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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太光:从黑暗中通达光明

从黑暗中通达光明

鲁太光

  当下的文学图景太过晦暗,以小说尤甚。作为一位追踪当下小说创作状况的专业读者,我常常为这晦暗所压抑而不得不去阅读其他读物——比如历史著作,比如社会学著作——以纾解困乏不已的心境。
  这种晦暗主要表现在我们的小说呈现的场景太过沉闷——我们在小说中很少能看到明亮的场景,很少能听到爽朗的笑声;这沉闷还表现在我们的小说叙述太过单一,这单一导致小说叙事主要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因而我们无法看到事件和人物的多样性及多向性;这沉闷还表现在我们的小说内容太过琐屑,这琐屑导致我们很少能感受到震动人心的力量,哪怕是失败的力量、恐惧的力量、悔悟的力量……具体到小说人物来说,我们在当下的小说中很少能看到正常的人物了,更不要说传统文学中那些自带情感自带能量自带光环的理想人物了。我们看到的,多是为沉闷、沉重、沉滞的生活所羁縻的小人物,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除了叹息或怨艾之外,似乎别无他途,因而他们带给我们的,除了灰色还是灰色,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我们看到的,还有那些时不时就闯到我们面前的形形色色的畸人、怪人、坏人,他们带给我们的,是灰色中的灰色;他们带给我们的,是失望中的失望。
  我们的作家在解释这种现状时,往往以生活的沉闷或沉重为理由。固然,在这个以物质为救赎、以金钱为图腾的现代社会中,生活很难不沉重,心情很难不沉闷。作为天然的灵魂负重者,作家自然更应该感受到这种沉闷,感受到这种沉重,自然更应该展示这种沉闷,展示这种沉重。这一切,都没错。不仅如此,还无比正确。但对作家而言,绝非到此为止,或者说,对一位优秀作家而言,这才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因为,对一位优秀作家来说,呈现现实的沉闷和沉重,绝非为了向这现实的沉闷和沉重臣服,而是为了打破或者粉碎这沉闷和沉重,至少,应该在读者心中唤醒打破或粉碎这沉闷和沉重的力量。或者,我们再退一步,至少应该在读者心中唤醒规避这沉闷和沉重的意识。
  我们在中外优秀作家那里看到的,多是这样的场景。就说说我们耳熟能详的鲁迅先生吧。生活在那样一个沉闷的老中国中,一切垂死的还在挣扎,一切新生的还未萌芽,那是怎样的绝望呀!所以,他将老中国比作一间绝无可能打破的沉闷的铁屋子。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以自己的绝望替代别人的希望,因此,发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深刻之声,发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处的豪迈之声。具体到小说创作中,他固然揭示了老中国的风雨如磐,揭示了老中国的残破衰败,揭示了老中国中各色人等的辛苦、麻木、恣睢,但他却没有忘记在绝望中挖掘希望——哪怕这希望是那么的渺茫;他也没有忘记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哪怕这光明是那么的遥远。在这方面,短篇小说《药》可谓杰作,而小说结尾烈士坟上那圈“红白的花”更是点睛之笔。如果没有那圈“红白的花”,不仅小说中的诸多人物要郁闷至死,就是我们这些读者,恐怕也要郁闷至死吧?可就是这一圈“红白的花”,却使杀人者的狰狞、看客的无赖、吃人血馒头者的愚痴都化作了牺牲的背景。牺牲的必要为此所消解,但牺牲的必要却又因这消解而格外凸显。简言之,正是烈士坟上这圈“红白的花”把一切绝望都化为虚妄。在欧美名家笔下,这样的故事也比比皆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展示的正是宁愿被毁灭也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卡夫卡是新生代作家的偶像,可我在许多作家那里看到的却多是对他的误解乃至曲解。我们往往对他笔下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的神来之笔赞叹不已,可很少看到在这故事背后隐藏着的那双恐惧、无助的眼睛——这只栩栩如生的甲壳虫告诉我们,格里高尔是多么不想变成它啊!
  晦暗成为一种整体性文学图景,表明不只是我们的技术出了问题,而可能是我们的文学观出了问题。更进一步说,这很可能表明我们的文学丧失了整体性视野,丧失了那种在整体性视野中观照现实、吸纳现实、整合现实、拯救现实的意愿与能力。早在1908年,在批评俄国知识界丧失整体性视野时,高尔基就在《个性的毁灭》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真挚的感情熄灭了,激情没有了,作家已经不是世界的镜子,而是抛在城市街头的灰尘中的一小片碎玻璃,它无法用它的破面去反映出世界的伟大生活,而只能反映出庸俗生活的片段,反映出受损害的灵魂的小碎片。”我们今天面对的,恐怕就是高尔基所说的问题——就是感情熄灭的问题,就是激情没有了的问题;就是作家已经不是世界的镜子的问题,就是作家只是街头尘埃中的一小片碎玻璃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反映整体生活而只能反映庸俗生活的片段和受损害灵魂的小碎片的问题。我们在当下小说中看到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场景?不就是庸俗生活的片段?不就是受损灵魂的小碎片?
  因此,读到杨志鹏先生的《百年密意》,惊喜之感油然而生。
  小说也是从物质的搏杀——当前中国最大的现实——开始的。
  这个搏杀,应该从小说主人公王洞明所得的第一桶金开始说起:大学毕业后,前路无望的王洞明为了摆脱如恶鬼般追随自己的寒凉,终于听从了老板董世康的劝说,答应充当一名盗贼,从他家中偷走一件无价之宝——清朝乾隆年间的官窑瓷器(自然是高仿赝品)。警察抓住他后,他受尽酷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头撞地昏死过去,才熬过了十二个小时的瓶颈期,以确保这件偷盗案发酵成一个爆炸性新闻事件,从而为董世康炒作这件“宝贝”提供了舆论环境。案件“告破”后,王洞明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而董世康则信守承诺,在王洞明刑满释放后,给了他五十万现金做补偿。王洞明拿到五十万现金后,远走经济发达的海滨城市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并且利用这第一桶金炒房,逐渐有所成就,积攒了三千万的财富。王洞明的财富故事足够惊人吧?但真正惊人的,却是董世康的财富故事:通过炒作王洞明偷盗事件,他竟把这件高仿瓷器“炒”成真品,然后通过拍卖会大发其财,一举变成千万富翁!董世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数年后,就成为富甲江城的土豪,手握十多亿资产的地产大鳄。董世康的发迹够神奇了吧?但更神奇的却是其背后的高人——北京新人类文化传播公司的董事长方一达。董世康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策划”。有如此“策划”手段的人,他的财富,他的人生,只能是一个想想都令人恐惧的谜团。
  说实话,读完这个故事,面对个个如赌徒般的人物,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故事有极强的生活感与真实性。或者说,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当代的财富故事,因而具有抽象意义:一方面是巧取豪夺,成王败寇;一方面是愿赌服输,死不回头。关于这一点,小说中的另一主要人物吴言骊的故事也是绝佳例证。天生丽质的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力钟,并被他看上。在周力钟的“劝说”下,她答应了周力钟,成了他的红颜知己。作家写到这里时,落笔格外冷静,也格外犀利,把吴言骊的心思展示得一清二楚。在传统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故事往往与侮辱和损害相关,与仇恨和泪水相关,可在这里,根本就看不到这些因素的影子。吴言骊固然也有所踌躇,可更多的却是计算——精心计算,计算如何用自己的颜值、自己的肉体,为自己换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因为,她早就洞悉了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讲求实惠的时代,把自己高挂在旗杆上供人欣赏,只能赢得过往者的眼光,得不到任何实际收获。”连“出卖”自己都如此的冷静,如此的条理。这样的故事,确实惊悚!
  新的机会又一次来临,风云际会,这帮“赌徒”重聚江湖,而且又加上了一个官场高手——周力钟。他们盯上了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妃子山文化广场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可以拿到广场边五百亩别墅用地的开发权。按照他们的计算,这个项目利润至少超过两个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简直就是印钞机。在吴言骊牵针引线下,一个财富故事就要隆重上演。
  读到这里,虽然笔者知道作者是一位虔诚的修行者,虽然读过其展示慈心善意的长篇小说《世事天机》,虽然通过小说题目也知道他想传达的绝非仅仅财富故事、现实危机,但仍担心他为现实所牵,使人物过多地纠缠于现实之中。幸运的是,作家没有顺流而下,而是在这个财富故事即将进入高潮时,在各方力量为了这片宝地刺刀见红时,通过王洞明的急流勇退实现逆转——这可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作家是这样描述这个转折的:由于中间人利马集团老总胡江北耍赖,几经波折,所费不少,五百亩别墅用地的使用权却始终没有顺利到手,为了防止鸡飞蛋打,王洞明、吴言骊、方一达、董世康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就在这个时候,面窗而坐的王洞明,突然陷入迷离,“身子如同飘到了窗外,一时失去了重量,像一片落叶在空中飘忽。他的眼光莫名其妙地看着虚空中闪烁的明点,一时处在发呆的状态。突然之间,他看到两个人冲了上来,将他按倒在地,箍住了他的嘴,捆绑了他的双腿,猛然抬起,将他重重地摔在了一张方桌上,接着他看到半空一把雪亮的刀,亮着黑色的刀刃和闪电一样的刀锋,瞬间刺向他的喉咙……他立时感到一阵恶心,一股热血冲出了他的胸腔,他一声大叫,昏厥在地。他看见自己是一头猪,血淋淋地躺在地上……”
  苏醒过来后,王洞明幡然悔悟,坦陈心声,决然退出,且言出必行,很快就告别东山,赶回老家,奉养老母,并由此走上了信仰之路。
  这一转变,可谓生死攸关,他是整部小说的关键所在。既非突然,也非偶然,它是生命觉醒的必然。实际上,在小说中,作家通过展示王洞明的三世轮回,对此做了充分铺垫:在前世中,他先是通过巧取豪夺而由长工上升为地主,后又因为革命而由地主沦为“黑五类”分子,甚至一度堕入畜生道,变成一头猪,难逃屠宰之命。通过幻梦等方式,作家使三世轮回的故事与王洞明的现实遭际交织推进,一方面强化现实争斗之残酷,一方面暗示王洞明(当然,包括读者)这样的搏斗带来的只能是愚妄,从而进一步点化王洞明(当然,还包括读者)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然而,醒悟之路是如此艰难,以至于这一逆转要在三世之后才能实现。
  这个转折,让我们知晓,作家之所以力陈资本、权力、名利之争,是为了点化小说主人公,是为了让信仰之光照亮凡俗众生。与此相应,在小说中,每当王洞明(包括其前身)遭遇困厄时,在他的生命中总有一种圣灵之光在闪烁,在照耀,在启示……这灵光来源于一个神圣的存在——王洞明家乡陕南山地龙吟寺里的无空和尚。我们注意到,在描写现实场景时,小说中少见亮色,而多是晦暗,可每当无空和尚出现时,字里行间则总是闪现出一种神奇的光亮。当王洞明最终觉悟,去龙吟寺拜见无空师父且皈依佛门时,这片光亮是那么的盛大,连整个龙吟山都被夕阳余晖映照得一片透明。王洞明见到老和尚时,“和尚正在一把宽大的老式木椅上打坐,而木椅上破天荒地铺了金黄的坐垫,从破旧的窗户上射进的一束光线,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正好打在老和尚身上,与金黄的坐垫成一色。老和尚的脸色显出灿烂的金黄,一时竟如寺庙里大雄宝殿贴金的佛像一样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这光明何其辽远肃穆!在佛家的境界中,光明是无碍、自在,是通达、遍知,是超越生死的心灵自由,是万物归一的生命状态。譬如暗屋中的一盏油灯,一旦点亮,光明将包容四方。在小说中,作家将自然情绪的光明点化为生命的光明,从而照亮了整部作品所述的灰暗生活,实现了人物命运和灵魂的超拔,也使我们在这光明中感到了心灵的震撼,解除了生活的灰暗、心灵的压抑,目睹了生命彼岸的自由。
由此可见,这光明就是作家所要告诉我们的“百年密意”。
  在将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进行比较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强调俄国文学的宗教色彩,她说:“从每个俄国大作家身上,我们似乎都能看出宗教圣徒的风貌——如果对别人苦难的同情、对别人的爱,为了达到不愧为精神上最严要求的某种目标所做的努力,这些归总一起,可以名之曰‘圣’的话。正是他们的圣徒心怀使我们痛感自己由于缺少宗教热忱而来的轻飘肤浅,使我们很多著名的长篇小说相形之下显得华而不实,耍小聪明。”弗吉尼亚·伍尔芙对俄罗斯文学特点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精神,使俄罗斯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一种最为卓异、盛大的存在。不仅在慈爱博大的托尔斯泰笔下处处闪烁着把人物从现实泥淖中拯救出来的宗教意识,就是在激烈偏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样的宗教意识也无处不在。想一想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一想他的《罪与罚》,里边似乎到处是痴言狂语,可这痴言狂语背后,似乎又涌动着无边的圣灵之音。正是这圣灵之音,使他的人物能够在现实的煎熬中坚持下来。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了这圣灵之音的启示,他的人物才能够把现世化为修行。
  与俄罗斯文学相比,我们的文学物欲太重,精神太少。今天,这种恣肆的物欲已成为我们的文学无法承受之重。因此,读到杨志鹏先生的《百年密意》,我格外欣悦。因为,这种宗教意识不仅是整合已经碎片化了的文学的方法之一种,甚至也是拯救已经瓦裂了的现实的方法之一种。在佛家那里,晦暗是此岸的,如同梦幻,如露亦如电,光明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凡所有众生皆有佛性,《百年密意》为我们解读现实的晦暗,提供了光明的途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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