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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静:《人境》:回撤与重建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4期

 

  在刘继明的写作和思想谱系中,《人境》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这让我想起路遥在《人生》之后想写一部“规模最大的书”,路遥选择了1975年到1985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刘继明的《人境》则选取了更为漫长的当代历史,从建国到现在,上部写马垃出狱后回到神皇洲重新创业,下部写慕容秋的高校和知识界生活。中间穿插的重要场景是农村(空心化和同心合作社的出现)和工厂(楚风集团污染事件和长江机电厂改制)的变迁,同代人的思想差异变化,老一辈的坚守和无奈,新一代们的成长和伤痛。小说全景式地扫描乡村与城市,作为个体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资本新贵、官员都被集中到这个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屏风上来,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出身、经历、认识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选择。
  以文学的方式讨论和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近重读了《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一个最大的疑惑是,我们可以用文学的方式为农村合作化背书,又能以文学的方式为单干分田到户而讲述故事,同一种文学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思路之下几乎都可以自我完满,文学自身合法性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重读此类文学作品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如何以独特的艺术真诚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人境》的一个主导思路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重建农村的主体性,这是小说主角马垃人生重挫之后的选择,是学者何为的思想资源,也是慕容秋回国之后的思考。中国农村摆脱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路径,从逻辑上可以讲通,实践上也有案例可依,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又避开空洞化的陷阱是重大的挑战。如何在史诗的规模中,不疏漏生活的质感,不遮蔽人们实际生活中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在知识、思想和信仰的指引下而不乏对自我“正确”的质疑,是这部小说先天带有的伴生品。
  小说以马垃串联起两个时代,两种选择(走向城市和回归乡村),两个偶像(公社化时期的英雄马坷和1980年代的强人逯永嘉)。在经历牢狱之灾后,马垃回到神皇洲,回到第一个偶像马坷未竟的乡村建设事业中去,重新回到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建设美丽家园的理想中去。回到神皇洲是回到土地的激情,回到一种被历史和叙事淘汰已久的道德和理想,重新回到合作社,萃取新的活力和精气。在马垃的世界中,乡村不是整个社会的赘疣,而是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生长点。时间跨越十七年的农村合作社和公社化,十年“文革”,19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0年代以来的打工潮,乡村人口和资源的流失,小说跟《平凡的世界》《创业史》相比,的确加载了太多在时间流失中增加的东西,使得这个作品无法单纯,当然这也是时代所赋予它的特权,它已经无法回到《创业史》的单纯年代。
  刘继明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重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史与思结合的作品,史的部分自不待言,跨越的时间和史实历历在目,而“思”的部分,我们几乎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建国以来所有文学讨论过的主题,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知青与乡村,青春回忆,阅读记忆,乡土中国的思考,国有企业改制,底层,社会正义与公平,土地改革,新型合作社,知识分子的责任,老干部与二代,资本运作与政府职能等当代中国的问题,靠着马垃这个极具文人情怀的人物和故事的演进缀联起来。不是每一个人物都能起到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情怀抒写,有时是必要的交代,有时是人物出场的需要。回望当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飞逝,在波谲云诡的当代历史中,这些话题也像水灾中的小舟一样东摇西晃。
《人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一种深沉得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怀,在乡村凋敝的主流叙事中,作家用这种情怀去重建一个“合作社”,去匡扶在资本和政治操控下逐渐变形的正义,建立乡村的主体性,用小说中农民谷雨的话说就是:“马老师操心的不止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个中国。”小说中的语调和词汇,甚至是那些可以便当地引发联想的社会构想、人物道德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对于今天精致的萎靡气息来说,不也是一种乌托邦吗?这部小说中理想主义的人物,正面人物特别多,他们都是慕容秋怀念的知青时代的恋人马坷的精神后裔,“公而忘私,富于理想”。
小说里面的人物都被一种耽美和理想主义的气息所鼓荡着,让人不知道是真实还是梦幻,所有的故事和情节可能都是真实的,也可以在时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中得到验证。但里面的人物往往让人走神,他们轻易地跨越的生活路径(比如马垃的读书和创业),可能是《平凡的世界》中人物终身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些先天智商情商齐伟的精英们,即使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他们的理想主义气息仿佛不是从他们钟爱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某种天赐和命运。小说的精神气质既接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接纳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精髓。逯永嘉、马垃、慕容秋、何为、鹿鹿和旷西北,甚至那些拥趸们,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是社会精英、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思想资源、精神气质、人格类型等各有不同。逯永嘉幻想的“理想国”,人人平等,不分主义,不受限制,何为要去重建乡土中国,慕容秋要回到乡村,马垃更是身体力行,鹿鹿、旷西北保护环境,对抗资本。这是一曲乡土中国的赞歌,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大狂欢。在理想主义者们周围,诸如丁友鹏这样的人物的出现,可能就是一种单纯的人物关系的设定和对照,而不是他个人性格发展的必然,丁友鹏拥有一个如此有坚守有原则的父亲和信奉自由主义的老师,他却是如此的自私自利,这个人格的发展来得突兀和任性,可能是具有灼热情感的小说所带来的副产品,人性很容易只有两端,但既然结庐在人境,就必然是一个中庸者们占大多数的世界。而且往往是平凡的世界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理想是如何可能,又如何不可能。
  阿兰·芬基尔克劳把文学放置在与上帝、历史相抗衡的位置上,“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如何想象着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并且说服自己相信他会积极作为,他却任由我们自生自灭。若要令这一祈求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所要做的既不是直接诉诸上帝,也不是诉之于历史这一神正论的现代化身,而是诉之于文学。”但大概只有文学能完成对活泼生动的生命轨迹的扎实安顿,并且深切地约束安抚我们内心深处蓬勃而出的精神呓语。《人境》把历史大势的思考放在前面,把对一个世界的重建作为愿景,而且是以一种“回撤”的方式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人境》看作是刘继明奉献给碎片化已久的当代中国文学一份令人惊喜的厚礼。

【作者系上海市作协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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