有原型,有根基,有血肉,因而真实可信。同时,经过作者长期酝酿,精心塑造,其性格之社会文化内涵又纤毫毕现。比如灵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梁大栋。这是一个将权力哲学发挥到极致的贪官形象,他不仅对官场的一切“明规则”、“潜规则”了然于胸,而且运用之熟练之自如,达到了令人称奇而又令人心寒的程度。就是因为他的作梗,空山开发一波三折,步履维艰,以致开发者黄嘉归在投入了大量金钱、耗费了大量心血之后不得不放弃而去,而他之所以一反常态,先赞成后反对,对空山开发说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灵山开发区工委书记戴力行先他一步视察了空山风景区,他认为空山已无法算作自己的政绩。这样弄权尚性,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作为,使其虎狼之态毕现无余。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贪官的面影。然而,只要考察一下他少年家贫、屡遭欺辱的身世,透视一下他自幼发誓要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心态,追踪一下他“忍辱负重”、卑躬屈膝,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过程,就会对他“得志便猖狂”的心理基础有所了解,也对他最终觉醒,回头是岸的忏悔行为有所理解。再比如富商郑仁松。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土豪”。他纵情声色,骄奢淫逸。在弱小者面前,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权势者面前,他察言观色,谨小慎微;在朋友面前,他豪爽大方,一掷千金。但这一切,又无不是在金钱/利益的挥指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郑仁松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人格化的一个代表,他的行为也必然带着“穷人乍富”的一切表征。
  再比如黄嘉归。他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原本立身新闻界,想以手中的笔和纸——报纸——抒发心声、匡正时弊。然而,一场机关内斗,让他无路可走,只得下海经商,开发空山。谁想到,这却让他陷入了更深的沉沦与挣扎之中。小说中有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那就是郑仁松送黄嘉归去“开处”的情节。“鸿运当头”,黄嘉归并未拒绝,而且,在美丽的胴体面前,他“感到了一阵眩晕,他燥热的身子像要爆炸,那个邪恶的叫做欲望的东西占据了他的灵魂”。其中的震撼、刺激、神秘、诱惑,一览无遗,就此陷落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他的心里突然像被什么尖利的东西戳了一下,身子一抖”,醒了过来,因为他看见了那张少女的脸,“微闭着的双眼,似乎有泪光划过”。正是这“泪光”,让他想起了自己深爱的女性,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像有楔子楔进了他的胸腔,使他喘不过气来。瞬间,他瘫在椅子上,终于停止了他的行为”。这样的细节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不仅写出了欲望的刺激,更写出了灵魂的煎熬。实际上,这更像是一个隐喻,是欲望对这个时代所有怀揣梦想的人的构陷与伤害,也是灵魂对这个时代所有良知未泯的人的唤醒与拯救。而我们面临的真实状况,很可能是陷落者多,苏醒者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黄嘉归的迷途知返心怀敬意,甚至心怀感激。因为,这样的迷途知返,隐含着更深的社会内涵,隐含着更高的精神诉求。
  这更高的精神诉求,就是作者写尽“世事”后勘破的“天机”:以宗教情怀拯救在滚滚红尘中迷失的灵魂。班玛大师对黄嘉归等的点化与拯救,就是明证。这一点,使这部现实主义力作具有了超越的品质,使其既具有了脚踏实地的写实品格,又具有了凌空高蹈的精神质地。使人们在看到“世事”的沉重之后不仅没有放弃活的希望,而且更加激发起了上下求索——求索“天机”——的激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艺术品格。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这种宗教的执着,为小说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黄嘉归深爱的周时讯在游戏厅暗访时被保安行凶致死,以身殉职,这使黄嘉归心痛不已,也愤恨不已。但在班玛大师“点化”下,黄嘉归却放下仇恨,以德报怨,在知晓郑仁松就是游戏厅的老板因而是周时讯之死的真正责任人时,把周时讯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证据——游戏厅有赌博机的照片——交给了郑仁松。对黄嘉归本人来说,这固然是放下,是恕道,但我想问的是:这对周时讯而言是否公平?这是对她的尊重吗?不是说这样写不好,而是说在讨论“拯救与逍遥”的问题时,“情理”同样重要。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上这部小说也亮点甚多。作品笔墨细腻,节奏舒缓,如临其境,从容有序,场面感强,能精雕细刻,还原生活场景。譬如,还是“开处”这个情节,难度很大,但作者深入人物心灵,把黄嘉归拒绝、好奇、原欲、理智混战的情景完全写出来了。
  与某些只掌握生活现象,只会就事论事,缺少辨析能力、批判能力,只能讲述热辣故事者不同,杨志鹏是一个试图追问时代精神难题的人,是一个试图言说这个既好又坏,既复杂又奇特,让人无法整体把握的时代的人。他的言说,采用忠实书写中国经验的方法,同时又一直执着思索着物质进步与道德陷落的矛盾关系,所以,整部作品中渗透着思考、追问、研诘的气息,回响着从“沉重的肉身”中突围以获取精神出路的执着追问。
总之,这是一部有强烈思想追求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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