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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望春风》:格非的三重“乡愁”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

《望春风》:格非的三重“乡愁”

李云雷

  在《望春风》中,格非面对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题材领域。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数次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作家一直在关注的,也涌现出了不少经典作品。但格非面对的是最新一波“巨变”,这一波巨变既是此前巨变——土改、合作化、土地承包——合乎逻辑的展开,但又是比此前巨变更大的“断裂”,如果说此前的巨变只是乡村内部的变化——土地关系的调整,权力角色的转换,乡村礼俗与日常秩序的变迁等,那么最新一波的“巨变”,则以现代化与城镇化的面目,以资本下乡等方式,彻底将乡村变成了一座废墟。或者说,这一次巨变将彻底“取消”乡村,这不仅将是中国乡村的终结,也将是乡土中国的终结。面对这一空前的巨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但对于作家来说,或许最重要的是描绘出这一巨变的历史进程,并探索可能的理想与未来。
  格非在《望春风》中正是这样做的,但格非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展开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体验,也可以看到乡村的生活状态及其中的各色人等,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及其组成的村庄在时间与历史中的变化。格非的叙述中浸润着“乡愁”与情感色彩,他站在乡村破败的废墟之上,追溯乡村的历史,那些人与那些事,以及不为人知的隐秘。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第四章《春琴》是理解《望春风》的关键之所在,只有当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和公共空间即将消失之际,在叙述者的回忆中,村中的那些人与事才在想象中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这是小说的结尾,也可以说是叙述者和作者共同的叙述动机。
  “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激流勇进的20世纪中国,在数次天翻地覆的动荡之中,各得其所的“所”何在,各安其分的“分”何在?或者说,当我们在谈论乡愁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在《望春风》中,格非的乡愁是复杂的,有着丰富而又微妙的内涵。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小说的叙述视角问题,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但在叙述的过程中,童年“我”与成年“我”的视角又相互交织错落,而在小说的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开始叙述与写作,这又让“我”的视角与作者格非的视角部分重合。这样一种较为复杂的叙述视角,不仅让我们看到格非作为先锋作家对叙述的讲究与迷恋,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面对历史时复杂暧昧的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格非“乡愁”的具体所指。在小说的开头,“父亲挎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坡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这一段对父亲身影的凝视饱含情感,融合了“童年”我、“成年”我以及作者的视角,这是小说的开端,也是“乡愁”的第一个层面,也即亲情与乡村的日常伦理生活。但对这一层面的乡愁,作者显然是不无质疑与反思的,在小说中,“父亲”的自杀,“母亲”的缺席,“叔叔”一家的世态炎凉,让“我”处于一种类似孤儿的境地。不仅如此,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赵德正,父母双亡后,村里“就派人把赵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桥,让他去投靠开豆腐店的舅舅。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赵德正又从江北回来了。多半是他娘舅嫌他累赘,不肯收留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人情世故的洞彻与敏感,让作者对家族亲情层面的“乡愁”持一种矛盾乃至倾向于否定的态度。
  第二个层面的“乡愁”,是文化的乡愁。赵孟舒、赵锡光等人精致的田园生活,饱受江南文化的浸润,但在历史的巨大变化中终成绝响。“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小说中类似的描述很多,作者往往逸出了叙述者“我”的视角,带着迷恋与不无遗憾的笔调细心描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折处的复杂面向。如果与描写土改、合作化的经典作品加以比较,我们更能看出《望春风》的独特,在那些作品中,地主的形象是在政治经济学上被框定的,黑白分明,而在《望春风》中,格非关注的是他们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这一叙述视角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赵孟舒发誓“他的脚绝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去被批斗时“头戴凉帽,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以及最后不忍直视自身的鄙俗而自杀身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遗民”。这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凝聚着江南文化的细腻、圆熟与艺术性,或许也寄托了格非的某种文化乡愁。但另一方面,格非对这种江南文化并没有理想化,他看到了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脆弱性,小说中赵孟舒与妓女王曼卿的关系,赵锡光在关键时刻对赵孟舒的“出卖”等等,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的内在矛盾与腐朽性。在大历史的视野中,格非看到了赵德正、高定邦等人土改的正当性,但小说中将这一历史的倾向性悬置,而以艺术的倾向性描绘了赵孟舒、赵锡光等人所代表的江南士绅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消亡,他的描述中既有矛盾,也有怅惘,或许其中也隐藏着格非的内在分裂,他不得不承认此种文化消亡的合理性,但仍忍不住对之饱含同情乃至深情,心向往之,在这种矛盾与分裂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乡愁”的丰富意蕴。
  第三个层面的“乡愁”,是历史的乡愁。小说所写到的时间,从195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一直到现在。站在历史终结的废墟之上,乡村的历史,那些人与事,以及他们构成的日常生活秩序与生态,都成了作者追忆的对象。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跨度中,小说大约写到了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人包括赵孟舒、赵锡光、唐文宽、牛皋、老福奶奶等,这是村中的老一代人,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传统中国的色彩;第二代人主要有“我父亲”、赵德正、高定邦、高定国、梅芳、王曼卿、新珍、小武松、龙英等,这一代人是革命时代的中国人,他们身上带有特定年代的色彩;第三代人则包括“我”、春琴、赵礼平、赵同彬、永胜等人,这是“我们的一代”,时代的巨大转折让每个人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我”的童年记忆与现实呈现了巨大的反差与分裂。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关注点并非上述三代人的命运,作者虽然提到了但并没有展开对他们命运的细致描述,甚至对于“我”的命运,作者似乎也有一种疏离的态度和“外在”的视角。那么,作者的关注点在哪里呢?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更关注的是这些人所构成的一种乡村共同体的生态、秩序与氛围,以及隐藏在乡村生活各个角落的隐秘故事、情感与传奇。或者说,当乡村面临终结之时,最让作者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乡村共同体的氛围与感觉,这也决定了作者并不是以史诗性的方式来把握历史巨变,而是以一种散点、碎片、印象主义式的笔法,雕刻时光,让记忆与想象中的那些人与事浮现出来,留驻在笔间。如果说时间的乡愁是单纯的对时光流逝的感喟,那么历史的乡愁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站在时间长河的此端,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凝视与眺望故乡的过往的,对于那些人与事,作者超越了是非、利害与道德评判,而以一种更加包容性的悲悯眼光,将之转化为挥之不去的眷恋与乡愁。
  或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百年中国乡村的巨变,《望春风》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迷惘。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颇具传奇性,比如国民党特务“我父亲”、从孤儿到村支书的赵德正、妓女王曼卿、会说英语的同性恋者唐文宽、几次“死”而复活的牛皋等等。但是小说中并没有将这些人物“戏剧化”,而是将之平淡化、碎片化,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他们的传奇色彩消融在村庄与小说的各个角落,构成了其底色与氛围。一个村庄的消失,也是一个这样充满生动细节与色彩的世界的消失。格非将不同层面的“乡愁”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细致而苍茫的艺术世界。

【作者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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