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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故事归来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

故事归来

刘大先

  流传于欧洲的一个民谚称:“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据说来自于1812年的法俄之战。拿破仑的一名将军去给自己的战马上马掌,由于铁匠的疏忽马掌少上了一个钉子。因为马掌不牢固,激战中战马失足跌倒,使得马背上的将军被对方俘虏。将军的被俘导致战役失败,从而使得拿破仑全盛时代结束,引发了1813年德意志战场上的失败。这个谚语显然是附会的结果,原本杂乱无章、纷繁叠复的历史、事件、人物、情感与关系脉络在讲述者那里被精简、提炼、赋形,成为一条清楚明了的故事线索。它通常会被用来说明混沌理论和蝴蝶效应,即,看上去没有关系的事情往往藕断丝连、草蛇灰线,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也许埋伏着决定着事件最终走向的可能。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蝴蝶效应的极佳体现,它“串起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那些貌似巧合的每个事情及其后果都有其存在发生的必然,显示出刘震云精妙的叙事技巧和社会观察。“一切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一堆看似毫不关联的碎片,但是这种混沌状态结束后,这些无机的碎片会有机地汇集成一个整体”。所以,他在小说一开始就提醒读者:“如有巧合,别当巧合。”
  牛小丽无疑是所有巧合的衔接点,这个仁义、勇敢而富于担当的女孩,借高利贷帮哥哥买了一个媳妇宋彩霞成家,然而很快宋彩霞的逃走让她发现这是一个骗局。在追讨被宋彩霞骗去的十万块钱的过程中,牛小丽显示出一种憨厚与执拗,这也致使她陷入到一个又一个骗局之中。先是一起千里寻人的朱菊花卷路费逃跑,然后是遇到皮条客苏爽。叙述者的平淡语调让这个故事内部原本激烈的冲突和情绪被压抑下来,从而在牛小丽决定接受苏爽的提议出卖自己时获得了极大的黑色幽默效果。在极具王小波式反讽意味的情节中,牛小丽告诉远在故乡的男友冯锦华,出走的宋彩霞找到了——她将自己变成了宋彩霞,一个冒充处女出卖肉体给官员的骗子。
  难得的是,在这个从追骗子到转变为另一个骗子的过程中,叙述者没有表现出虚妄的悲悯感。事实上从一开始牛小丽买媳妇的时候,她已经是这个道德观淆乱的社会中的有机分子,尽管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在这里,刘震云如同那些接受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作者那样,认为那些败坏之事是社会整体性的后果,而不是某个个体的人格缺陷。但牛小丽依然不同于她的那些买主,小说中只写到两位,一位是李安邦,一位是杨开拓,他们尽管无论从社会地位、所在地域还是身处环境都不同,却有着高度同质的情感结构和精神世界。小说的第三章叫“你认识所有人”,这些“所有人”就是牛小丽的十二个买春客,他们其实是一个人。如果说牛小丽还有素朴的为他的一面,她的嫖客们则无一例外都极端自利。牛小丽还有着精神分裂式的无奈:“如果这视频传出去,牛小丽在这个世界上还咋活呀?”这种脸面感来自于道德约束的底线,而那些买春官员们生怕曝光则并不是脸面,而是随之而来的官场雪崩和利益沦丧。
  副省长李安邦似乎并没有那么的奸诈邪恶,对自己妻儿的贪婪愚昧也无可奈何,但是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升官,并没有考虑到任何人。德不配位在他那里根本就不是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只不过这种人格是自我蒙昧和自我欺骗。因而他在升迁前夕面临上级考察危机的时候,所能想到的一直是为了职位爬升不惜一切代价消弭隐患,甚至听从商人赵平凡荒唐的安排,找大师算命,用处女破红。重重危机在荒诞的方式中貌似得到了解决:提携的下属被双规后自杀没有牵连他,可能不利的仇家得了癌症住院无暇他顾,儿子出人命的车祸也被手下平息掉,一切看上去都印证了处女疗法的有效,而他则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鹏程万里的政治生涯。但是这不过是另一个巨大反讽的序曲,这个价值虚无、内心空洞的人物表征了我们时代的本质:喜剧、浪漫故事和悲剧在这个时代面前都失效了,只能走向反讽。
  小说中反讽的爆点在公路局长杨开拓负责的彩虹三桥因为偶然事件被炸塌,正在参加外甥婚礼的杨开拓表现得如同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在人情往复中突遭不幸,随之而来的一切发生了塌方般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他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一切悲惨遭际都并非空穴来风,前因早已酝酿,只在等待着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尽管我们在叙事中似乎看到了一个价值中立、某些时候甚至有些冷漠的叙述者,但是作者本身有着确定不移的隐含判断,犯罪者必受惩罚,失德者将遭羞辱,无行者受到报应,这是刘震云道德中立面目下的道德感。如同努斯鲍姆在讨论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时,一开始就引用惠特曼所说的,文学艺术家是一个亟须参与到公共论争中的群体,他们是“复杂事务的仲裁人”、“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没有文学想象的参与,“事物便是荒诞的、古怪的,不能产生充分的成果”。而“之所以捍卫文学想象,是因为……它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刘震云的伦理立场如同小说标题所示,是“吃瓜”群众的伦理立场。
  “吃瓜时代”意味着世界沦为观看的对象,再无本质可言,任何一个试图把握规律之人都会因为力有不逮而左支右绌,狼狈不堪。但同时新时代看客们,已经不同于鲁迅笔下那些麻木不仁、颟顸蒙昧而有待启蒙的浑噩众生,而是在教育普及之后,有限度地秉有民主和自由理念的能动个体。虽然他们依然是匿名的大众,有时候也许还带有群氓的盲动色彩,然而再也不是被动的旁观者。他们通过围观这一消极方式参与了现实社会的变迁。杨开拓的劣迹正是被看客手机拍摄下的镜头暴露出来,进而顺藤摸瓜,带出了他曾经嫖过牛小丽的事实。无论是无心的记录还是有意的偷拍,观看的行为都改变了人物的命运。而李安邦和其他官员与牛小丽的苟且也都是因为被偷偷安置的摄像头而被记录在案。手机与摄像头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围观隐喻,成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式的超越性存在。
  在这种超越性的观看之中,当代中国社会的性、政治、性别问题都一一浮现,同时指向于更深层的阶层问题。但围观本身并不提供价值,这就是反讽与讽刺之间的区别:“讽刺是激烈的反讽,其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是明确的,而它假定用这些标准可以去衡量什么是古怪和荒诞。纯粹的猛烈抨击或当面斥责是讽刺,原因是它很少含有反讽;另一方面,当读者肯定不了作者的态度为何时,或读者自己的态度应该如何时,就是讽刺成分甚少的反讽了。”刘震云在小说的正文结尾将所有散碎的情节通过马忠诚去洗脚屋而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完型结构,却留下了一个围观者的含混态度。
  马忠诚在鄙陋的火车站洗脚屋接受因为李安邦落马、儿子入狱而落魄街头的康淑萍的性服务,被钓鱼执法罚了款之后,坐在路边咂摸:“去年轰动全国的大案,最后落脚到洗脚屋;一只鸡,使省长的老婆也成了鸡,事情也有些荒唐;马忠诚又感叹。联防大队几个人,又拿嫖娼当鱼钓,是荒唐套荒唐。啥叫荒唐?事情荒唐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做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做也不叫荒唐,联防队员把钓鱼执法的钱拿回家,他老婆又拿这钱去过日子才叫荒唐。你也荒唐,我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常?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多亏荒唐,他才躲过了今天这一关。如果今天这些人不是钓鱼执法,而是秉公执法,他现在在哪里?恐怕已经进了拘留所,接着就是身败名裂和家破人亡了。这么说起来,今天能虎口脱险,最应该感谢的,是联防队员他老婆;他老婆和他们家的日子,先给了康淑萍活路,又给了马忠诚活路,无非两个活路不一样罢了。”这段荒唐演绎法其实表明了写作者的限度,他无法给出任何在荒唐之外的解释和发明,因为事实上在碎片化的淆乱语境之中,人人都是“开洗脚屋的”,没有谁是无辜的,可以独善其身,只能“祝你一路平安”。而不做解释本身,使得荒唐故事成为有着多种生发可能性的种子,而不再是散碎的八卦传闻。
  在描述当代生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无所用心地描述这是一个现实大于想象力的社会。不仅仅各类媒体铺天盖地地这么说,更是因为每个人也都能感同身受复杂社会运作机制带来的偶然性、海量信息及把关人监管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社会流动渠道窄化与机会暴增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个体身处在此种语境之中,眼耳舌身鼻意都无法匹配泥沙俱下的色声味触和知识的冲击。在社交网站、自媒体和大众娱乐业迅猛快捷增长的21世纪头一个十年之后,写作变得艰难起来,因为公众直接面对堪称压倒性的信息途径,资讯的洪流接连不断日复一日汹涌而来,新闻很快变成旧闻,事件立刻转化为流言,而判断则被意见遮蔽和淹没。当代读者的全媒体生存环境是一种“增强现实”,信息充斥了修饰、扭曲和表演,必然改变他们的感知力和认识方式。再也没有一个写作者有信心和能力声称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世界与自我,这使得针对现实的写作无法重复19世纪现实主义那种全景式展示和深度性刻绘,那种清晰的政治社会学式操作逐渐变得诞妄。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内向式心理呈现与依靠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借鉴的结构与表现手法也日趋走向技术化和封闭化,使得现实成为一种感受、情绪、体验的心象,它呈示出一个荒诞、异己、压抑而陌生的世界,而那种晦涩和含混也已经被习惯了轻浅认知方式的读者所不满。那么,如何在当下书写现实?
处理虚构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不能全然按照混乱的自然社会状态去描摹,那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另一方面也不能变成社会新闻图解,那很容易落入媒体话语的俗套而让人感到缺乏文学创造性的乏味。直接应对现实,将晚近发生的一系列引起巨大公众反应的热点新闻和反腐案件编织进小说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来自于审查部门的意识形态过滤,更多可能是写作者无法摆脱迎合俗众窥伺的欲望,文本自身由此“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而抉摘弊恶又易于令写作者陷入自我的悖妄,“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刘震云则将主观的态度沉隐下来,让故事自己呈现,其方式是把不同人物经历进行模块式的并置,各自独立,但有留下缝隙,如同榫铆的楔口,最终让它拼接在一起,赫然成为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而此前分布在不同人物情节模块中的疑惑也随之豁然开朗。《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写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余华的《第七天》或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 在这个熵值递增的混乱语境中,文学不再具有形而上学的诞妄,也丢失了政治或思想的工具潜能,它几乎全然娱乐化,剩下的命运似乎只能是讲故事。
  如同本雅明所言,现代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对己对人都无从像故事那样有教诲可言。经验不仅贬值,而且过剩和歪曲,周围的事情和远方的传闻通过便捷的媒体都如同近在眼前,已经被稀释的透明,无法为心灵提供有效滋养和灵感的源泉,产生震惊效应,给予人们以教诲。围观的人们似乎都深谙世情,但交流和全局的观察却被信息挤压到无语。讲故事便意味着从混杂的碎片中整饬出一个逻辑和解释,归拢起富于条理的线索,用整体和连续的而不是孤立和单一的视角从世界的驳杂中捋顺头绪。刘震云要把那些散乱的、风马牛不相及的齐东野语、瓜棚闲话、蜚短流长、街谈巷议收拢起来,赋予碎片化的现实渣屑以一种秩序感。这种戏剧性中的整饬感表明刘震云是一个古典作家,或者说他的身心没有分裂,依然保持了一种主体性——只有拥有明确自觉的人才会从信息泥沙的冲刷堆积之中耸身起来,抖落浮灰,抟土塑像。他认为那些孤立的微观事件,在宏观层面是息息相关的一体,具体总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因而在叙事中将原本疏离的人物联结在一起,给予了因果逻辑甚至是因果报应的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震云修正了当代小说的惯性形态,让古老的故事讲述再次归来——可能从《我叫刘跃进》就开始了。新的故事讲述放逐了个人以及个人内心的成长,而着眼于关系和事件的社会生活进程。当写作者放弃诞妄的社会解剖和精神分析之后,最终发现故事永远大于意义。故事在这里构成了感官表层经验所接受的信息的对立面。通过叙述,那些被稀释和变形的信息变得充实而丰满,并且获得形式上的意味,凝聚智慧,含苞待放。这是围观时代的故事,围观时代人人不能自外,要保持自我的完整性,渺小孱弱的人,唯有通过讲故事来修复内心的创伤,厘析幽微有时黑暗的心灵,洞察芜杂背后的社会真相,如果无法匡正时弊至少树立怵惕的精神,进而在嘈杂和碎乱中建构虽然虚拟但却完整的秩序。这种虚拟秩序本身尽管脆弱无力,至少是重绘分崩离析图卷的一种可能,并且依靠这种秩序重新激发经验中蕴藏的活力,让信息在时过境迁后依然能够散发出经久不衰的潜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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