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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晖:《农民帝国》随想

2009年第1期

蒋子龙的长篇新作《农民帝国》,讲述的是郭存先与其辖下的郭家店在经济大潮中的崛起与夭折。这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及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位名噪一时的禹作敏和“他的”大邱庄。曾经,那个地地道道的庄户人,宛若一夜之间,把个穷村落,扑腾得富可敌国。他和他的奇迹铺满了媒体,从中衍生出民间的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段子”。不过,美景不长:又仿佛是一夜之间,有关禹作敏如何贪污腐化如何牵扯命案的传闻,沸沸扬扬了。之后,便是他锒铛入狱的报道,再之后呢,便是他和他的大邱庄,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农民帝国》定格在这一桩陈年旧案上,想来作者自有其用意。郭家庄千百年间的穷、近二十年“左祸”、郭存先早年的坎坷,与他如何开风气之先,引领众乡党出奇履险、脱贫致富的业绩,以及富起来之后的这位 “老爷子”及其治下的郭家店或冤或不冤的结局,凡此种种,莫不闪现着作家蒋子龙的特定思绪,甚至“农民帝国”四个字,也足以品出弥多的敬畏与不耻,感慨与无奈。

《农民帝国》显然并不只想居高临下地发上一通“农民呵,农民”这一类感叹。农民,不光是个一种行当和身分地位。在中国的自然经济时代,更是一大批国民的一种命中注定的生长境遇。所以,《农民帝国》写郭存先,要从解放前的郭家店,从郭存先的祖辈人起笔。那时的郭家店也穷,穷得郭德贵们,可以为一堵土坯墙,不惜累得吐血身亡;郭敬天们,可以为一块切糕,不惜把自家的性命搭上;郭敬时们,可以为着帮衬寡嫂幼侄,不惜佯作癫狂。只是,透过这“生态”,后人看出了那时代的乡间与农人,是凭着自家的血性、德性与韧性过日月。穷得淳朴、穷得正直,穷得强悍。这,大概才是以往文人们咏叹把玩不已的“淳朴民风”罢?

只是,这并不是郭存先这一代农民的成长环境,或者说,从他开始肩起那张大耙,郭家店之内,已然有了源自那一个“左”字的太多且太残酷的“乡村政治 ”:“在村里只要大小当个头,手里掌着点权,就能有好处先吃头一口,肚子吃不着亏。”“有人愿意糊弄上边,上边也愿意被糊弄,这不是两头都方便吗。”“使个眼色,民兵们便一拥而上,撸头盖脸地一顿臭揍”“得罪了队长派累活,得罪了会计笔杆戳;得罪了保管抹秤砣,得罪了书记没法活。”至于到了“空前浩劫”,以草菅人命为荣、为乐,更是俨然乎成了郭家店的日常一景。郭家店依旧很穷,其生态,却已与彼时候外面的世界大同小异。或者说,郭存先们与郭家店们,与整个的社会生态,几近两相映衬!

当然,郭存先们与郭家店们,笃定比全国的其他地方、其他阶层,更其赤贫。也因此,当改革开放给了他们一线生机、一种可能、一种未来,郭存先们势必闻风而动,一往无前,了无挂碍。而当财富果真如愿地为他们所拥有,财富在当今之世的势如破竹不可一世如日中天,便让郭存先们身不由己地放开了手脚,也涨大了胆魄。耐人玩味的是:郭存先们所构筑起的钱权一体的“郭家店帝国”,以及这位“老爷子”与其“君威”之下的一众所倚仗的权术与招数,其实并无创意,莫不可以从穷困时代的郭家店所展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中觅出性格的、心理的,甚至是行为的渊源。

这,让我相信《农民帝国》不只是郭存先和郭家店们的写照,或者说,不只是一些国民和一些国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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