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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蕾:中年之痛 人性之殇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在现代汉语语境里,“中”是一个内涵丰富却又常常指向不明的词,可以表达具有独立品格和自我立场的中立和傲然,也可以表达态度暧昧、无原则的中庸和妥协。蓝石的这篇小说大部分笔墨是在描述婚姻和情感的故事,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主题的一个关键前提:中年。其实中年才是这篇小说的重心所在,当然,婚姻和情感显然又是中年期里一个硕大无比的难题和焦虑所在。小说以“中年期”为题,未见开篇之前已然先让人嗅到一股焦虑、颓然之气,其内容也恰如题目所暗示的,写尽了人到中年的精神困顿和情感危机。
  在小说叙事中,中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可供言说和探讨的空间,从生理上来说,这一时期的人,青春的锐气和活力已然消退,身体机能逐步退化,这种退化又一步步衍生出一颗焦虑的心。在精神层面上,在时光的冲洗下,纯真的理想大多破灭,爱情也逃遁得无影无踪,平淡的日常生活取代充满幻想色彩的斑斓岁月。在这样的情形下,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危机便悄然围拢过来,成为每个“人到中年”的人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当然,中年并不总是与灰暗相连,也常常蕴含了功成名就,走向人生巅峰的正面能量。基于这样的多种可能,“中年”便成了一个具有多重指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中年叙事”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方向和维度。1980年,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囿于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小说首先披着一层反思文革、控诉文革的外衣,借作品声讨文革对生命个体的戕害是小说最显著的主题,但在这一主题之外,作品显然也触及了人到中年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生命命题,人到中年的焦虑在几个人物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陆文婷对事业的忠诚与她自身生活的困顿构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张力,傅家杰在科研和生活上也面临层层困难,刘学尧、姜亚芬在出不出国这件事情上的犹疑踟蹰,也让两人饱受煎熬,这些人物都陷落在深度焦虑之中,左冲右突,寻求出路。作品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也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生命困境。同样的,蓝石的《中年期》也写出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时代和人性的病症,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是通过事业与生活的冲突,而是集中在情感领域内。《中年期》写了具有普遍性意义、常态化和社会性的中年人的生活,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职业身份不同,但共同的特征是人到中年,同时都被各种中年命题所困扰着。
  同《人到中年》相反,《中年期》淡写时代却同样极具时代感。小说中所呈现的婚姻和情感状态典型地属于当下这个时代,把故事的时间背景回溯至陆文婷的年代,整个小说就是个伪命题,压根就不成立。作品浓墨重彩地描写一群中年男人的心灵苦闷和情感压抑,其实这些人物本身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人物内心欲望化的情感景观更是具有时代性,它深深植根于当下的社会生活,同社会价值观念纠缠在一起,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讲,是商品化、物质化为根基的社会体系的重构催生了这样一股暗流,开出了这朵“恶之花”,是价值观念和情爱观念的变异滋养了欲望的过度膨胀。所以说,尽管整部小说很少正面描写时代特征及内容,但是却通过婚姻这一窗口给小说打上了最深刻的时代烙印,小说中群体性、大面积的情感塌方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情感之殇。
  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出轨了,有的隐藏在暗处如何继东和石强,有的赤裸于阳光下如章宏伟。不管是隐还是显,这些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无疑都是分裂的、痛苦的,他们是婚姻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他们被各种打着时光标签和欲望伪装的力量击败,坠入黑暗之中。如果说都市有“都市病”,那么人到中年也会有“中年病”,我以为,“中年病”最大的病灶就是婚姻,是情感,这是欲望之河首先冲决的堤岸。作者在文本内借人物之口说:“欲望,对,就是这个词。它是多么的不安分呐,一会儿让你情绪低落,一会儿又让你躁动不安。你拿它没办法,社会拿它也没辙,千百年来,人们挖空心思穷尽所能地想要控制它制服它而不能,反而招致它无情的嘲弄和讥讽,可谓伤透了脑筋。”的确,在这群中年人的内心里,欲望像一匹躁动不安的野马,鼓动着他们一次次越过了道德的防线。
  在情感沦陷的路途中,虽然无效,但抵抗其实也是一直都有的。面对年轻充满活力的网球运动员李雅的爱情攻势,何继东还是抵抗过的,尽管这种抵抗怎么看都像是装模作样的演戏。何继东的抵抗源自知识分子的羞耻感和自尊心,在与李雅的交往中,他内心有罪恶感,但精神的空虚很快让他放弃了抵抗,他一想到那个“从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永远想象不出她看不到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也懒得去想”的赵小艳,何继东抵抗的防线瞬间就坍塌了。公务员石强也抵抗过,他是借助于对仕途的幻想来抵抗欲望的侵袭,为了能够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他在各方面都克制自己,不犯错误。但仕途之路的突然断裂让他犹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很快躲进温柔乡里醉生梦死去了。从根本上说,这种抵抗是脆弱的,它既不建立在具有自我约束性的道德伦理上,也不建立在具有外在强制性的法律制度上,所以这种抵抗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
  在整个小说中,对于婚姻和情感的展现无疑是让人倍感压抑甚至是绝望的。但丁磊是个例外。这个看起来最落魄,混得最不好的人,却恰恰是带着一丝光亮和暖意的人。他的潇洒自由,快意人生,带着一份洒脱,而与小姐们亲如一家的关系则体现出一种少有的平等意识和人文关怀。他与妓女们打情骂俏、吃喝玩乐厮混在一起,除了性方面的需求,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抚慰。他与小红的婚姻是整个小说中唯一“成功”的婚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小说人物以男性为主,作为为数不多的被精心塑造的女性角色,赵小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实也是作者推动叙事前进的一个潜在力量。在从少女到中年妇女的成长中,赵小艳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少女时代的羞涩、乖巧、温柔在中年之后了无痕迹,当然人的成长总是会消磨掉一些青春的特征,但赵小艳的这种成长并不是简单的变化,而是在与社会生活高度融合之后脱胎换骨的“蜕变”,它直接锻造出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不仅何继东感觉判若两人,如果不是作者的前置叙述,没有人能从中年赵小艳想象出青年赵小艳的形象来。因此,赵小艳的“变”与何继东的“不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这其实也是何继东一步步脱离婚姻轨道的重要推手。两人在中年之后精神上已经彼此绝缘,表面完整的婚姻和家庭也不过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而已。李雅是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作为新生代的代表,李雅在爱情观和性观念上的前卫代表了新的“潮流”,她的敢爱敢恨和性开放不仅满足了何继东的需求,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需求的满足。从赵小艳的变化和李雅的登场可以看出当代女性情爱观念的变化,她们表征了当代女性在婚姻爱情生活中的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今天,女性的解放力度其实毫不逊色于男性,而这种解放在改变了原有社会秩序和伦理结构的同时,也隐含了不稳定的因素,带来了情感的动荡和混乱。
  当然,也可以将这篇小说看成是一首知识分子的挽歌,不管是何继东、丁磊还是石强、章宏伟,它们身上都带有知识分子的烙印。作为最后一届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几个主人公身上都带有知识分子的光环和自尊,但很显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浪潮严重冲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信心。仕途失意的公务员石强,清贫自傲的编剧何继东,穷困潦倒的丁磊,他们的存在实际上都远离当下社会的主流和核心,在这个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他们都不具备“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条件和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边缘人,甚至是有些过时的“多余人”,他们的境遇是当下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小说中何继东在小说与电视编剧之间的徘徊和纠结极具象征色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妥协一览无遗。
  还需要说一说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孤独。在现代社会,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标签和顽症,一种流行病,经济越发达,人与人的距离反而越远,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悖论,而且看起来似乎无解。置身于现代都市,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同属于一个小圈子,这个从大学就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并没有一直保有那份纯粹的情感。在何继东的生日宴会上,尽管气氛热烈,却掩盖不住情感上的貌合神离,推杯换盏的间隙里并没有真诚的情谊。最能体现人物孤独之痛的是小熊这个“人物”的存在,作者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这样一个“人物”,虽然它很明显地暴露了作品虚构的本质,但是在阅读中你却觉得它很真实,你觉得这个小熊真的会说话,会阅读,会生气,会恋爱,会跟着主人公去旅行……在何继东的生活里,这个“人物”有血有肉,与他的生命血脉相通。两人之间这种超乎现实和伦理的关系尖锐地凸显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一个人孤独到要与一个“玩具”推心置腹,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按照通常的标准,经过多年的打拼,尤其是赵小艳的精心建设之后,何继东的家庭物质丰厚、非常幸福,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何继东却出轨了,还有了一个叫做小熊的生命共同体,由此可以看出何继东对家庭和婚姻的游离,彰显出他内心深刻的孤独。
  作者将整部作品的关注点聚焦于中年人的情感世界,成功活刻画出中年群体芜杂而独特的精神图景,将人到中年的困顿、犹疑、沦落、逃离呈现得真实而生动。作者在自述中说:“我决定放弃原来那个离而复合的故事,写一写漫长平淡的婚姻常态中的挣扎、妥协,乃至荒诞。我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作者没有遵循自己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将故事处理成东方式的饱含暖色的结局,而是让故事沿着现实的路径出发,抵达了一个灰暗、荒诞却真实的荒凉之境。单就作者的叙事目的而言,很显然这是一部成功而出色的作品,尤其是文本中对于中年人微妙心理的把握和再现尤见功力。只是,当我们掩卷之后,在小说之外,现实之内,又该如何化解和治愈这可怕的“中年病”呢?这是从小说文本之内生发而出的更引人深思的大命题。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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