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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卑微的人怎样才能免于恐惧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2期

卑微的人怎样才能免于恐惧

张 莉

  《慈悲》是出乎意料的作品。当我们还习惯性地认为这位写出《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等长篇小说的作者将在残酷青春写作道路上一路飞奔时,路内写出了《慈悲》。《慈悲》刻下了那位叫水生的工人,他一经出现就像闪电一样耀眼,迅速裹挟起读者内心的情感风暴。
  尽管读者并没有水生的遭际,但却能与他建立一种神奇的情感共同体。比如,关于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恐惧。“这时有一个饿疯了的人,从旁边走了过来,他嘴里叼着根一尺长的骨头,骨头上已经没有肉了,骨头就像一根剥了皮的枯树枝,惨白惨白。疯了的人站在水生身边,向着水生的爸爸挥手。水生骇然地看着他。水生的爸爸就远远地喊道:‘水生,走过去,不要看他。’” 这一场景是水生的创伤性记忆,也是整部小说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疯癫的人是不祥的,他是水生的同类,同时也是吞蚀骨头的人。他意味着坏运气,人性的黑暗和深渊。像许多人一样,水生的一生注定要遇到这些。
  有毒的气体是水生一生中无处不在的恐惧。这是苯酚,也是苯酚车间工人必须呼吸的气体,很多工人在退休后可能得癌症死去。当然,苯酚车间的工人们也因此获得劳保,享受国家制度给予工人阶级的补偿。申请补助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也是深有意味的线索。几十年来,工人们向国家申请补助,靠国家和政府的“慈悲”渡过难关。由此,读者意识到,“慈悲”在车间里的特定含义很可能是“补偿”,它来自国家的体恤。但这种体恤通过层层关卡后几乎无存,只有干巴巴的金钱,而没有了情感。——《慈悲》寻找到了讲述工人与工厂,工人与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方法,它擦亮了“慈悲”的政治性含义。
  《慈悲》深刻写出了那些工人受损害的一面。那不是展示伤痕式的写作,小说没有渲染,没有感伤,只有行动和叙述,从而,《慈悲》中将那种气体伤害变成了人的生存本身,生活本身。想想看吧,水生的一生充满了恐惧,他要尽可能躲避坏厄运。生活无数次伸出利爪试图把他拉进泥潭,这些泥泞完全可以把一个人一点点吞掉,完全可以把这个人变成“滚刀肉”,“混不吝”。如果水生不自我挣扎,会变成一个凶狠的人、自私的人,一个削尖脑袋向上爬的人、一个把别人踩在脚下的人。但水生没有。
  水生与根生都是师傅的徒弟,后者似乎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一体两面。根生的日子是一直下坠的,他对玉生说:“人活着,总是想翻本的,一千一万,一厘一毫。我这辈子落在了一个井里,其实是翻不过来的,应该像你说的一样,细水长流,混混日子。可惜人总是会对将来抱有希望,哪怕是老了,瘸了。”根生对生命是如此留恋。小说中不止一次写到臭味,厕所的臭味。也写到根生从汪兴妹——那位住在厕所旁的女人——那里获得的安慰。那是卑微者对身体欲望的渴求,是他们微末生存的光。没有比在厕所旁和臭味中生存更恶劣的了,有人因此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狠,也有人因私情暴露无处躲藏。根生被殴打入狱,汪兴妹不明死亡。归来后,根生多么渴望重新开始生活,可是,他依然没有逃得过坏运气。“根生高高地挂在房梁上,已经吊死了。他衣角和鞋尖的雨水正在往下滴落。”
  看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历史的节点;意识到命运的无常;意识到某些重大问题就潜在人物的命运里;意识到无论时代多么强大,人都要活得比他的时代更久长。——路内把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全部落实在人物的具体环境里,落实在每个人物身上。小说中水生与妻子玉生之间的情感最为平凡朴素,但也别有深情。
  夫妻俩并不欺负他人,但也不逆来顺受。他们收养唇腭裂孩子复生的段落夺人心魄:“屋子里很静,一盏八瓦灯头挂在饭桌上方,昏黄暗淡,仿佛还是和从前那些年一样,但他们心里知道,这间屋子里从此多了一个小孩。小孩会哭会闹,会说会跑,会长大。”他们的生活贫苦而有爱,他们身上有人之为人的光泽。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健壮的复生让人心生美好。“只见复生穿玫红色汗衫的身影在远处的山路上,弯弯曲曲,跑得像一头母鹿。”这里有生命的气息,也有水生最终成为水生的秘密。
  是的,“施”与“受”在《慈悲》中是相互的,水生最终成为了和师傅一样的人,帮助他人领取补助的人。他逐渐有了他的硬骨头。一如师傅向领导为他人讨要补助,哪怕下跪也是有尊严的。因为那不是向发补助者低头,那是争夺工人应得的权利。一个人如何使自己免于恐惧?《慈悲》中,水生借助的是爱。是师徒爱,兄弟爱,夫妻爱和父女爱……水生固然是给予者,他给予他人情感,但也收获他人的情感。这位仁义、仗义、清醒、有自嘲能力的普通人,不是《活着》中的福贵,他比福贵更有主体性,他也不是许三观,他的人际世界远比许三观复杂。当然,他终究是和他们同类的人,那种平凡生活中有魅力的人,平民中有英雄气的人。——与意志和情怀有关的光照亮了水生和他所生存的环境,照亮了当代文学在表现工厂生活时所留下的空白。
  回忆一下《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里的主人公吧,乔厂长是雄心勃勃的人,是改革的年代的弄潮儿;《大厂》(谈歌)中的吕建国,是改制时代的管理者,他有他的迷茫和苦楚。这些曾成为文学史焦点的作品,都是写作者们处在工厂当家人视角所写,他们写出了作为管理者的抱负、为难、承担。《慈悲》与之相对。——《慈悲》写的是作为工人阶层、作为被管理者的日常生活。路内把我们拉回到有毒车间里,拉回到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拉回到工人们破旧的饭桌前。他让我们和工人在一起,看工厂几十年来的改革,看“关停并转”,看领导们一茬茬的“风水轮流转”,也体会工人们如何为了活下去而苦苦挣扎。
  将《慈悲》《乔厂长上任记》《大厂》放置在一起,会看到不同代际作家之间关于工厂生活的对话,那是写作者不同立场和价值观的一次卓有意味的交锋。由《慈悲》提供的视点往回看,才会看到中国文学如何与中国工厂的光荣与衰落同步,会看到中国文学如何在字里行间写下工厂的体面、欢乐、没落与灰暗。《慈悲》里既有个人史,也有公共史。《慈悲》呈现了五十年中国工人的际遇。
  必须要提到《慈悲》的语言,它简洁、有力、不拖泥带水,也绝没有感伤气。这与并不枝蔓的、有硬度的小说内容正好相得益彰。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深刻意识到,从《少年巴比伦》到《慈悲》,那个青春的、躁动的叙述人慢慢没有了毛躁气。他开始自我设限,开始了有难度的写作。相对而言,写青春是容易的,忠实记忆即可。而《慈悲》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一个人的付出和得到,如何理解一代人的失去和痛楚,理解他们的奉献和被剥夺。——因为和他的人物在一起,路内站在了工厂内部,不是作为青年人,而是作为历经沧桑的成年人。他变得温和、宽容、仁爱。由此,读者意识到,这是位有情义的、对时代有所思考的写作者。
  一个小说家如何与世界相处?托尔斯泰说:“要学会使你自己和人们血肉相连、情同手足。我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使你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还很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怀着内心的热爱去同情,这是更广大意义上的理解,而《慈悲》中,路内对师傅、水生、根生,都有类似情感。借助这样的情感,小说家一个猛子扎到了我们所未知的历史海洋内部,他迅速而强有力地抓到了那些被公众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当代文学史而言,路内贡献了一部忠实记录此时此刻的作品,那里有五十年来中国工人的生活史;同时,这也是能超越此时此刻的作品:他写下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他的苦和难,如何以慈悲之心宽待那样的苦和难。这是《慈悲》最弥足宝贵之处。——以《慈悲》开始,路内撕下了自己身上“残酷青春写作”的标签,他以令人惊讶的克制和简笔创作了他写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也以此向读者有力地证明了属于新一代写作者的文学尊严。

【作者系评论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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