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1期

编辑手记

亲爱的读者朋友：新年好！

2012年的元旦新年、春节大年接踵而至。长长的休闲日子是读书的好时光，愿《长篇小说选刊》陪伴您度过幸福的假日。

本期选发的著名先锋作家格非的《春尽江南》，是2011年度最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是不容错过的优秀作品；另一篇《生命树》是红柯继《乌尔禾》之后又一部洞透命运人生的感人之作，《生命树》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获提名奖，进入前十备选篇目。我们向读者奉献这两部作品，使《长篇小说选刊》新一年的开卷便展示出很高的起点。此外，赠送全年订户朋友们的新年礼物——“特刊10卷”收录了刘庆邦的《遍地月光》、郭文斌的《农历》。刘庆邦素以“短篇小说王”著称；郭文斌是近年崛起的西北实力派作家。两部作品均进入第八届茅盾奖前十，荣获提名奖。第一期与“特刊10卷”的联袂推出，其厚重感不言而喻。此时，京城瑞雪初降，好作品如同瑞雪，让这开年的吉祥预兆一年的文学丰收吧！

近十年间，格非纠结于“乌托邦”情绪，陆续写出了“三部曲”，包括大革命时期背景的《人面桃花》，五六十年代背景的《山河入梦》和直指当下的《春尽江南》。长久以来，长篇小说的“当下性”令众多中国作家犯难，其一在于面对庞杂现实，作家“概括”能力的缺失；其二在于今天的读者拥有空前的信息资源，以文学叙事重组这些资源并且提升其精神性，难度实在太大。而《春尽江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不懈之努力，看到了中国文学钻出瓶颈的希望。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之后，不约而同地只有一个词描述心情：“难过。”在“文学共识”被宣告基本破裂的今天，一部作品能引发出如此“共振”，也算是一种奇观了。它证实了文学的魅力生生不息，乃与人的精神息息相关。这部小说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普通事件中提炼的故事，故事生发的意义却超出了我们寻常的、普遍的目光所及，让不同的人“难过”，是因为它洞穿了我们共同面对的中国人的精神现实。“难过”是复杂的情感状态。有悲哀，更有一份麻木被刺醒的疼痛。作为对文本的评价，我们要说：这部小说证实了一个作家“驾驭素材”的出色能力。

红柯的《生命树》是他“天山系列”长篇小说的延续。小说写了四个家庭，应该是红柯小说中人物关系较为复杂的一部作品。红柯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物象与人的组合，而物象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融入神话、传说、歌谣当中，由此而形成一种气象。这使得他的小说叙事获得了一种灵性——充盈着对自然和生命的虔诚——这种灵性不是对现实的游离、疏远，而是神奇与现实的一体、神性与人性的一致，它既融合历史变化，又凸显了生命个性的光辉。《生命树》展示了作者的“新神话写作”具有强大的现实生活概括力。小说中的生命树即作者重构的一个原型神话，是由公牛和神龟两个动物原型神奇地组合而成的。牛身在凡尘但始终葆有神性，而龟匍匐在大地深处，隐喻着人性内在的欲望与灰暗。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身上都隐隐约约地经历了从尚“龟”到崇“牛”的转变。

目录

长篇小说

格　非…………………………………………春尽江南（《作家》2011年9月号）
红　柯…………………………………………生命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谈

格　非…………………………………………代表失败者
红　柯…………………………………………最美丽的树

同期评论

郭春林…………………………………………春有尽，诗无涯
李遇春…………………………………………一个反讽性的新神话

本刊消息
《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至2011年选登作品总目录

　　本刊已加入电子期刊、数字传媒信息网络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来传播本刊，所刊发的文字和图片均纳入其中。作者文稿在本刊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
2012年1月1日

　　1994年前后，《欲望的旗帜》出版不久，我就有了写作三部曲的打算。当时的想法既迂阔，又天真，希望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去写一部三卷本的小说。也曾去图书馆翻阅大量地方志、逸史和江南一带的民俗掌故，并作了一些笔记，但这部小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再后来，不用说三部曲，就连写作任何作品的心思都变得淡而又淡，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剩下的，只是一个思之无味、弃之不甘的念头而已。

　　2002年冬天，我去了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履行为期六个月的“蓝色海岸”国际写作计划。我住在一座建在半山腰的圣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看到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同行们，每日在电脑前勤奋工作，我也想见样学样，写点什么打发时间。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但修道院的经历证明，这种天老地荒的清静有时也十分可怕。有一天，修道院的负责人马歇?布万先生，问我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中国书法，我就用毛笔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开头四句似乎是:

　　羁旅山坳寄
　　他乡度残冬
　　晓霜侵阶白
　　落照过村红

　　静默的岁月的确难熬。旅法作家刘西鸿女士在去尼斯游玩的途中，带着丈夫和孩子，特意绕道来看我。她的目光中除了同情，就是悲悯。她塞给我的2000法郎，至今还未有机会奉还。她怂恿我不如换个地方，于是我就去罗马和那不勒斯游玩，一个月后提前回国。《人面桃花》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

　　好在第二年学校派我去韩国的庆州授课一年。除了应付轻松的教学任务之外，尚有余暇用来写作。庆州是“新罗”的古都，那里的韩国人古风尚存。韩国朋友的友善和热情，让我喜忧参半。轮番做东的“雅集”几乎无日无之，好像打定了主意不让我有片刻的空闲。我终于又开始怀念起修道院的清静来。不管怎么说，那个只有十万人的庆州古城，给我的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氛围，《人面桃花》在回国前就顺利写完了。

　　在以后的几年中，学校里的事情越来越忙。尤其是到了春季的“答辩期”，大脑就有拒绝运转的迹象。朋友们偶尔问起第二部什么时候写，我总是开玩笑说，那要看学校何时再派我去韩国。韩国虽然没去成，但在《山河入梦》写完第三章之后，我应成露茜教授之邀，去了一趟台北，在世新大学讲学两个月。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第四章，叙事速度明显加快。莫言后来说，前三章似乎还在散步，第四章简直就跑得飞了起来。我想大概是台北气候过于炎热的缘故吧。

　　《春尽江南》的写作，持续了一年半。故事的幅度只有一年（原先的构想是三个月），跨度却长达二十年。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小说中的人物，也许各有其观点，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作者。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所谓的三部曲（台湾出版前两部时，曾冠以“乌托邦”这样的名目），多年来像须臾不离的恋人一般地缠着我。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她的温柔和暴力。《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都在《作家》杂志首发，《春尽江南》也不应例外。我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和读者的耐心，因为它一直是我维持写作的基本动力。

　　大概可以想象，当格非选定“春尽江南”这四个字，作为他这七八年来断续完成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终结篇篇目的时候，更具体地说，当他在“春”和“江南”之间硬生生地嵌入一个“尽”的时候，他的心情多半是寂寥、悲切，甚至是无法排遣、沉重如山的绝望。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来不乏伤春悲秋的调子，却同样有无数对无尽春光的赞美，而江南的春天更是引无数骚人墨客吟咏酬唱，长歌短章，从来不绝。格非清楚，这一个“尽”字，其中的滋味、分量就更值得我们认真面对深入思考了。

　　格非即将结束整部小说写作之时，正是主人公谭端午终于看完欧阳修《新五代史》之际。谭端午读史过程中感觉最“触目惊心”之一，便是那撰史者议论前的“呜呼”二字。当格非在键盘上敲出“呜呼”二字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心底一定也有一声长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写作《春尽江南》，恐怕就正是将它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来对待的。

　　整个《春尽江南》，实质上的核心人物乃是谭端午。小说以他为中心，向外延展，涉及的人物不能算很多，可是铺展开，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浓缩版。他们在这个时代颇具代表性，妻子是律师，昔日诗友今日报社副总编，房地产老板，小学即将毕业的儿子等等，除了那个绿珠，很像作者一厢情愿为男主人公找的红颜知己外，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及其家庭可能有的社会关系的全部。而他自己，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求学并成长起来的诗人，阴差阳错地回到故乡，最终成了地方志办公室的一员。

　　在《春尽江南》中，格非给出的方法是诗。小说不止一次地提到庄子，其实，庄子的方法也就是诗的方法；诗的方法也就是庄子的方法。诗是避难所，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这里，诗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诗让我们敏感，给我们烛照出时代的病灶；诗带给我们纯真和崇高、正义和真理。

　　然而，诗人是脆弱的。已经演成20世纪以来重大社会问题的“诗人之死”无疑向我们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诗真的有“改变世界”的伟力吗？而这也正是我不满意于《春尽江南》之所在。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我看到格非在一步步退却。写作的方向正与历史相背而行。从晚清到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再到80～90年代，这是三部曲的时间脉络。

　　我理解格非的苦衷。现实似乎没有给我们多少希望。不跟时代作对，而又要自外于时代委实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诗在这时无疑给了我们安慰。但诗只能拯救诗人和读诗者的灵魂，却不能“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端午当然可以庄子的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为自己辩解、宽慰乃至持守，可是，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更雄壮的诗。

　　为了世界的重生，我宁愿诗死掉。

　　我知道这是一句愤激之辞。而且，将“诗”狭隘化了。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诗。显然，这里的“乌托邦”，并非卡尔?曼海姆界定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指人类从来都不可能死绝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郭春林 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柯的《生命树》展示了作者的“新神话写作”具有强大的现实生活概括力。但红柯在强化自己的现实生活概括力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天山系列”原有的神话原型隐喻风格。小说中的生命树即作者重构的一个原型神话。这个树的原型是由公牛和神龟两个动物原型神奇地组合而成的。按照作品中的说法，牛是善良与力量的化身，而龟是智慧和狡黠的化身。牛身在凡尘但始终葆有神性，而龟匍匐在大地深处，隐喻着人性内在的欲望与灰暗。小说中牛禄喜的弟弟牛禄棋及其妻就是典型的龟性人格，他们设计骗走了哥哥的全部存款。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身上都隐隐约约地经历过从尚“龟”到崇“牛”的转变。

　　首先是马燕红，她进城念书是为了考大学，是为了追求智慧，但在经历偶然性的强暴事件后，她在偏僻的村庄里完成了顿悟，她在挤牛奶的过程中悟到了佛性，是牛让她返璞归真，让她重归处子，于是她放弃了高考，此后她的生活一直与牛车相连。马燕红的人生正好体现了由追求龟的智慧到认同牛的朴拙的过程。再是王蓝蓝，她的爱情婚姻观念也经历了与马燕红类似的由龟至牛的精神轨迹。王蓝蓝最初崇拜的是陈辉那种城府很深、经验老到的男人，但结婚之后她猛然意识到了这种龟性男人的可怕，她转而想念初恋男友宋乐的单纯和愚鲁，于是她投向了宋乐的替代品张海涛的怀抱，她想体验牛性男人的刚健与质朴。虽未与陈辉离婚，但王蓝蓝最后选择了离家到偏远的山区中学教书，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她昔日的学生马燕红赶着牛车送她去的学校。还有徐莉莉，马燕红的偶然遭遇给徐莉莉的内心带来了创伤，导致她大学期间沉迷文学作品，像乌龟一样在知识的泥塘中奔突，她的猜忌和多疑伤害了杜玉浦，婚后又间接导致了杜玉浦的早衰甚至中年病亡，此后徐莉莉在痛苦中觉悟，她开始真正地理解了自己早年写的一篇论文的原意，原来孔子当年西行不是因为老子而得道，而是因为孔子从驾的牛车上悟到了人生的真谛。甚至还有马燕红的弟弟马亮亮，这个陈辉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在学习上得了猜题大师陈辉的真传，而且在爱情上也传承了陈辉的老谋深算，他与江南女子的恋爱渗透了陈辉的影子且变本加厉，终至分手，其后他回归牛的本真和质朴，才赢得了意大利姑娘的芳心。

　　不难看出，这些人物的人生命运都与马燕红的一次偶然遭遇有关，而且他们的人生转变中非理性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形态隐含了某种内部的断裂性，甚至是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性和悖谬性。但作者的叙述态度是客观而节制的，我们无法直接辨别作者的情感价值判断立场。但就在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客观叙述中，作者实现了他的反讽诉求。事实上，红柯的价值评判在牛禄喜的人生遭际讲述中相对明晰。牛禄喜并不全然具有牛性人格，他只有善没有力，而善与力的结合才是神话中大公牛的精神内核。天性尚力，地性崇德。牛禄喜有德乏力，他并不是神话中大公牛的真正传人，他给李爱琴带来的巨大痛苦正是他无力的苦果。牛禄喜的命运遭际具有讽喻性，有关他的叙事强化了《生命树》作为反讽神话的特质。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曾经是新疆伊犁州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伊犁州真正算得上中亚腹地的一个好地方。有一首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享誉中外，不客气地说，新疆的好地方全在伊犁，伊犁州包括整个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南北走向的塔尔巴哈台山脉，中亚与北亚大草原分界处的阿尔泰山脉，即行政划分的伊犁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几乎全是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粮仓的集中地，伊犁河谷被称“塞外江南”，跟法国普罗旺斯一样生长着蓝色梦幻般的薰衣草。

　　阿尔泰是金子与宝石之地，塔城是有名的中亚粮仓。笔者当年刚刚落脚新疆，领导特批一方木料，来自天山西部大森林的白松木。在陕西老家哪见过这么好的木料，散发着伊犁河谷特有的浓烈的清香，木料一个假期就干透了，很快就打成家具。我在天山脚下总算安营扎寨有家了。

　　从我居住的小城奎屯去伊犁有两条路，一条即乌伊公路，沿天山西行过果子沟；另一条向南走独库公路翻越天山，在崇山峻岭中的乔尔玛向西进入喀什河谷、巩乃斯河谷，途经唐布拉草原、那拉提草原，也是天山最茂密的原始森林带，包括云杉、白桦、红桦、野核桃、野苹果等等，其中一棵云杉即雪松变成我屋里的家具。途中休息时，我走进阴凉的林中，抚摸一个粗壮的树桩，可以坐两三个人，有很深的裂缝，可以插进一只手，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与天赋神境的伊犁、阿尔泰不同，奎屯、石河子这些垦区都是军垦战士们留下的杰作，先在绿洲边上建林带、挡住风沙，才能让庄稼长起来。我因执教于技工学校就有机会走遍天山南北。新疆更多的是戈壁沙漠。一上路就是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树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梦想，成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很容易理解古代的波斯诗人把他们的经典之作命名为《蔷薇园》《果园》《真境花园》。

　　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最先居住在蒙古大漠，那个时期的回鹘人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把自己的祖先当作树之子，树窟里诞生了生命，就是他们的祖先。哈萨克人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只说有一棵生命树，长在地心，每片叶子都有灵魂。从那一刻起，大地上的树就在我的世界里不存在了。传说中的生命树就成了我的小说《生命树》的基本框架。1998年我写中篇《金色的阿尔泰》时忍不住写到了树，那一刻我才明白从1983年发表处女作用“红柯”这个笔名到1998年写《金色的阿尔泰》，红柯就是一棵树，树上的一根小小的树枝。那时就有写《生命树》的想法。我还是认为那时我的功力写一根树枝尚可，写完整的一棵树远远不够。

　　2009年夏天写完《生命树》，以伊犁女子李爱琴结尾。一周后我就来到伊犁河畔，看着汹涌的伊犁河波涛，我再次想起李爱琴与丈夫在伊犁的生活，一切如同梦幻。《生命树》中的乌苏与奎屯以奎屯河为界，乌苏是西域古城，又是蒙古人的草场，乌苏蒙古人演唱的《江格尔》别具一格，这就是我把《生命树》的主要场地放在乌苏的原因。生命树应该长在亦农亦牧的地方。修改这部书时我不得不把生命树最终确定为胡杨树，维吾尔人把胡杨叫托克拉克，意即最美丽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