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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广梅:乱世的生命启示录,或一曲生命恋歌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

乱世的生命启示录,或一曲生命恋歌

顾广梅

  作家张炜以绵延深长的创作热力将其写作之路铺展到历史的深处和现实的痛处,在心灵咏叹的复调里,他是一位倾听者、冥思者,更是一位非凡的书写者。翻检张炜的个人创作史,浪漫主义在左,现实主义在右。如果说《刺猬歌》是对《九月寓言》的一次浪漫主义艺术精神及其独特文体风格的升华和超越,那么刚刚出版的《独药师》可视为对《古船》在历史修辞和现实观照上的一次深潜回溯和重新出发。
  《独药师》的醒目之处在“乱世”二字。儒家哲人曾痛悟乱世之天下无道、礼崩乐坏;道家哲人更视乱世为必然和绝对;而《独药师》中几千年一遇的乱世变局,以现代人之视角,可谓社会动荡、文化转型。这部关于乱世的小说,旨在探讨遭逢乱世、有着“倔强心灵”的生命个体该如何生、如何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找到真正的自己?亦拳拳探讨国家和民族该如何拨乱世而反正?
  而破解这部乱世之书的秘钥在“身体”。身体作为生命本体的表征和生命密码的承载,由它的感觉感知、本能欲望及行动热力,可以透视触摸横亘交织在书中的“养生”“革命”“情爱”三者间,相互矛盾抵牾又相互激荡催发的隐秘关系,更可印证揭开生命在乱世风雨中被贬损压抑,或被开悟滋养的存在真相。

  一、民间养生术:召唤生命自由

  《独药师》中的身体书写贯穿文本,密布情节之机关要塞,更深刻影响人物之命运走向。故事的起点,半岛养生世家季府大院的养生独药在世道动荡中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威效力,季府养生秘笈亦无法为第六代传人持续提供有效的话语启示和义理输送,在民间养生“无冕之王”邱琪芝的指导下,独药师季昨非开始了养生的身体训练,包括“气息”“目色”“膳食”和“遥思”四者,构筑起长生术之基石。这四者严谨而神秘,并不乖谬繁琐,是针对长生的系统身体训练方法,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其中蕴涵着古老“齐文化”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道家文化的种种真谛,如“人与天调”(《管子》)、“形神统一”(《管子》)、“通天下一气”(《庄子》)等等,更重要者在于继承呼应了道家文化为避乱世戕害而强调保身、全生的朴素生命关怀。民间养生术强调“依赖自身”而非仅仅依靠一剂独药等外施的补益,如此更贴切针对现代人身体困境和精神难局的“身心一元”理念,为季昨非的精神成长和自我形塑输送新的营养。从故事的起点到终点,正是颖悟到革命、欲望与养生三者间的复杂矛盾关系,主人公季昨非所倾心进行养生的训练和自我训练才有了生命寄托、文化选择的意义。尽管中国古老文化典籍和民间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养生的义理探讨或故事呈现,但养生进入纯文学的书写格局,《独药师》无疑做了第一次尝试。民间养生术的提出,以及小说随之构建起来的以民间养生术为中心的生命书写,可视为作家张炜关于“乱世”的最具精神原创性与审美原创性的双重贡献。
  如果将“乱世”视为《独药师》的叙事枢纽,那么民间养生术可视为枢纽的枢纽。养生术蕴涵的身体训练、身心一元的构建都在深层意义上联系着主体与自我、与国家之间双向建构的复杂纽结关系。如小说多次提及的身体“静坐”,本是气息周流和遥思忘我两大环节的前提。从身体的静坐、静读到心神的“虚静” “静谧”“安静” “平静” “沉静”……小说呈现了如此多样又统一的“静”,与《管子·心术下》所谓“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和《庄子·养生主》所谓“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之养生理念遥相呼应。排除外物干扰,从“形静”到“心静”、“神静”,确乎养生者所践行的“至道”。孔子也曾提出“仁者之静”,与“道家之静”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指主体的不造作和从容自得。构成悖论的是,两代独药师都遭遇了无法“静”下来的困局。季践因料理实业、资助革命而变得急躁亢奋,季昨非则因身体本能欲望产生的焦躁发出“没有办法静下来”的喟叹。不管是火铳、洋车、西医、革命、西方实业等等现代性事物因其性质的奇巧近功或者急切暴烈,侵入扰乱了原本清静有序的半岛社会文化格局,还是作为生命驱动力的身体之爱欲本能,都使乱世中的养生者难以达到彻底的身心之静。现代社会对必然知识、科技理性顶礼膜拜,由此带来振幅的加快把世界搅成飞速旋转的漩涡,“人会像屑末一样团团打转,然后被裹卷而去。”就连奉“虚静无为”为至道、能有效调节控制自己身体欲望的养生家邱琪芝,最后也被迫卷入与革命相关的复仇行动,被火铳击中,终止了养生伟业而走向“死的荒谬”。需要指出,推崇仁者之“静”、之“慢”并不意味着反对智者之“动”、之“力”,只是反对以手段取代目的、立竿见影的“峻急”和“暴力”。齐文化的经典《管子》中,便有多处讨论“动”与“静”之辩证关系。深受季昨非爱戴的王保鹤先生作为革命党中的改良派,力主以教化的、慢的方式逐步改变乱世积弊,可惜他的警示之语被革命的大风歌淹没了。
  以尊重个体生命及生命自由为出发点和旨归,包蕴着中国古老文明智慧和现代人文气息的民间养生术,是小说《独药师》关于乱世中如何安放生命、如何面对生与死这样的基本哲学命题的精神独创,也是作家张炜凝结心神智慧贡献出的文明方案。养生术的深刻启示之处在于:一面彰显了理性主义的智慧,四个环节层层递进,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对《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之譬喻的精彩回答,即养生需“技”;另一面又闪耀着神秘主义的奇光异彩,无论气息周流、目色所取还是遥思忘我,都试图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搭建桥梁,以有限之肉体之我思,去无限接近永恒存在的天与地,无限接近那无私悲悯的自然力,熔铸“仁善”之心,继而积淀为养生之道。“技”与“道”两方面并行、知行合一才是养生之奥义。对民间某些养生邪术如男女双修、迷信异方的警惕和批判,彰显了小说进一步的现代理性之思。小说还明确区隔养生的“习气”,如道服、香火、八卦图种种,都是形式化和教条化的“习气”,与养生术所尊崇的顺应自然之道南辕北辙。
  民间养生术继承发扬齐文化、道家文化的灼灼光华,剔除邪术异方、陈腐习气等历史积弊和现实乖张,在养生、革命和爱欲的三重框架中确立起乱世中的独特生命哲学,这恐怕是中国文学近百年来所做的一次大胆且深刻的尝试。《独药师》第一次在革命语境里提出生命该如何安放的根本问题,并试图用系统完善的民间养生术给予回答。契诃夫认为:“小说家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对张炜而言,他的旨趣远非停留于提出问题的层面,而是意欲用小说的独特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胸中有沟壑的作家才有能力作出的自觉担当。

  二、“失语”与“木质化”:直面生命困顿

  “身体”是理解乱世的一把“秘钥”,也是小说完成历史修辞和现实观照的最主要通道。身体的“身体性”在张炜笔下充分饱满地展演。从养生、革命和情爱三个方向分别看去,民间养生术所意欲管理、训练和调适激发的是身体的感知感受、情态意念、动作行为等等,革命这一以拯救乱世为目的的现代性事件需对身体进行全面控制和强行征用,而情爱则是身体欲望的自然释放和本能需要的合理满足。三者与身体的关系可谓重重抵牾又重重制约。身体在养生义理、革命法则和情爱伦理的悖论夹层中艰难站立。于是,小说多次出现关于身体的疾病书写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同盟会元老之一顾先生罹患眼疾,其患病的缘由耐人寻味,因为与另一位革命领导人徐竟发生重大分歧。徐并不吸取当年仓促起义导致半岛几千热血革命青年牺牲的惨痛教训,在各种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形下积极成立“急进会”,急于发动全面革命。顾先生力主放缓,二人激烈争执不下,导致他的眼睛“吵架吵瞎”了。《黄帝内经》之“灵枢篇”有言:“目者,心使也。” “素问篇”继续阐发:“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眼睛是心灵的外窍,这是按照身体各个器官之间的古老类比方法推理出的有效判断。在革命法则所青睐的迅疾之力的逼迫下,顾先生急火攻心,心神失守,于是窍失所主,眼目疾患由此而生。此处尝试以古老中医学的理论视野来阐释革命者的眼疾,不过是印证了小说叙事表层的踏实可靠。而叙事的深处,“革命者的眼睛”则象喻着革命与外界相接的关键性通道。顾先生有一个幽默感十足的说法:“除了无花果的花,我什么都看不见。”暂失外在目力的顾先生,用能看到“无花果的花”比喻了他比那些徒有目力的激进革命者内心更澄明,头脑更清醒。
  养生家和革命者都出现了身体疾病,这符合乱世的生命法则。第五代独药师季践在乱世中因无法把握养生的意义继而忽略养生,并用加剧参与援助革命来抑制失去爱人的悲伤,结果患疾早早走向死亡。无力完成长生是养生家的耻辱。这给季昨非的主体成长和生命选择带来极大困扰与阴影,他始终处在矛盾和焦虑中。乱世的重压下,他患了一种奇怪的失语症,小说里称为“暴喑病”“哑喉病”,不得发声。季昨非前后失语了三次,有两次起因于对革命的焦虑忧患。和父亲一样,他同情革命并暗中给予援助,但他对革命采取的暴力手段是疑惑和拒斥的,担忧暴力必然招来更大程度的暴力,无辜者被夺去生的权利。他亲眼目睹了大起义惨败,半岛血流成河,竟失语半个月;及至徐竟被抓入狱,他与义兄做最后死别,又不能发出一言。
  季昨非的失语一部分来自病理学层面上的语言障碍,另一部分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主动选择缄默。面对乱世,身体作出了失音、失语的应急反应。无路可走、彷徨复彷徨的巨大内心痛苦堵塞了生命个体的自我表达和现实介入的语言通道,本可能说出的只言片语都在压迫性、紧急性的瞬间被主体毅然放弃,而宁愿选择朝向内心的独自默念。季昨非在哑喉痊愈后,却还是忍住不语,领受着沉默带来的自我释放和自我拯救。他对乱世中的生命困顿作了如此悲凉的体认:“历经几场杀戮,所有呼号的生命全部灭绝了,只剩下一些苟活者和缄默者。”缄默者即为放弃话语权力的失语者。失语这一身体姿态表征着主体的心理焦虑和精神反抗。海德格尔从拯救“此在”“沉沦”的角度提出“缄默的呼喊”,他说:“良知只默默呼唤……愿有良知只有在缄默中才恰当地领会到这种默默无语的言谈。”自我的本真拒绝嘈杂的闲谈。失语者绝非旁观者或者局外人。失语,意味深长地成为另一种发声,季昨非无疑是用缄默倔强的“心语”传达他痛苦决绝的独立思考和复杂艰难的命运选择。
  “爱的失语”同样也是生命困境和精神困境的表征。另外一次失语起因于爱的焦灼急切。季昨非苦苦追求美丽高雅的女护士陶文贝,饱尝爱而不得其爱的痛苦,当他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在热恋仰慕的女孩面前倾诉表白时,突然又失声了。季昨非始终是这份感情里积极主动的一方,在这种明显不平衡的爱情关系里他必然要经受爱的考验和磨难。学会如何去爱,如何表达爱,对习惯了被爱、享受爱的季昨非来说是不亚于养生和革命之重要性、之难度的人生大事。爱的失语,恰恰只在付出爱更多的一方才会发生,这或许是爱的悖论,既甜蜜又痛苦,蛊惑人心,欲罢不能。
  他的义兄、革命家徐竟患有一种无病之病——身体的“木质化”。在叙述者季昨非痛惜怜悯的目光注视下,徐竟身体的木质化纤维化特征得以外在呈现。干瘪无肉的身体,没有一点儿油脂,微颤的双手,加之稀薄的发质,身体的任何一处都没有浓旺的毛发。长期简化潦草的生活过度消耗了涵养身体的养分和汁液。而身体为了更有效地为革命服务,“一路轻装上阵,体内甚至只携带少量的水”,以至于呼吸都散发出辛苦的焦味。他为了革命越是精神亢奋,越是殚精竭虑,身体的木质化倾向就越会加剧,这几乎是不可违拗的生命困境。《黄帝内经》“灵枢篇”曾经将体质特征和人格心理特点相结合划分出“五态人”,“木形人”便是其中之一。小说创造性地借用了中国古老医学的思维智慧,徐竟身体的木质化和他的人格特征都与木形人有相似之处,比如敏感多才、执着武断。但如前所述,小说卓越的艺术思维显然丰富加深了对身体木质化的当下把握,并给出了与革命者思想情志相吻合的、具象传神的种种细节描摹。在养生家季昨非看来,如此病态的木质化身体是急需润化调养的,但身体的主人、革命家徐竟却并未对身体之苦有任何怨言,他整个人看上去“除了精神还是精神”,言说激越,高声不止,对革命的前景饱含热情。季昨非将高大苍翠的“青桐”与兄长之形神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
  和书中置死地而后生的革命者一样,徐竟疏于调理涵养自己的身体,但绝非天然地排斥养生,他早年曾想写一部《长生指要》,南方的革命大统领也对养生术极感兴趣,鼓励他写出来,可惜对养生的旨趣因为革命的急迫召唤而主动放弃了。在徐竟这里,养生观念与革命理念竟然发生了绝妙的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他笃信挽救世道的“一味药”就是革命,针对季府养生的秘传独方他提出应该打碎重来的“革命”宏论,甚至面对季昨非爱的苦恼,也是鼓励他向着爱情“发起致命的进攻”。无论对养生还是对从未涉足过的情爱,徐竟都用革命理念加以转喻式的认知。不可否认革命修辞有着巨大激发力,但其中革命话语对养生、情爱话语的粗暴遮蔽和简单改写却又是发人深省的。颇有意味的是,当徐竟大谈与革命相关的话题时,“两腿间的那个僵蚕突然变大了,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昂扬起来”。因为革命而被压抑的性欲,似乎只在革命修辞语境中才能被重新唤醒激发。弗洛伊德所谓“力比多”的转移和升华在此有了悲剧性的深意,也折射出作家的反思立场和悲悯情怀。
  矛盾,是乱世哀歌的主旋律。在养生与革命、长生与死亡相互矛盾纠葛的双重视角下,小说透过身体疾病完成对养生家和革命者生命困境的比照揭示,二者互为镜像、互为和音,乱世中的生命复调传达出且歌且哭的哀伤悲怆。季昨非的失语和徐竟的身体木质化作为主体遭逢生命困境的直接体现,前者笑泪踉跄,直面生命困顿,失语成为保有生命尊严的自觉和自省;后者虽然大义凛然,不畏生命困境,但明显缺乏对生命本真的自我召唤,缺乏对生命内在意义的参悟,因而生命尚处在一片混沌当中。徐竟和王保鹤等革命家都服用季昨非亲自调方配制的独药,可惜并不能阻挡其生命提前衰老,且加剧了病态的困境。他们能半信半疑地接受独药这样的外在手段,但根本上无法理解和接纳民间养生术那更为深层、内在化的养生义理,只将其视为“清贵闲人”所做的事情。听不到生命深处的呐喊,也没有倾听外物的“内在之耳”,这恐怕是比身体木质化更悲剧性的生命困境。

  三、“自囚者”的“阁楼之爱”:走向生命启示

  如果按照西方19世纪史诗小说的繁复性诗学来运思,以《独药师》主题的宏阔,题材的厚重,人物与事件之复杂,最后呈现出的可能是一部体量超重的巨型小说。张炜显然放弃了这样多头并进、大泼墨式的史诗笔法,而倾心于现代小说“从宽门到窄门”的微观美学,在小说的主体部分采用个人成长史的写法,将种种问题、难点和困局,以及所有“爱之切”“生之痛”和“死之畏”都集中到主人公季昨非主体成长和自我认同之路上。小说如同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窄门,所有的风景在门后徐徐展开,耐人寻味。
  主人公季昨非一路走来,不仅深深苦闷于养生与革命的悖论式矛盾,而且饱受养生与爱欲相互冲突的折磨,这两方面的复杂苦闷交织铺陈于小说始终,从根本上影响着他的主体建构和自我认同。养生与革命的矛盾,一再动摇着季昨非作为第六代独药师安身立命的信念,也促发他逐步确立起民族、国家意识,这使他和邱琪芝等传统养生家的避世主义拉开距离,走向殊途,他的心灵独奏汇合到了整个民族“感时忧国”的心灵复调中。不过他始终坚持发出自己的“心语”,从未放弃自我的生命立场。养生与爱欲的冲突,从一开始便令青年季昨非左突右撞、焦躁不安。一定意义上小说主体部分的前六章可视为季昨非丰富曲折的恋爱前传。从与邱琪芝家女佣“鹦鹉嘴”初试云雨,打开爱欲闸门,到与大眼美人白菊颠鸾倒凤、两情相悦,再至与家中美丽的女仆朱兰爱欲狂潮、厮守相依,还有常去小白花胡同与刺绣作坊里的女孩子们温情脉脉、觥筹交错,如此爱博多劳,堪称一部乱世艳史。季昨非的生命热力和爱力也由此可见一斑。但对一个职业养生家来说,不能有效自如地控制身体的本能欲望,相反任意放纵欲望的洪流,等于“自废武功”,前功尽弃。所以他在第一次失语时会对朱兰痛彻心扉地打着手语:“我和大起义,全都失败了!”无力自拔、愈陷愈深的纵欲沉沦,对季昨非而言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成长试错。
  小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设计,季昨非作为第六代独药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自始至终都鲜明强烈,他从未背叛或者怀疑过这个继承者的巨型身份,一出场便少年老成、心事重重。正是因为这样的自我认同,他每每在纵欲后才惶恐不安,悔之不及。小说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季昨非做出惊人之举,决定自囚悔过,重新修持养生之道,让身心走上正途。他的自囚持续了“一千零八十九天”,这一被自囚者季昨非精确计算出的时间长度,昭示着他自我拯救的顽强和自我认知的清醒。通过感性生命的自我压抑乃至痛苦的禁欲,他终于从欲望猛兽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主体成长的个人时间节点在自囚苦修这一阶段是其整个成长过程中给出最为清晰明确的。季昨非一并清算着过去的时间和时间里的“旧我”:“为了那长达四年的迷惘和沉沦”,同时敏感意识到为了构建“新我”,与“旧我”一起囚禁,“由二十六岁变成二十九岁”。这种个人时间的标志性给出,是个人成长史的经典写法,也昭示着自囚三年对主体成长的意义重大。
  季昨非重塑自我后,小说第七章,他的挚爱陶文贝出场了。此时的季昨非已经是一个埋葬旧我、自律自洁的新人。当然,改变不了的是季昨非强大灼烧的生命热能,这或许是他的生命本真。他对陶文贝多次发起爱的猛烈“进攻”,却总得不到对方的积极回应,或许因为陶的身世使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对季昨非曾经的艳史心存芥蒂。他们的爱情以一热一冷、主动与被动的不平衡方式维系着。这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最醒目之处、动人之处,不在二人爱得如何缠绵悱恻,而在他们爱的独特性——乱世中的“阁楼之爱”。他们爱情的真正发生地不是二人初相识的麒麟医院,应是季昨非的那座阁楼。
  为了有一处静谧的个人空间用于自囚,季昨非亲自设计并找人在季府大院的二层楼房上搭建起超大的阁楼。这个独居之所如同一个坚固封闭、安静舒适的堡垒,符合季昨非关于空间的一切要求,并吸收了邱琪芝的草寮式丹房的全部优长,可以充分依靠空间的空间性来系统完成养生术的训练,同时完成自囚式的自我拯救。季昨非的阁楼异托邦与他的心灵空间形成隐秘丰富的呼应,折射出作家张炜的精神密码——通过构筑异托邦,寻求更富人性尊严、更具生命价值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
  阁楼异托邦的营造,和“自囚”这一生命与精神的双重炼狱联系在一起,成为小说开拓出的别样审美面向。更为重要的是,阁楼这座“男人的隐修密堡”迎来了真正的爱情。季昨非苦苦追求了一年多,期间甚至不惜以性命来换取恋人的安然无恙,而陶文贝第一次对他敞开心扉,第一次投来温情暖意的一瞥,却是在跨入他的阁楼之时。阁楼上的回廊、书屋、静坐间以及所有别致的空间构造,令陶文贝感受到这个神秘空间的主人有着多么不同寻常、深奥幽远的精神世界,她震撼于这个异托邦空间和它的主人的卓尔不群,动情地表达着对空间的赞叹,也是第一次对空间主人的赞许,而这之前她对季昨非不过是淡淡的拒绝、远远的观察。这对恋人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环境,导致两人个性志趣有明显差异:一个是养生大家的继承者,遍尝荣华富贵;一个是西医院收养的孤女,阅尽人世悲欢;一个立志养生伟业,一个献身救死护伤。但二人却有一惊人相似——都住在阁楼上,以疏远乱世、静谧独思的阁楼异托邦作为自己精神成长、生命修持的典型空间,在其间完成自己与自己的心灵独语,达成对生命意义、精神信仰的超越性追问。这就可以理解为何陶文贝一踏入季昨非的阁楼便消弭了对他的不解和疏远之意,从此彻底打破二人难以真正心灵对话的困局。季昨非曾经进入陶文贝独居的阁楼,也不禁发出惊叹:“两人竟有这么多重要的相似:都有一个美丽的早逝的母亲,都嗜读并拥有许多书,而且都住在阁楼上。最后一条非同寻常,绝不可称之为巧合。”如果说阁楼是季昨非和陶文贝的自我印证、洁身自好之地,那么“阁楼之爱”就是这对在乱世中确立生命根柢、寻找信仰的男女主人公的最佳印证方式。这恰与季昨非的乱世艳史拉开了距离,无论是“鹦鹉嘴”使命般的献身,还是白菊沉醉般的真爱,抑或是朱兰奉献式的怜爱,都不同于陶文贝真挚又不失独立的爱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爱情,爱情的双方在爱中交出自我,以爱人为自我之镜,却并不迷失自我,不以自我丧失来取悦爱人。某种意义上,陶文贝教会了季昨非作为一个具有现代人格的人如何去完成爱。
  “阁楼之爱”是世间难觅的“知音之爱”,何况在风声鹤唳、命运多舛的乱世,更显弥足珍贵。对季昨非而言,阁楼之爱的意义还在于这是他在养生与革命的对立冲突中找到的安置生命的重要途径,用不可抗拒的爱力来寻找和印证生命的意义,因为“爱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爱而非其他。比较起来——将养生推向极致、有遁世主义倾向的养生家邱琪芝审慎理性地处理身体的欲望但并不发出爱情;革命家徐竟等人深陷生命困顿,要么无爱无欲,要么疯狂大爱,演绎一番爱欲之乱象怪状——季昨非能用阁楼之爱来抵抗乱世、印证生命,并在这样的生命选择中完成自我认同,无疑有着生命启示的深刻意义。生命的恋歌与革命的大风歌一起合奏进乱世的潇潇风雨,奏响一曲倔强如斯的旷世绝唱。尊重生命,以生命之要义为救世之要义,此亦为家国安定、民族复兴乃至个体成长之药方,恰是透彻领悟这首绝唱的最紧要处。

结 语

  作家张炜一直保有哲人式的思维和诗人般的激情。《独药师》一面成为一部充满激烈思辨的关于乱世的生命启示录,一面又如一曲似梦还真、既醉且醒的生命恋歌。如同《古船》,既在思想层面上完成了一部镇史的历史反思,又在诗学层面上谱写出一曲民族的心灵复调。哲思深邃而醒目,小说似有根根筋骨可触;诗意饱满而葱茏,小说则有蓬勃气息可感。哲思与诗意绝妙贴切地融合,这或许是张炜文学世界的特质和魅力,也是他的创作很难被复制和模仿的根本原因。
  他有自己的小说腔调,但并不故步自封。《独药师》给出了独特的乱世修辞学。“苦难”“伟大”这一脉的崇高美学难觅踪影,触目即是“倒霉的时世”“混乱的时世”之类的卑微美学。这对张炜一直以矗立精神高原著称的小说美学而言是一个多么独特的例外。细细感受小说或喷张或隐伏的情绪情感,可以触到深藏字里行间的那深沉的悲悯与微嗔的幽默。这两种审美情感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张炜笔下。悲悯一直是张炜小说的主调。二者第一次紧密融合在这样一部作品中,构成小说亦庄亦谐的美学气质,使这曲生命恋歌笑泪可感、直抵人心。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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