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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3期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眼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八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六百人中,只有五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一万一千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一百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肫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查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三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十六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三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十一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五次战争,十七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十二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二十万男女献身,其中十万多人死在中美洲三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四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一百六十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一百万,占本国公民的百分之十。乌拉圭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五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三百个年头,又用了三百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二十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十六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一万两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八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二十三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三千里(西班牙里,一里相当于五公里半)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七千四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七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一百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三十二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朱景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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