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2期

编辑手记

　　福建陈先生发来短信，问起网络对杂志出版有影响吗？我们要谢谢陈先生的关心，还有更多的关心传统出版业的读者朋友。也就是这一年里，网络的普及速度呈迅猛之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技术革命对于传统的传媒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于我们，并非是挑战不挑战的问题，而是坚守，以及，积极应用。

　　事实上，《长篇小说选刊》并未受到影响，发行数一直稳中有升，从06年起每期专为读者补购留出的库存已不够用。可我们更愿意去正视更大的事实，即信息技术的确已使人类生活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但是，这只能让我们更加珍惜从前辈手中接过的事业，我们相信，历来被视为文学前沿阵地的文学期刊，在将来的岁月里只会愈发显得重要，而不是被削弱；书刊的墨香陶冶人类的情操及情趣几千年，作为一种享受，它也会永远占有重要地位，而不是衰微。

　　好啦，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本期作者。杨争光，上大学前他是陕西乾县的农家孩子。搞文学，最初以诗歌入行，1990年转向写小说，让他出名的却是影视作品《水浒传》《双旗镇刀客》。他曾自嘲说，从写诗转向写小说，从此就变俗了。其实杨争光的小说不俗，《黑风景》《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赌徒》及长篇《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开始》，都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沉思之作。他有过苦恼，希望读纯文学作品的读者跟《双旗镇刀客》的观众一样多，但最终发现这是徒劳。于是，他的小说一如既往追求思想价值，而不轻贱艺术表达，和谐而生成独特个性。

　　《少年张冲六章》，多棱镜式的透视现代教育体制，用心良苦。小说指向不是那么简单的问责于教育体制，当下社会发展的精神缺失，教育体制只是一个问题环节，小说传递出：在一个以成功为最高价值追求的时代、在全社会只鼓励个人奋斗的密不透风的堡垒中，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有关成功的观念、允许一下个人不奋斗？

　　李亚，军旅作家，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便与这部不同凡响的《流芳记》有关。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的历史，带点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但这些构成元素都不足以吸引读者，支撑住这部小说的，是精彩独到的个人叙事中再现的一片“历史场景”。历史像一个永远在被宣告已经解开的谜团，作家们对历史题材的写作冲动，也就是渴望解谜的冲动。宏大无边的历史，经由一块块细部的发现，让碎片连成整体，让混沌逐渐变得清晰，历史与我们今天的对话也才变得可能。这或许就是族群记忆或个人记忆的分量和魅力吧。《流芳记》为此做了努力，并博得了读者的青睐。

　　本期特别要介绍《山女世界下着雨》的作者石淑芳。她是地道的农民，这个身份使这部小说的自传体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在石淑芳看来，作品的出版和被选，都是她的文学梦成功的证明。是的，我们应该为此向她表示祝贺。但这部作品打动我们的，姑且用一个很时髦的词，是“底层经验”。石淑芳的讲述与作家有所不同，关于底层文学，大都很难处理的人物形而下活动与形而上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恰恰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极尽张扬，石淑芳天真地无意地填补了我们当下小说在底层叙事中的苍白与缺失。从少女起写下85本日记，石淑芳最大梦想就是当个作家，向更多的耳朵倾诉山村女性对日子的看法。今天，我们在听。

目录

长篇小说

李　亚…………………………………………流芳记（作家出版社出版）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人民文学》2010年第３期；作家出版社出版）
石淑芳…………………………………………山女的世界下着雨（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创作谈

李　亚…………………………………………创作谈也是一个故事
杨争光…………………………………………我们是以爱的名义……
石淑芳…………………………………………山女的名字也会飞翔

同期评论

傅逸尘…………………………………………如果把“撄人心”作为一条批评标准……
秦巴子…………………………………………长大成人，他该怎样成人？
高叶梅…………………………………………听一位山村女性倾诉对日子的看法

　　读书的时候，我很留意作者，表面似乎是不经意的一瞥，内心却在暗妒他们的才情，上苍对他们的眷顾。回归到农村女人的生活，这种感受更强烈。

　　我也想写书，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本，所以苦行僧般的读书和写作生活，是我无奈和命定的选择。

　　白天地里干了一天农活儿，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所居住的两间平房面临小街，和村里一间磨面房紧挨，耳边日夜轰鸣着磨面机的马达声，读书写作我喜欢回到村中老屋，那间木架结构的土坯房。
　　
　　有天吃完晚饭，我挎了一个装书和本子的粗布包，准备去老屋，天空下起了大雨，想起最近由于杂事和生病，已经好久没有读和写，心中自责，决定冒雨冲往老屋。从平房去往土坯房的路上，中间有座水泥桥，当我雨夜的身影刚刚飘落到水泥桥中间时，雷电隐约的光影里，我看到了快涌上桥面的山洪。头铮的一声就大了，我立马撒开脚丫拼命奔跑，刚到对岸就看见桥面一片汪洋……

　　土坯房里阴暗潮湿，灯泡上聚了密匝匝一团蚊子，屋内地上还有毕剥毕剥的雨滴在渗落。刚放下挎包突然没电了，我只好抱膝坐在黑暗中——我回不去了，平房和土坯房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咆哮凶险的山洪。雨下个不停，突然老屋的山墙塌下来，飞落的石块滚到我的脚边。我在漆黑的雨夜，在塌了一角的屋子慢慢等到天亮。

　　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像翩翩的蝴蝶，飞翔在报刊和杂志上。城市女人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大学毕业证上、工资卡上、名片上或者请柬上，而我一个农村女人，顶多只是丈夫嘴里的“哎”，孩子嘴里的妈。

　　尽管在山村我读不到书，更不可能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写，这一切都没关系，我决定用一生的光阴来跋涉，在纸上行走。另外写作的好处是可以尽情描述自己目光中的生活，就像跟另一个自己聊天交流一样，有一种释然的快乐。

　　如果幸运的话，我的名字会跟着我的想法一起，像四面飘洒的雪花，飞落到无数人的心田……

　　我的第一篇散文发表时，我拿着报纸飞快地跑向村西的打麦场，那是我无数次徘徊寻找灵感的地方。我向那些静默的麦秸垛、野花野草、还有飞来飞去的小鸟，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山女的名字也会飞翔！

　　石淑芳是一位农村妇女，少女时代因作文课点燃了写作热情，从此与文学结缘，立志当作家；也从此坚持阅读和写日记，为当作家磨练基本功。17年里她写下85本日记，她用这些日记作为素材，创作出这部自传体小说。时逢中央六部委发起“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专门为扶持农民作者提供出书机会，社会出版社帮助这位山村女子圆了文学梦——以上大致可以构勒出作者石淑芳的命运轨迹。在这部小说中，石淑芳把自己的经历赋于一个叫草儿的女孩身上，让她替自己再活了一遍，并成为了众多的石淑芳。

　　读这部小说，有很多意外收获，首先它让我的阅读情绪始终处在被调动状态。草儿这个人物无疑是个异类，“异”在她有精神追求，冥而不化，而她的世俗人生一点不特别，不拧巴，完完全全是在普通乡村女子的经历范畴，她的内心活动也与人物身份十分贴切，山村女子的质朴和文学女青年通常会有的小小矫情，都是那么自然。石淑芳还没有学会把“虚饰”当“塑造”的技法，才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乡村经验，及乡村人物真实的精神体验。

　　尽管石淑芳最想张扬的是追求“文学梦”的人生轨迹，也想把“文学梦”价值化为一种奋斗理想赋予作品主题，但这部作品的内涵却远远超出了“文学梦”的涵盖。我们看到，点燃草儿“文学梦”的作文课是她最初的人生开蒙，如同成人礼的仪式。在文学的帮助下，这个山村女孩感悟到了生命是有意义的，文学便成了她进入世界的一种方式。八十年代，城乡封闭被打破，古老的乡村开始游动起来，泱泱人潮朝着与钱有关的好日子奔去，这个女孩儿的肉身也顺流而走，但她的精神却是不合拍的，她能听到的只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听不见集体的脚步声。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选择，大都是她没有主动权的，却也被她的眼光巅覆得山摇地动。农村妇女在体力上精神上，在社会上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她都无幸避免，迷恋文学让她像做贼一样，像欠了别人一样，躲着藏着读书写日记。虽然写书的梦想是那么具体，又做了无数当作家的美梦，但文学之于草儿的作用，其实更体现了一种巨大的宗教力量。写，是宣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还是抗拒的形式，女性对压抑的精神生活的抗拒。草儿被文学点燃的敏感的心，游走于自己内心和所处的外部世界之间，精神世界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缺失状态下的精神饥渴也异于常人，她的讲述涉及到的家族、生育、婚姻，爱情、离乡、打工等等，很多细节，很多人物，很多语言，都是轻轻地掠过，却会长久活跃在我的脑海里，保持着足够的新鲜。

　　比如草儿设想了无数次与父亲谈心；也无数次试图获得重男轻女的母亲对她的关注；她活得灰头土脸，却想象见到暗恋的老师时自己是个威严而妖媚的女警；她满怀深情给小别的丈夫写信、极力去亲近家族中唯一上过大学的表哥，这些都是出于抗拒生存的缺失感。最终，对生命的热爱及至爱人而不能的焦虑，却只能在阅读和写作中缓解掉。文学之于草儿，既是她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是卑微的人生追求美好理想而乞助的唯一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的确是她的宗教，文学是所有灵性女子能够为自己找到的唯一宗教，因此，这是一部将女性的生存体验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作品。

　　全国有很多作家在写农村，写农村女性，写农民对日子的看法，而这部作品让我们倾听到了一位山村女性对日子的看法，我相信它为我们的文学带来了一股鲜活的经验。

高叶梅（《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作品完成后再写一篇创作谈，是很多作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但对我来说，这活儿要比让一个孕妇生完孩子再谈一下生产过程更困难。所以，让我就拙作《流芳记》写一篇创作谈，还不如让我老老实实讲个故事更快乐。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流芳记》写的都是我故乡的往事。事实上也真的就是这样。坦率地说，书中所有故事，几乎都是我小时候在田间地头或傍晚的打麦场上听祖辈父辈们讲的。他们讲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经历，有的是他们从外面听来的。虽然他们说人论事时也会添油加醋，但基本上都能讲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而且大体上不会改变故事的原本面目。

　　比如，我有一个伯父（我们那儿叫大爷），十八岁时当过国民党镇政府的镇丁，经常腰里挎着盒子炮跟着镇长在乡村转，人前人后耀武扬威，很牛×的。在人场里，他最爱说的就是当年日本鬼子打到镇上时，他是如何保护镇长逃跑的：镇长骑着一匹黑马，他把马尾巴绾在左手腕上紧紧抓住，右手握着盒子炮，一边随着黑马狂奔，一边向后开枪打鬼子，就这样一口气跑了四十八里，保护镇长没掉一根毛。但后来听别的老人说，那时候我伯父根本没有盒子炮，鬼子来时他双手拉着马尾巴逃跑倒是真的，但是只跑了十几里地，停住步子后顿时瘫倒在地，不仅屎尿拉了一裤裆，而且口吐白沫马上就死，不是镇长从烟锅里抠出一蛋子烟油子抹嘴里，他早就喂地狗子了（生活在土壤里的一种专吃腐尸和种子的害虫，我们那儿叫作地狗子）。

　　我伯父保护的镇长，是我们村一个大户人家的五姨太生的，不知出于什么习俗，我们村的人都叫他老五。论辈分我应叫他五爷。五爷小学快毕业时，家里从县城给他娶了个大他九岁的媳妇。媳妇出身于中医世家，长得人高马大。暑假里五爷喜欢拎着一张苇蓆躺在河边柳树下念书，经常是念着念着就睡着了，这时候，大他九岁的媳妇就会过来把他抱回家——我上中学时，还经常听一些老人讲述五奶抱起睡着的五爷回家的情景。后来五爷当了镇长，随着住在镇上的五奶便是镇长太太。五奶虽是个小脚，但她每次和五爷回村里时，总是喜欢穿着尖小的高跟皮鞋，而且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五爷身材中等，五奶个子高大，村里人不会形容他们走在一起的情形，只会笑话“五爷牵着大洋马回来了”。解放后，先听说要枪毙五爷，后来判了无期，被送到白湖劳改。头几年，五奶还到白湖看过五爷两次，后来社会形势变幻无常，她没再去过，信也再没通过，生死两茫然。五奶虽出身于中医世家，但他们没有孩子。村里很多孩子都是五奶接生的，我也是五奶接生的，她非常喜欢男孩，我没满月时，她几乎每天来看我好几次。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述五奶的故事，一直到中学时我还经常跑到五奶家里玩。五奶最喜欢给我讲她当年的往事，讲她县城里的富贵家庭，讲她随五爷在镇上的风光，讲她随五爷在县城受到县长的礼遇，讲她随五爷在蚌埠受到廖军长的款待，讲她平生所见所闻的人间奇迹……虽然那时候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但她讲述这些往事时依然精神抖擞，眼睛里满是辉煌的光芒。五奶还鼓励我好好念书，但她的本意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要我成为一个经过大世面的人。遗憾的是，后来我差十七分没能考上大学，不仅对不起已经去世的五奶，而且让我父亲非常愤怒——得到落榜的确切消息那天，他老人家手提一把三齿木叉围着村子狂追我六七圈。正当我父亲气喘吁吁停在村头破口大骂时，一个童颜鹤发的老人出现在村头。我父亲立刻住口，惊讶地朝老人冲了上去，悲喜交加吵吵嚷嚷地叫了一声：“五叔！”是五爷回来了。这是真实的事情，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89年7月26日。五爷回来那天精神矍铄，但第二天到五奶坟上烧纸时他已经需要两个人架着才能挪动步子。一周后，五爷去世了。给五爷下葬那天，我们村里人都说，要是五奶还活着，他们老两口一块儿还能再活二三十年。

　　虽然这个具体的故事与拙作《流芳记》里的故事没有太多关联，但我觉得它已经说明了这部小说的源泉。这么多年来，我有意无意间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故乡往事，但它们都像金豆子撒在暗处，而这个具体的故事就像一束强烈的光芒照射下来，所有的金豆子顿时都焕发出耀眼的金光。遗憾的是，我没有打麦场上乡村老人那样讲故事的本领，只能假托一个幽灵来诉说我少年时代在乡村里获得的心灵记忆。我希望这种叙述方式不是对原有的记忆内容进行装饰性修整，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和加深小说的性质，从而使往昔的岁月得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不知道做到没有，但这是我在写《流芳记》时的原始心愿。

　　如果把“撄人心”作为一条批评标准，用来掂试小说分量的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在故弄玄虚，然而，这的确是我在阅读《流芳记》的过程中，时时从内心深处腾跃而出的一份激动：不含杂质，清澈如水，直指内心。作为一个准职业读者，长久以来，我渴望触摸到小说文本内部的深层肌理，或光滑如丝，或粗粝如石。然而泛滥的故事、俗艳的传奇以及作者强加于文本之上的戏剧冲突壅塞了我的视听，或许，只有这种直逼心灵的触觉才更能印证小说于我的真实存在。当我们当下的文学在以视听为强势标榜的新媒体文化面前卑躬屈膝时，当我们当下的小说放弃了对文学性的经营而逐渐沦为电视剧的故事梗概，并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变得越发不可一世的时候，叙事的本体性正在消亡；当故事等于或正在大于小说本身时，写作和阅读的耐心都在逐渐丧失。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从故事中获取廉价而平庸的快乐，我们在消费小说，故事也消费了我们。于是，我便近乎偏执地期待着一种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而《流芳记》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段超然于故事之外而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纯文本阅读体验”。

　　小说以母亲浪漫奢华的五十五岁寿宴作为结构全篇的时空节点，旁逸斜出，前后勾连出一段苏氏家族的盛衰往事、串串发生在“谯城”这个皖南小城里的风物俗事，并进而演绎为“我”这个无所不在的幽灵对于抗战历史的“个人记忆”与“私语讲述”。

　　我始终坚持认为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历史不能仅仅作为背景和工具，而需要置于前景的显要之处。《流芳记》作为一部书写成长史、家族史、风俗史、抗战史的“历史题材”小说，并没有对看似重大的战争过程作正面的直接描写，而是旁敲侧击，重在探索战争历史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和戏谑、反讽式的叙事，恰恰跳开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撇开了政治的规限，直指生存的本相和心灵的真实，书写出更为广阔的存在镜像，经过“我”这个幽灵的过滤，从而沾染了人类的体温和习气的历史图景更加深沉而厚重，对生活本体的书写堪称视觉的盛宴，其华美和绚烂甚至超越了眼睛和耳朵，得以在每一个渴望湿润的心灵间洇染开来。

　　当下的作家在叙事智性方面的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的不足，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作家依然热衷于对故事表象的叙述，沉醉于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虽然故事本身很好读、很有趣，可能也会让人有所思考，但终究无法抵达某些丰饶的隐喻之义，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潜在思索和独到发现。文学的任务应该是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辨。而小说的“智性”，是对于小说可能性的探索、是对于无常生命的一种抚慰，是一重直指心灵的、打通现实与非现实世界的精神管道。在主题层面的多义和含混，正是世界本身存在诸多待解的难缠之谜的隐喻，甚至小说中一种主导的情调–感伤，也是作家世界观的体现：小说人物的孤独与哀伤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它来源于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和智慧的有限性。

　　真正的好小说就是重新组织事实、重新建构世界或说给世界一个新的解释。

　　读后掩卷，一种怅惘之感依然长久地驻于心间。

傅逸尘（评论家，《解放军报》记者）

　　杨争光对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批判，早在《越活越明白》这部长篇小说中就已经表现出了锋芒与思考，可惜，那本小说被误读得太多了。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知识分子吗？有几个？如果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具有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个人立场和批判精神，那么，《少年张冲六章》的张冲实际上是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少年张冲是个可能长成为知识分子的好苗子。在小说第五章里，张冲为什么总是和课文里的说法想得不一致？为什么总是和老师作对？为什么总是和父亲的想法拧着？张冲以他未经污染的纯真、以他自由不羁的天性、以他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以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劲儿，一次次地冲撞着强大而又无形的空虚的实体。可惜的是，教育制度以及制度之下的老师家长和社会认为，他是个问题学生。

　　张冲在初中毕业时的“自我总结”里说：“我上了九年学。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也还喜欢学习……我爸给我支了个石头桌子……我爸说石桌是火箭发射基地。他希望我好好念书，考大学，将来能上天入地成龙成虎，其实就是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大人物……后来，我让我爸失望了……我成了问题学生。我承认我是问题学生……”张冲这样一个很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怎么就变成了问题学生呢？值得深长思之。

　　我们有塑造知识分子的机制吗？一味地强调出人头地成龙成凤，整个社会对成功学的认知是否存在着偏差？功利主义的教育在强调认同与适应的同时，是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导入了瞒和骗的歧途？百年前就被倡导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去何处寻觅？那些被精心挑选的课文、精心设置的作业和标准答案，看上去是那么可疑。也难怪张冲念着念着就不爱念书了，大概随便一个有点知识分子精神的人都不爱念这样的书吧。

　　张冲后来爱念《苹果栽培技术》，他甚至用这些技术成功地改造了他姨父王树国的苹果园。可见张冲即使不能成长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有一技之长为社会有用的技术型人才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但是他考不上大学，成不了人中龙，当不成精英，不可能坐着小汽车回来光耀门庭，他爸不答应，他爸觉得脸上无光么。从机制回到社会，回到家庭，一个少年的成长是如此艰难艰辛。长大成人，他该怎样成人？他又能长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张冲念不完中学，而那些考上了大学的张冲的同学，譬如周天佑们，又能成什么样的人呢？他也许能念到博士吧，但能否成长为一个知识分子，实在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　　

　　杨争光说：“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而当这土壤很可悲地已经变成了工具理性左右下的单调的培养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喊出的“救救孩子”。是的，救救孩子，但是在救孩子之前，让我们先通过这部小说检视一下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些土壤吧，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张冲六章》是一部敢于承担现实和艺术双重使命的警世小说。

秦巴子（作家，宝鸡市文联《秦岭文学》策划、编辑）

我要写在小说里的，都写在了小说里。
还要写下几段文字，放在这里，放在小说之外，其用意是极其单纯的：备忘。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个新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和这本小书有关的几段文字。那时候，我想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想象里，少年的爱情比成年的爱情更像爱情。乡村少年的爱情比城市的爱情更具浪漫的气质。
故事的主人公叫张冲。
我想了解现在的少年。
我和一位叫甘毛的中学生有过一次随机性的交谈。他是我朋友的孩子，现在已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了。他的聪慧和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我讲述他的几位喜欢摇滚音乐的同学。我从他的话语里“截”下了一些词句，把它们留在了我的笔记本里：英伦气质。无法躲藏的激动。想哭。不知为什么就哭了。愤怒的土壤。冲击力。重金属。生理作用。摇头晃脑完全兴奋起来。一个人关着灯，听得热泪盈眶抱头痛哭。
……
随后，我读了一本关于中国摇滚音乐的书。
我有意识地引诱我的朋友们讲述他们的孩子。
一位叫洛荻的中学生的故事让我感慨唏嘘。她很善良，有含而不露的个性锋芒。她离开了中国的学校，在加拿大完成了她剩余的中学学业，现在英国读书。她和她曾经的故事变相地隐藏在了我的这本小书里。
我笔记本上的文字渐渐多了起来。
我发现我正在远离我当初的设想。
还有比爱情更严重的东西。我想象里的那个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
今年初，我回到了家乡乾县。
这里有张晨和苏平给我安顿的舒适的写作环境。他们对我亲如家人。每当他们叫我争光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温热的感受。我喜欢听他们用家乡话这么叫我。
还有我的胃。它喜欢殷望朝和芳芳夫妇的面条。殷望朝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居所和望朝家隔着一条国道。每天晚上回居所，望朝都要护送我，恨不得让国道上狂野的卡车们，立刻在二里以外的地方熄火，好让我安全地走过去。我从来就没有安全感，我需要他兄长般的保护。
我约请我的弟弟杨卫国讲了许多我需要的故事。他很会讲。
还有袁富民老师。
我无法忘记我在乾县晨光中学学生宿舍里和学生们交谈时的情景。张晨是这所中学的校长，他领我去的，在晚上熄灯以后。我把他“赶”了出去。我希望我能和已经躺进被窝里的学生们交谈得自由一些。他们给我讲他们的抽烟，他们的恋爱……
我阅读了现在通行的语文课本，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一本也没有遗漏。小学课本是乾县逸夫小学校长，我中学的同学张秀清提供给我的。我和逸夫小学的几位语文老师有过很好的交谈。初高中的课本是张晨给我的。
我笔记本上的文字快要写满了。
我要写的已不仅是那个少年张冲。我甚至以为，那些纠缠和埋伏在他青涩生命里的许多东西比他更为重要。
我有了许多的胡思乱想。
比如，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
人民从来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祖国也是。我甚至在《辞海》里也查不到它。
我们从来都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理所当然地掉了进去，无法脱逃，也不愿脱逃。
我们做困兽斗，愈斗愈烈，愈斗愈惨，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
我记得，鲁迅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只会对孩子瞪眼。
现在，我们又学会了给孩子献媚。这也许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我们敢对孩子瞪眼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意生育的时候。当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瞪了。“瞪我就死给你看！”只这一句，就可以让我们立刻崩溃，就地瘫软。
所以用“献媚”。
“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
但我们是以爱的名义。
也许，我们首先做了自己的奴才，然后才是别人的，公众的，秩序的。
还要“惠及”我们的孩子。
奴才的脾性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和我们生死相依么？
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悬梁刺股……
病态的努力加固着我们病态的文化。从幼儿园到中学，我们的孩子首先要对付的竟是他们难以对付的，不断加重的书包！
我们是父母，是亲人，是教师，是国家公务员，是操持着各种职业的芸芸众生，人民的分子。
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
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
我们真要万劫不复了么？
……
也许，就因为这样的许多胡思乱想作怪，我把这本小书写成了现在的样子。
五月四日，我写下了这本小书开头的那两段文字。
十月二十八日，我完成了这本小书的写作。
陕西师范大学的几个研究生和他们都很喜欢的小马老师一起，在小马老师简单又温馨的家里，把我的手写稿变成了电子文本。他们是：李生普、肖磊、霍鑫、赵曦。

杨争光
2009年12月19日记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