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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得主与中国女作家在本刊对话

最新普利策小说奖得主布鲁克斯在京的一天
其其格(本刊主编)


作为中国作协大型文学刊物《长篇小说选刊》的主编,如何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知名度,一直是我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此次最新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家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一行来华访问,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方便的机会,6月29日,我刊组织有代表性的中国女作家与澳大利亚女作家来编辑部会面交谈,讨论共同关心的文学问题,在此前一天,我刊还协助《奇迹之年》英文版出版商英国企鹅公司,邀请在京主要出版社相关人士前往企鹅(北京)咨询公司办公室,与澳大利亚女作家会面,共同探讨中外文学图书的出版事宜。

澳大利亚女作家布鲁克斯和马尔凯塔一行来到编辑部时,我们首先播放了《长篇小说选刊》精心制作的幻灯片,把从刊物前身到正式创刊至今所推介选发过的作品及作家一一予以展示,这一群体几乎囊括了中国最有成就、最活跃和最有潜质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澳大利亚女作家赞叹道:“你们的刊物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

当叶广芩、毕淑敏、徐坤、马丽华四位中国女作家步入编辑部与澳女作家见面时,布鲁克斯她们发现,她们已在方才的幻灯片中见到过了这四位女作家的面。

我知道,中国作家不断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过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当我在播放幻灯片后的独家采访中提及此现象时,布鲁克斯表示的确如此,她所知道的中国作家只有老一辈的老舍、新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以及一些海外的华人作家。她认为,中国文化辉煌灿烂,对世界有重要贡献,可中国作家却不为外界所了解,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家不善于推销自己,而海外华人作家由于所处的方便地理位置和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宣传自己则比较容易,所以名声在外的也自然就多一些了。“你们应该让自己走出去,”她说,“你们《长篇小说选刊》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你们在构筑一个推介中国作家的有效平台。”在前一天企鹅公司的出版社见面会上,企鹅咨询公司总经理周海伦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当我刊特邀编审、文学理论家贺绍俊先生请两位澳大利亚女作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文学刊物办刊经验时,布鲁克斯感慨地说:“说起来很伤心,我们的经验远不如你们,应该像你们学习才对,我们哪里有你们《长篇小说选刊》这么出色的大型文学刊物呀。我们的文学刊物数量有限,主要刊登文学评论,只是在暑期时才刊登少量的短篇小说。你们中国作家有《长篇小说选刊》这样的优秀刊物,用来发表自己的作品,简直太幸福了。”

澳大利亚女作家与中国女作家互赠了各自的签名作品,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后,便在我们编辑部人员的陪同下,前往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签名之书一本为布鲁克斯的成名作《奇迹之年》,一本是马尔凯塔的亲情小说《少女寻父》。

《长篇小说选刊》对话澳大利亚女作家(节选)

时间:2006年6月29日 地点:本刊编辑部

参加者:布鲁克斯(最新普利策小说奖得主)、梅莉娜·马尔凯塔(《少女寻父》作者)、尼基·安德森(澳大利亚文化官员)、其其格(本刊主编)、贺绍俊(本刊特邀编审、文学评论家)、赵苏苏(《奇迹之年》译者、本刊副社长)、中国女作家叶广芩、毕淑敏、徐坤、马丽华,以及在京媒体的部分记者。

贺绍俊:你们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了解吗?
布鲁克斯: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通过与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交往,多半也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去了解和认知。
其其格:对中国作家了解吗?
布鲁克斯:我知道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比如绘画。我对中国作家的了解,主要通过外界了解,我知道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我也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还有老一辈作家老舍。亲眼目睹,这是第一次。
马尔凯塔:中国文学很好,可中国文学向外界介绍的还比较少,就像昨天在企鹅公司与中国出版界同仁讨论时说到的,把中国的文学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成就。
贺绍俊问布鲁克斯:您本人与媒体关系密切,《长篇小说选刊》也是一个媒体。您怎么看待媒体和文学的关系?
布鲁克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伤心的问题。在西方,媒体上的文学越来越少,许多不错的作家的优秀作品没有人评论,没有人阅读。我看了你们的杂志,你们有这么好的一本刊物,介绍这么多作品,我们却没有。
其其格问布鲁克斯:中国很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您也长期担任记者,有人说记者是通往作家的桥梁,因为记者可以积累大量经验。那么您是把文学创作还是把新闻记者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呢?
布鲁克斯:我喜欢自己的记者经历,它为我提供了许多经验,当代世界的重大冲突,我几乎都采访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当文学作家,因为我可以和儿子在一起。要成为一名作家,有许多路可以走,不一定非得是一名记者或学者,公交车司机一样可以圆自己的作家梦。
其其格:昨天企鹅公司的讨论中,当说起外国人不像中国人了解外国文学那样了解中国文学时,二位都认为中国作家不会“推销”自己。我记得马尔凯塔讲到自己开始写作时默默无闻,我想问您当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宣传或者推销自己的呢?
马尔凯塔: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外来移民的背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的书又恰好在圣诞节前上市。媒体要求我在电台、在学校进行宣传,一开始我比较害羞,我只在学校教书,除了学生,我不太会面对别人讲很多话,但又被逼无奈,只好朗读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朗读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吓坏了,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错,结果他们说是因为我的故事好笑,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其其格:朗读作品是作家宣传自己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方式吗?
布鲁克斯:是的,非常普遍,也很受欢迎。新书上市后,作者常会去书店朗读。一般是出版商和书店联手组织,出版商负责费用。书店会在书店门口做广告。
安德森:在西方,每个城市都有文学节,这对作家的宣传,效果也非常好,可以做到读者和作家互动。
贺绍俊:文学节的经费由谁提供?
安德森:文学节是有门票的,这是一部份收入。出版商和企业都会出一些,政府也会出。
马尔凯塔:文学节中还有选购图书的活动,所以很能吸引出版商的注意,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文化活动。
布鲁克斯:美国还有一个习惯,去读书会的人都要买一本书,这一点我不喜欢,有点强制。
贺绍俊问布鲁克斯:您的《马奇》根据《小妇人》中的父亲写成,小妇人被评为世界上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您怎么看经典文学作品?
布鲁克斯:这个作品在我童年时就给了我深刻印象。我尤其喜欢其中的父亲,他不循规蹈矩,追求自由,我就把他抽出来了,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德语翻译为《田野中的父亲》,意大利语也没用我原书的名字。
贺绍俊问马尔凯塔:您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反响非常好,而且还获了奖。这对您的文学创作是不是很有帮助?
马尔凯塔:是的。小说是由我自己改编成剧本的,剧本的创作方式不同于小说,为改编成剧本,我不得不作些修改。我必须放弃小说的思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别人都说小说家写不了剧本,我就要试试看。
马丽华问布鲁克斯:从纪实文学到虚构文学的转变,您是怎么考虑的?
布鲁克斯:儿子出生,我就不再想全世界地跑了,我希望固定下来,待在家里,就写出了《奇迹之年》。当时我在中东做记者,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待久了就想休息一下,于是去了英国,看一看绿色,我开车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路标,上面写着“瘟疫村”,我非常惊讶,从来没有一个旅游景点用“瘟疫”二字吸引游客,我出于好奇,便跑过去看,了解了里面的故事,三百多年前,这个村庄的人在发生瘟疫后将村庄封闭起来,以防止瘟疫扩散,我非常感动,便构思了这部作品。
毕淑敏对布鲁克斯:刚才我看了您的书的后记,很感动。鼠疫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在我们国家,鼠疫在疫病中排第一位。
贺绍俊:毕淑敏也是一位关注疾病与人类的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疾病与人的关系。两位作家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布鲁克斯对毕淑敏:这方面您比我更专业,因为您是一位医生。
贺绍俊:她有一部作品专门讲女性乳腺癌的,反映这一疾病对女性心理的影响。
布鲁克斯:这个题材非常值得写,这一疾病虽然能够治愈,但对心理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
叶广芩对布鲁克斯:我非常欣赏您写的这种人在极端困境下所表现的人性的东西。
马丽华问马尔凯塔:您的电影有没有可能翻译到中国来?
马尔凯塔:两年前在广州的一个电影节上放映过,但是英文原版,中文字幕。
徐坤问马尔凯塔:写小说和写剧本有何不同?
马尔凯塔:小说是一个人工作,电影则是集体工作。写剧本时可以进入角色,这也是一种享受。从这个角度讲,我更喜欢写剧本。
叶广芩问马尔凯塔:我想知道作为小说作家和剧作家,哪个收入更高些呢?
马尔凯塔:因人而异,我的情况恐怕不具代表性。对我来说小说带给我的收入更多些,我的小说有大量版税;至于电影,澳洲的电影和美国电影不太一样,美国电影剧本可以得到上百万美元收入,在澳大利亚则很少,对我来讲,电影远远不如小说收入高。

贺绍俊:您二位只写长篇,还是也写中短篇?
马尔凯塔:我也写短篇,写过两个,是同样一个人物,我现在把两个放在一起,写成一个长篇。
贺绍俊:澳大利亚有没有专门发短篇小说的刊物?
安德森:澳大利亚有三四个这样的刊物,暑期一些报纸的周末版和杂志会登些短篇小说,总的来讲,短篇一般是以集子的形式出版。一般的文学杂志把篇幅主要用于评论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
毕淑敏:澳大利亚男作家多还是女作家多?
马尔凯塔:差不多吧。
毕淑敏:但是中国的男作家好像比例较多。88%!只是女作家可能比较活跃,显得多。
布鲁克斯:为什么会是这样?
贺绍俊:作协的会员数字不能说明问题,男性由于种种原因,更容易得到会员资格。
记者:《奇迹之年》的奇迹有什么意思吗?
布鲁克斯:我的书前面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约翰·德莱顿的诗,诗中把1666年称为奇迹之年,这一年,有大瘟疫、荷兰人进攻伦敦、王政复辟、伦敦大火等大事,这是一个奇迹倍出之年。另外,书中女主人公勇敢的行为更是一个奇迹,村庄的人将自己封闭起来面对灾难,这也是奇迹。
记者:您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您文学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布鲁克斯:给了我很多好的视角,记者生涯让我有了丰富的经历,也接触了很多人,记者经历是我丰富的图书馆。
记者:我看到您在创作《奇迹之年》前做了大量调查,我想问您为什么没有将它写成纪实文学?
布鲁克斯:因为那个时代瘟疫村的村民都不识字,没有多少历史资料留存下来,无法写纪实作品。
记者:女性创作与写作女性这两个概念各位有过界定和思考吗?
毕淑敏:拯救乳房恐怕是专为女性写的,这是女性独有的病,对女性也很重要,男作家可能也不太方便写吧。哈哈。
布鲁克斯:上个世纪,女性写作遇到很多困难,女性不得不用男性名字写作。澳大利亚也有这样两位作家,英国也有,乔治·艾略特就是女人用男人名字。过去文化是男人主宰的,女性被排除于文化之外,这种情况现在得到了改变。没有人在乎作家的性别了。
记者问布鲁克斯:如果您在瘟疫村,您会怎么办?
布鲁克斯:我想我得视我儿子而定。如果儿子活着,我会全力保护他,哪怕我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儿子死了,我会做出牺牲,为了集体。
记者问布鲁克斯:人在灾难中总会有很多独特的体会,您为什么把灾难题材作为文学创作?
布鲁克斯:我写小说时还没有非典,但有艾滋病。西方艾滋病的出现,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互相猜忌,互相害怕。这让我想到17世纪人们面对灾难的不同举动,这是我写灾难题材的动因之一。
记者问布鲁克斯:您读过中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吗?
布鲁克斯:我读过很多,不幸的是,我看到的大多是移民海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
记者:你们知道麦考洛吗?
马尔凯塔:她在中国似乎比在澳大利亚更有名,就像卫慧在澳大利亚一样。
贺绍俊:徐坤自己是女性作家,写女性,研究女性写作。她也写了一个关于非典的作品,《爱你两周半》,你们应该很有交流的共同点。
记者:在中国,作家有时会去一些地方体验生活、进修、学习,或是挂职锻炼,请问,澳大利亚的作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马尔凯塔:对我来讲,我通过我的学生得到新鲜知识。明年我可能要离开学校,去旅行。
布鲁克斯:对于我来讲,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哈佛做研究,接触不同行业的人。
记者:在中国,有一部分作家学历比较低,但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知道澳大利亚作家的知识结构如何?
布鲁克斯:其实这在西方也是如此,作家是各种行业的人都可以做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进入文学之路。
贺绍俊:中国每年有上千部小说出版,《长篇小说选刊》从中精选作品,让读者读到优秀的作品。澳大利亚有这样的刊物吗?
布鲁克斯:这样的刊物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文学期刊主要登评论,有一些评选活动。澳大利亚人口比较少,读者也比较少。
贺绍俊:希望澳大利亚的同行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布鲁克斯:我想这方面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希望澳大利亚也有你们这样的刊物。
记者问布鲁克斯:您认为是什么使您的《马奇》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布鲁克斯:可能是因为符合了评委的审美倾向吧。我本人独特的经历对我的写作和获奖可能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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