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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秋: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2009年第5期

上海文化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称海派文化。新时期以来,不少上海作家、特别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说成名,王小鹰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新作长篇小说《长街行》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从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于乡村,平原不同于山区,发达地区不同于偏远地区。同为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又各有不同的个性。每个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等基础原因,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这种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中的李凝眉和吴秀英虽然身份是主仆,但若论生存智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样精彩,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吴秀英在盈虚坊先做奶妈,后做钟点工,就工作性质而言都是帮佣。与其他体力劳动相比,帮佣的工作环境相当特殊,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面对别人的家庭人际关系,有时甚至要进入这种人际关系。他们的服务既要周到细致,又要内外有别。这是上海对这一行业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文化要求。作为一个外来人,吴秀英在工作实践中很快领悟并认同了这一要求,成为别人眼中勤劳、善良、本分的帮佣。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脚,并逐渐扎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儿许飞红日后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征。她绝对是那种“拎得清”的人物,能把人生收支账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为了得到冯景初,她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冯畹丁;为了保住守宫,她抢先让吴阿姨一家住进客厅。她大事不糊涂,严格要求冯景初与常衡步划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连辞退奶妈也做得仁至义尽,滴水不漏。不过,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吗?

地域文化的基础标志则在方言。文化是一种交际沟通的形式,语言是它最细微的表达方式,方言则是地域文化最细微的表达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有无数种,文字却只有一种。而且许多方言没有相对应的文字。对于中国方言区的大部分作家来说,语言与文字的这种隔阂就成了写作过程中巨大的障碍。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把方言转换成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损失殆尽。如果使用方言写作,又会使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特别是北方语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外来人基本无法听懂——同样无法传递地域文化的韵味。这种两难选择长期困扰着方言区作家的写作,而《长街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小说叙述语言基本采用普通话,而人物语言则尽可能多地运用方言,特别是已经比较广泛传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狲”、 “蛮灵光”、“勿入调”、“啥辰光”、“不作兴”、“等一歇歇工夫”,“这点点事体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滩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里边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练舌头的”,“万一事体弄穿绷,真就没有落场势了”。还有一些是具有浓郁上海地域语言结构特点的语言,比如“外人不好劝的”,“我好回去了吧”。再有就是一些民间俗语,比如“你就连皮搭骨一道说出来”,“不要看他脑门宽大,却是只实心高庄馒头,任你再新鲜的馅子也塞不进去了”,“你心好,前世修来今世福,你这个千金多少出挑呀”。其中也包括吴阿姨常说的那些老古闲话,诸如“受人滴水,报之涌泉”,“欲求于人,必先下之”,“莫道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出”,“巧作不如诚拙”,“你这才是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呢”。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既营造了浓郁的上海方言风味,又是绝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两栋花园洋房,三户烟火人家。王小鹰以此为经纬编织出了大上海里弄里六七十年的社会变迁,塑造了三代不同阶层、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将方言融入小说的成功尝试,成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现。

(牛玉秋 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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