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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墨雨缘何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

墨雨缘何

张抗抗

  有朋友向我推荐一本新书——作家出版社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墨雨》。作者莫美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封底王鲁湘与王跃文先生的推荐语赫然入眼,使我对该书发生了兴趣。近年来,我也同样纠结于历史的文学表述之中,远近的往事一旦逝去,即可被重新阐释。我关注的不仅是《墨雨》所描述的上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在今天怎样用文学的方式被书写,而且是当代作家是否能以穿透性的目光与认知,去重新审视近百年前这一段几乎已被“盖棺定论”的历史。
  读完全书,颇感欣喜。莫美通过20世纪20年代一场诡异的墨雨,抵达大革命时期的湘中杨柳镇,为读者营造出一个时空的“虫洞”。年轻的共产党人梅思贤受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难度超出预想,发动不力,无奈之下将大权交与一个叫书落壳的二流子手中。书落壳当上农会委员长后,即以“革命”的名义胡作非为,杀猪宰羊吃排饭,开仓分谷打家劫舍,杀害了乡绅富户张麻子、猫贩子等人,还游斗了声望极高的乡村贤达——革命者梅思贤的父亲梅浩然。“运动”的疯狂与失控,为杨柳镇各色人等提供了恶欲膨胀的土壤,也为人性之善恶美丑搭建了“声光电”交织的异样舞台。后来农运失败,张麻子的儿子张立功带兵回来清乡,杀了书落壳等人为父复仇。在这一场残忍血腥的劫难中,乡绅梅浩然侥幸得以保全性命,也从中悟得了农民运动的起因、中国农村的 “黑白”“真假”之道。但新的历史轮回仍在众人的蒙昧中继续……
  近年来,那些逐渐还原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已如雨丝雨帘雨雪一般,淋湿了干旱已久的土地。但莫美先生的这场旷世“墨雨”,还是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启迪。
  《墨雨》注重人物的真实性。《墨雨》以朴素平实的叙事语言,逐一构建乡村场景、细细描写乡村人物、娓娓陈述乡村事件,从故事发生到终结,均给人以身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何谓真实?真实就是那些无论曾经怎样被扭曲被改写,都会水落石出回复原初发生时那个模样的本来面目。然而,作者即便有勇气去颠覆“教科书”上的真实,也需要锐利的视角与扎实的素材,方能撕开历史坚硬的躯壳,直抵事物的深处。《墨雨》之所以能够征服读者,在于他以极大的耐心与定力,解析了“农运”到来前后,杨柳镇士绅与乡人之间那种稳定有序的生产结构如何被一种人为之力强行破坏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人物众生相。《墨雨》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血肉饱满的乡人。主人公梅浩然,知书达理乐善好施,是杨柳镇的灵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在“农运”中遭遇侮辱倾家荡产,依旧秉持公义良知。二溜子书落壳,因好吃懒做赌博嫖娼败家而一贫如洗,劣迹斑斑恶习累累,却成为革命狂潮中权力更替的主要依靠对象,登上了杨柳镇的权力顶峰。彻底的无产者无所畏惧为所欲为。书落壳败家的本性不改,像多年前败他自己家一样,迅速败光了杨柳镇这个大“家”,制造了杨柳镇的种种灾难,最后自己死于非命。此前尚未有长篇小说把这样的“痞子”作为主要人物来塑造,“这一个”流氓无赖的书落壳,为当代文学史的人物长廊增添了丰富性。小说的其他人物,如此前执掌杨柳镇统治权的镇长张麻子、吝啬地主猫贩子、长工吴思齐、激进青年梅思贤等人,鲜活灵动。一些次要人物如张立功、桂师公、团防局长廖狗卵等,也各有特色。由于这些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人物形象,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加之故事的开端、发展、波折、高潮、结局,都建立在湘土的日常民俗风俗方言细节之上,为作品嵌入了活生生的血肉。阅读《墨雨》,犹如走进了90年前的杨柳镇,亲见乡亲们如何插田、挖红薯、拉家常、原汁原味的劳动山歌、古朴醇厚的节庆习俗、细致生动的劳作场景,食物用具样样真切,具有较高的可感性与可信度。
  《墨雨》体现了历史的沉重感。那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运动潮涌而起,给当时的乡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与文明秩序轰然倒塌,贫农雇农富户豪绅均被席卷其中翻滚沉浮。从农运初起的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进而发展为“打倒土豪打倒劣绅”,最后演变成“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三次宣传口号的迅速“升级”,狂飙突起,使得原本“高大上”的运动宗旨,在短时间内演化为一场暴力革命,乡村烽烟火药气味越来越浓、打击面越来越宽。在“无绅不劣”的极端原则之下,乡绅被游团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痞子当道公报私仇、杀猪宰羊分光吃尽。一时人心惶然农事荒芜哀鸿遍野……尽管作者的叙事语言竭尽客观温和,故事的沉重感已如墨汁洇透纸背。当小说的后半部分,梅浩然终于对唐县长说出“我不是说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机构不行,而是说一切权力归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行”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时,《墨雨》一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已然彰显。读者由此所获,不仅是“原来如此”的感叹,而是恍然的醒悟及沉重的思考。
  全书叙事从容,铺陈到位,多条线索时分时交,情节时张时弛,人物命运时起时落,形象地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农运的参与者,在利益重新分配的原动力驱使下,如何在“运动”中走向人格的沦丧与毁灭。《墨雨》写出了理想与蒙昧、愚钝与怯懦、文明与暴力的冲突。一个未经“启蒙”的民族,即便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道德顷刻间即被割裂垮塌,不堪一击,伤痕历久难弥。这一部文学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暗合了历次农民起义与暴民政治的基础生态,也是一部追究“运动”为何常常逆向演进为灾难的“革命前史”。
  小说近结尾,云来法师点拨梅浩然的话,梅浩然训斥张立功的话,字字千钧,震撼人心,“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凝重的史诗风格。
  《墨雨》艺术隐喻与象征的深刻性。该书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借喻与象征。开场的杨柳镇那一场诡异的墨雨,营造出灾难来临前的恐怖气氛,具有统摄全书的魔幻意味。“墨雨”原为乡绅梅浩然高雅的文化追求,是“字如泼墨”“墨如雨下”的写照。然而时运不济,梅浩然所向往的风雅诗书,在红色的狂飙运动中被粗暴抹黑,不可抗拒地走向其愿景的反面。无辜的鲜血凝成黑痂,他心目中的“墨雨”被四周的黑暗裹胁覆盖,成为黑色的代词。外来“墨雨”与内在“墨雨”,构成一种南辕北辙落差巨大的反讽。墨雨这一意象,在结尾处又一次出现在梅浩然的梦中:毛笔、墨汁、拖把、提桶、铺满地面的宣纸、欢呼雀跃的年轻人、饱吸墨汁的乌云……书落壳向他走来,嘿嘿笑着说“我确实死了,但我又活了,我是不会死的。”历史的相似与重复,令人对墨雨产生更为恐惧的现实联想,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书中几次出现的来历不明的巨螺,外形有如漩涡,桂师公把游团的高帽子看成是田螺,而巨螺在运动即将过去时也死了……巨螺成谜,可作多种解读;千年古银杏树——中字树,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大树在墨雨中倒塌,暗喻传统文化的断裂,使情节呈现出多层次的美感。运动过后,梅浩然又在原址重新移栽了一棵大银杏树,《墨雨》一书布局之独具匠心,令人击节叹赏。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杨柳镇往昔的田园牧歌和农运的腥风血雨,在书中始终互相比照形成强烈的互文性,在隐喻之“虚”的神秘中,嵌入了“实”的底蕴与深意。
  顺便提到该书美中不足的瑕疵:一部描写20世纪20年代乡村往事的叙述语言,不应该出现诸如意象、机遇、沟通、单向思维、回报率……此类现代词汇。这个现象在当代小说中多有发生,乡村小说语言频用书面语及现代词,此为夹生饭之忌,本人亦当自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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