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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骄阳,或父辈的旗帜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

 

骄阳,或父辈的旗帜

徐 刚

  “我要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
  这是陆天明在《幸存者》的扉页上写下的句子。在众多将写作与生命轻易勾连的说辞中,这算不上有多么精彩,但对于七十四岁的作者来说却非同寻常。这位虔诚的写作者,无疑有备而来,而为数不多的将个人经历融入其间的《幸存者》也显然被寄予厚望。作为他“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被郑重地铭刻在此,他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群如玄奘般“以命来博取真经,并坚守初衷的义士高人”。如其所言的,这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从他们的青春和热忱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作者的自我激励,“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幸存者》开头便设置悬疑,渲染广袤的卡拉库里荒漠里特殊年代的紧张气氛。在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和迷雾重重的腐败真相,为小说情节埋下伏笔。陆天明正是通过这种引人入胜的悬疑方式将小说引向遥远的知青岁月。在那里,满腔热忱的上海青年投身时代大潮,来到荒凉的大西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是那个年代的共同理想。垦区的艰险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意志,尽管等待他们的却是阴谋和罪孽……
  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知青的艰苦虽极为触目,却并没有被渲染成流行的苦难与伤痕,叙事者反而着力刻画主人公身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之光,以此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写照。这种理想主义的知青叙事,我们当然并不陌生,梁晓声、张承志等人有诸多作品皆从此处着墨。但《幸存者》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惊心动魄地正面触及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且此间的主角——谢平——并没有如人所料地,被寄予简单的荒诞与暴力色彩。某种程度上,作为小说的理想主义内核的主要承载者,正是主人公谢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那场被冠以“革命”的伟大运动。这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青年,以反对特权为己任,执着追求着绝对的公平。然而,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之中看到的,尽是基层匪夷所思的阴暗面。就像他在批判“老革命”林辅生时所说的,他的“生活方式已经离无产阶级越来越远,已经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曾使谢平苦闷、彷徨,但也终于让他行动起来,去努力改变这一切。因而在此,“造反派”不再被简单定性为毋庸置疑的反面人物,尽管在其内部也不乏贺老五这种公报私仇贪图享乐的投机分子,但小说总体上还是试图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去领悟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尤其是那种朴素的乌托邦冲动。正如小说所提及的沃尔夫所说的,狂热冲动不光是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小说对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寄予深切的历史同情,尽管这种绝对的理想主义常常被人理解为“左倾幼稚病”,但却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借此去解释那场运动究竟何以发生。

  《幸存者》里处处充满了辩论的声音,叙事者往往通过辩论来阐释革命和理想的真谛。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这种辩论也在不断延展,话题也由革命理想延伸到现实生活。我们可以看出,在革命的大潮过后,作者开始转向自己更为熟悉的官场故事,去着力解决之前留下的“龙口闸门垮塌事件”的悬疑,这便使得知青小说与反腐题材实现了有效结合,而二者的关联事实上也极为自然恰切。
  这一代人究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是“千年不倒的胡杨”,或者怎么也得是一丛高大的“红柳疙瘩”,小说通过这个腐败案件的深入调查将人群做出区分。谢平、李爽、向少文等人自不待言,执着查明真相的他们用不灭的理想主义证明了“共和国骄阳”的价值所在;而被谢平批斗过的林辅生,却出人意料地摆脱了嫌疑,这其实只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主义者,他懂得更有策略的自我保护,其理想和热情依然深藏内心,这便有些类似于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刘世吾的角色;最后的罪魁当然是隐藏最深的苏政委,他的“老会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都极尽奢华;同样的悲剧人物还有苏政委的爪牙钟绍灵,他“必须服从他知道不该服从的指令,拒绝不了他不该接受的种种诱惑”……
  于小说而言,正是通过将知青故事与反腐故事的结合,作者有效串联了两个不同的时代:“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即所谓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里当然涉及昔日的革命者如何面对新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时代的变迁总是令人百味杂陈的。因此可以想见,当年的革命青年陷入到纷繁的日常生活之中时的场景:他们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如袁雅芳所说,“中国向何处去?轮得到我们这种人去考虑吗?真是的!谁真的需要我们去考虑?我们都是瞎起劲啊。真是瞎起劲啊。”这也难怪,时代转型之后,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只讲实用、实惠、实际的中国,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中国”。就像小说所指出的,人们从执着于“消灭敌人”,“为了建立新中国冲啊!”到执着于“领导心里有没有我”,人们学会了乖巧和见风使舵,而顺理成章地,“革命的队伍”变成了“挣钱的队伍”。在这样的时代,不少办事机构里集聚了一些“能听话、知通融、善妥协、热衷长袖善舞、精通在种种周旋中摆平各种关系的官场‘操盘里手’”,而更多的人则变成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变化,有些是隐性的。有些干脆是赤裸裸的。更可怕的是它正蔓延到各个层次的年轻人身上。而在青年一代身上所蜕变出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取向和高度膨胀的私欲,在一定的群落中已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也就是小说反复强调的“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现象”,这被认为是我们今天一切腐败的终极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幸存者》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清理革命的遗产和债务。如小说所指出的,“丢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会出现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叛徒;妄想一步走进共产主义,会导致盲动和左派幼稚病。同样会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十二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在革命的大幕落下之后,历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期”。而当谢平回首这一切,不断追问“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时,我们大概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怀抱改变世界梦想的人被世界所改变的残酷故事。然而,我们错了。“不要在孤独和闭塞的环境中磨灭了自己身上那点可贵的生活热情和为理想拼搏的激情。”这才是小说执意告诉我们的谆谆教诲。在这样的时代,理想何为?想必谢平身上所看到的才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一个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洞悉了理想的实质却仍旧怀抱理想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死不悔改的“造反派”。
  不错,令人意外的是,十二年之后的谢平艰难获得了返城的机会。但他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显然不愿做新的市场时代的英雄,而依然不合时宜地扮演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这位如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无地彷徨的“返城者”,几乎在被所有人宣判为一事无成时,却毅然决然地重返荒漠,踏上了悲壮的正义者之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当年的理想,“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为了全人类。”不可否认,这个略显矫情的呼号,却是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用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去克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腐败陷阱,这应该可以算作小说对于革命遗产的生动阐释,这也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的标题。“幸存者”,不由得让人想起圣经《约伯记》的那句常被用来比附小说与历史关系的箴言,“我是唯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这种“幸存”的经验,总是让人莫名感动。然而需要明了的是,“幸存”的意义不是执着于为死去的人证明,那些无名墓碑早已将他们铭记。“幸存”,意味着代替无数的死难者活着,接过父辈的旗帜,迎着新一轮的骄阳,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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