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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时间的审判与和解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5期

时间的审判与和解

杨庆祥

  海飞是非常成功的编剧和小说家,一般会把他的小说放在类型文学的谱系里面来讨论,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个人对类型文学并无特别的研究,也一直抱有一种简单的武断,认为将小说进行类型的划分有损对文学普遍的理解。海飞的新作《惊蛰》如果非要从类型文学的角度来谈,当然有其意义,但是我更愿意将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小说文本来阅读,它是一部谍战小说,但却不仅仅是谍战小说。
  这几年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很多,比如同样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熊育群的《乙卯年雨雪》,还有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范稳的《重庆之眼》,这两部作品都召开过专门的研讨会。《惊蛰》和《重庆之眼》讲述的空间都和重庆有关系,在关于“抗战”的系列书写里,重庆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空间,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此角力较量,这一空间因其暧昧性而汇聚了多种可能。
  就我个人的阅读观感来说,海飞的《惊蛰》是最能带来阅读快感的,这种阅读的愉悦感对于我这样一个职业批评家来说尤其重要。一部作品能不能让人读下去,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当然,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类的作品在规范之外,乔伊斯似乎一开始就是拒绝读者的,那是一种极端的试验。
  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够一下子就把人抓住,然后让我们一口气读下去。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有三个重要元素:动作性、故事性和行动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依靠行动来推进的,而每一个行动在其故事逻辑和历史逻辑里面都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它的行动虽然快速,但是并不让人反感,它行动挪移的空间虽然很大,但是让人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我在阅读海飞的这部小说时,感觉好像是找到了一点阅读古典小说的那种快乐。茅盾曾经对《水浒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用行动来表现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格,并推动故事的发展。现代小说有一类主要是以情绪来推动的,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是一种漫长甚至是冗长的情绪和心理的铺陈。《惊蛰》完全不同于此,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智慧,人物以动作而不是以情绪来完成叙述,叙述的节奏控制的非常有分寸。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
  其二,海飞长期从事编剧工作,和屏幕、镜头打交道比较多,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写作。这部小说从视觉的角度看,其实是很多镜头的组合。这些镜头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后现代的时空切换的冲击感。海飞把这些长镜头、短镜头组合拼接得比较完美。镜头带来的即视感和跳跃性,也是这部小说得以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部小说由此产生了一种直接性和戏剧性。戏剧性来源于直接性(镜头感和人物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性),让我们立即就能够感受到小说人物对世界的理解,以及自我的高度完成。在这种直接性里面,我读到了一种人的尊严感。尊严感这种东西在小说里是非常重要的,是小说高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当下的很多写作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有一次我在一个会议上还就此发了点牢骚,我说现在打开期刊杂志,太多的作品都是在写男盗女娼,诲淫诲盗,给读者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活得很卑微,都特别琐碎,一地鸡毛,当然这种卑微和琐碎是日常生活带来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因为他活在这样一些日常的纷扰之中,而是他能够反思这一切,并能够把自己提升。小说通过书写这一过程让人物获得一种尊严感,并且能够塑造所谓的灵魂的深度。我从海飞的《惊蛰》里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神性,他没有回避书写日常,但是他的日常惊心动魄,这是小说高于生活,小说大于故事之处。
  其三是时间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季进老师和项静老师在《惊蛰》的研讨会上都提到了时间问题,是看得非常准的。小说的题目“惊蛰”,很明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刻度。具体来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小说里面其实有两种时间,一种是所叙时间,那就是所谓的历史时间,就是这部小说要向我们讲述的那个时段,即1941年到1942年惊蛰那一段,一年多的时间。另外一个时间是海飞在描述这个时间的时候所使用的时间,就是他的叙述时间。我们发现他的叙述时间是非常快的,相对来说,小说所叙时间则是非常黏稠和缓慢的,尤其是在194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如果去阅读当时的资料,会发现有一种普遍的烦闷的情绪,所有人都希望时间快快向前推进。我们去看毛泽东当时的文章,甚至是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人,无论是当时的身居高位者,还是底层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觉得日子很难熬。日本人也是这样子,他们要一个月之内攻占上海,三个月之内解决“东亚战争”。大家都在拼命和历史时间进行较量,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哲学层面的东西。当海飞试图用这样一种快的方式来唤醒那样一个无法具体化的缓慢的历史时间的时候,有一种审判性的东西开始出现了。
  实际上,小说将“惊蛰”设置为重要的时间刻度,其实是在设定一个最后的审判。这部小说当然有和解的意思,每个人在最后都获得了自己的归宿,这似乎是一种和解。但我觉得海飞更深刻的地方在于,和解之前首先要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审判他自己,甚至历史也要审判他自己。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中国当代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时间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一种哲学问题。在两种时间的对峙中,当书写者用戏剧时间(小说时间)去撬动那样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时间的时候,那个已经消失在时间深渊里的历史时间就被重新召唤回来了,并且跟我们当下的时间发生一个对撞,发生一种关系。我不知道海飞他自己有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是有这样一种东西透露出来了。
  我最近在看量子力学方面的书,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有的事物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存在不过是一种关系。这和书写这一艺术形式有相关性,当海飞没有去叙述的时候,惊蛰的时间是不存在的,但是一旦戏剧性的叙述开始,1941年的时间和历史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也许会由此想到本雅明,他所有的历史哲学其实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时间性。他专门提出了“弥赛亚时间”的概念,他说弥塞亚时间不仅仅是一个最后审判的时间,同时也是一个揭露我们当下,让我们的当下中断,能够让我们当下变得有意义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惊蛰》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也可以把我们当下的时间中断,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流行的时代,被历史虚无的黑洞吸附得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历史原初的地方,或许可以重新激活对当下的理解和认识。我觉得这一点是历史小说的要义,历史小说不是去续写历史,也不是去为了塑造一个假想的英雄人物,很多的历史小说都在这里搞错了方向,结果历史小说变成了通俗演义故事。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小说,一定是对我们当下发言的,一定会跟我们当下的历史时刻紧密纠缠在一起。
  最后一点,我觉得海飞的小说还有可以继续拓展的地方。我个人认为整部小说叙述的推进还是太快,在这样一个快速度的过程中,其实有些东西可能被丢弃了,一些更细腻的东西被忽略了。我有时候读到某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发现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不能多写一段呢?比如偷拍城防图的那一部分,不可能那么简单,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偷到。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心理也不可能那么平静如水。过快的戏剧性转换,有时候会让一些慢的东西丧失。而这个被丧失的东西,恰好可能正是小说的质感。前面我说过这个小说是很多镜头的组合,那么,我的问题是,镜头照不到的地方是什么?或者说在故事的尽头又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在故事的尽头,或者是镜头照不到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小说的新的开始。就像昆德拉讲的一样,小说总是在探索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对海飞来说,他的写作同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我期待他下一部更优秀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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