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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残酷抗战历史的艺术呈现与反思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3期

 

  小说是细节的艺术。细节真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篇小说的艺术成色。在何顿旨在表现中国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载于《收获》长篇专号2015年春夏卷)中,我们就注意到了一个错讹细节的存在。“文革”发生前的一九六一年,前国民党高官贺百丁的长子贺兴在大学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位前国民党高官谢乃常前去助力,对系里的杜主任讲过这样一段话:“杜主任,我是省参事室的参事,在‘西安事变’时保卫过西北区的中共地下党,当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长,去年离休的原省政协副主席谢华同志,可以证明我的话。”问题出在“离休”这一语词上。据我所知,中国实施所谓“离休”与“退休”相区别的制度,始于“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在此之前,只有“退休”而无“离休”。何顿让谢乃常提前至一九六一年就说出“离休”这样的语词来,显然有违历史真实。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这虚构却要建立在真实可信的细节之上。一旦细节失真,小说的可信度与艺术说服力就要受到影响。具体到《黄埔四期》,尽管“离休”这一细节的错讹无伤大局,但读来却多多少少会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尽管如此,《黄埔四期》仍应被视为2015年度最重要的一部抗战小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出现了不少抗战题材小说。问题在于,虽然数量不少,但思想艺术俱佳者相当罕见。《黄埔四期》却是一部不容绕过的优秀作品。其实,何顿对于抗战的关注并不始自《黄埔四期》,早在数年前的长篇小说《湖南骡子》中他就已经关注抗战了。然而,尽管其中确有对抗战的出色艺术表现,但就创作主旨而言,《湖南骡子》终归是一部生动具象地展示中国百多年近现代家族史与国族史的长篇小说,抗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抗战更深入透辟的艺术呈现与反思,显然还需要另外的小说文本。从创作心理生成的角度来蠡测,何顿后来之所以会相继写出《来生再见》与《黄埔四期》这两部聚焦抗战的作品,显然是由于《湖南骡子》取得意外成功的缘故。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湖南骡子》本意是要借助于百年历史背景写出湖南人某种倔犟执拗的性格特征,没想到反倒是其中抗战描写的那一部分引发了强烈反响。尽管抗战结束迄今已达七十年之久,但以抗战为关注对象的中国战争小说却乏善可陈。正是因为极度匮乏理想意义上的优秀战争小说,这一领域才为作家充分施展身手留下了足够的艺术空间。在《湖南骡子》之后,何顿之所以在抗战题材领域持续发力,并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推出《来生再见》与《黄埔四期》两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根本原因或许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同样是抗战小说,从取材角度看,两部作品却各有千秋,有着非常突出的互补性。《来生再见》聚焦于一位名叫黄抗日的下级军官跌宕起伏的命运过程,可以视为一部从底层军官视角呈现抗战的作品。而《黄埔四期》,从小说标题即可看出,是一部借助于上层军官视角切入表现抗战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把两部作品整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方是何顿文化想象视野中较为全面的中国抗战图景。但相较来说,《黄埔四期》明显优于《来生再见》。因此,尽管如前所言,其中也存在着个别细节失真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把《黄埔四期》视为何顿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抗战长篇小说,在我看来,是再合理不过的。
  我们对《黄埔四期》的分析,首先还是要从贺强与父亲贺百丁的一段对话谈起。贺强说:“我们历史老师说,国民党没抗日,蒋介石躲到峨眉山去了。”贺百丁格外惊讶:“国民党没抗日?”贺强答:“没抗日。我们老师说,是毛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拒不抗日。”面对着“老师”的说辞,贺百丁愤怒了:“你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吗?这些仗都是我们国民党打的。”对此,贺强的回应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只有林彪打的平型关大捷和地道战、地雷战。我跟我们历史老师说,我爸参加了淞沪会战、兰封会战和武汉大会战。我们历史老师笑了,说:‘淞沪会战?日军一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就溃不成军,那也叫会战?兰封会战在哪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兰封的地方。’历史老师还说:‘武汉根本就没会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往四川跑,在武汉遇上日军,放了几枪就跑上峨眉山了。’历史老师说,那些所谓会战都是国民党为表示自己抗了日,杜撰的。”听了如此一番话后,“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抗战中一个个弟兄倒下的悲惨场景,心口就扯得痛,他说:‘这历史是没什么学的。’”虽然表面上是贺强与贺百丁在对话,但实际上潜在的对话者却是那位隐于幕后的“历史老师”与贺百丁。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何顿如此一种艺术设定的象征性内涵。尽管贺百丁是那段国民党抗战历史的在场者与亲历者,但对于国民党是否积极参与抗战的最终判定者,却是那位不在场的“历史老师”。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国民党抗战历史的被无端抹杀,显然意味着一部真实历史的被扭曲与改写。因此,尽管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段对话并没有出现在小说的开端,但其中暗含何顿内心的某种曲折隐衷却是无可置疑的。究其根本,以长篇小说的方式生动地展示国民党的抗战历史,有力地回击那位“历史老师”的无知言辞,可以被看作是何顿创作《黄埔四期》的基本动机。
  除了内隐作家的写作动机外,贺强与贺百丁父子的这段对话,其实也具有某种预叙功能。所谓预叙,按照叙事学理论,就是在故事尚未完全展开之前以某种暗示的方式把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提前有所交代。具体到《黄埔四期》,在这部由抗战历程与战后遭际两大部分组成的长篇文本中,最起码抗战历程这一部分在贺氏父子的对话中作出了明确的预叙。既然那位“历史老师”认定国民党的抗战历史是杜撰的,那何顿就一定要以近乎于纪实文学的笔触纤毫毕现地把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在内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进行的所有会战,甚至包括西南边陲中缅交界地区的远征军作战,也都全部纳入到自己笔下。问题在于,何顿究竟采取怎样的艺术结构方式,才能把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全景式地纳入到自己的表现视野之中。具体来说,何顿采取的是一种双重的双线结构。所谓双重,是指在时间层面上,何顿以抗战胜利为界,分别讲述着两个不同时间段落里的故事。其中,抗战胜利前的故事,从谢乃常与贺百丁他们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写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后的故事,从抗战胜利写起,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后的当下。所谓双线结构,就是指不管是抗战历程抑或是战后命运遭际,何顿都依循着谢乃常和贺百丁这两位曾担任过国军高级将领的起义军官的人生轨迹而渐次展开。这两个人物的不同人生轨迹,自然也就构成了《黄埔四期》不断交叉推进的双线结构。单就抗战胜利前的故事来说,正是通过对谢乃常与贺百丁战争行迹的特别设定,作家巧妙地把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会战编织在了一起,进而达到了全景式地再现国军抗战历史的写作意图。比如,谢乃常在北伐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调任到“黄埔同学会”工作。能够进入这个机构工作,说明谢乃常在蒋介石心目中有着很高的信任度。正是从这种信任度出发,蒋介石才会特别派遣他到第三十二军去担任特派员,并且亲自授予他上校军衔。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身兼上海警备司令,自然驻扎在上海。这样,谢乃常就顺理成章地到了上海。担任特派员期间,正当盛年的谢乃常先后与陆琳、黄莹两位女性发生情感纠葛。然而,特派员这一身份虽然意味着谢乃常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但却终归是一个闲职。对于热衷于建立功勋的谢乃常来说,所渴盼的是能够在军中担任实职。因此,当他有可能通过高中汉推荐而出任十九路军的一个团长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由蔡廷锴任军长的十九路军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主力,谢乃常既然担任了十九路军的一名团长,其参加淞沪抗战,就是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这样一来,何顿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机地纳入到了《黄埔四期》之中。同时,也正是借助于这一部分叙事,何顿写出了谢乃常失去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这样,何顿一方面把“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机地纳入到了《黄埔四期》的整体叙事之中,另一方面也草蛇灰线般地写出了曾经一度受宠的谢乃常为什么会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所实际收到的,显然就是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
  回顾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传统,既有《红楼梦》《金瓶梅》这样以日常叙事为特色的世情小说,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侧重于宏大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家国叙事,还有《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带有明显幻想色彩的神魔小说,当然也少不了《儒林外史》这样讽喻特色极其鲜明的文人叙事。细细辨析《黄埔四期》艺术传承上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属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家国叙事一脉。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黄埔四期”,乃因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描写一群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堪称跌宕起伏、不无吊诡的命运变迁。其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就是贺百丁与谢乃常。时年只有二十岁的谢乃常,本是湖南郴县一家豪绅的公子,某天早上,谢乃常忽发奇想,要去县城买葱油饼吃,没承想,他的命运就此改变:在县城,谢乃常意外遭遇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贺百丁、贺怀国、陈德,四人说得投机,谢乃常决定随同他们一起投考黄埔军校,并结拜为兄弟;在紧接着进行的北伐中,谢乃常他们又相继结识了另外四位来自湖南的黄埔四期学员,结拜阵容再次扩大。《黄埔四期》就是以叙述结义八兄弟,尤其是谢乃常与贺百丁的故事为主体的。实际上,正是借助于对中国本土家国叙事小说传统的自觉传承,通过双重的双线结构,何顿方才格外深入地完成了他关于残酷抗战历史的真切艺术书写。
  所谓残酷抗战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是抗战当年惨烈的战争场面,其二是抗战英雄战后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作为一种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作家不仅把抗战的惨烈再现于一场场残酷、壮烈的战役、战斗场景中,更是将其融化在高中汉、陆琳等小说人物的命运中。面对战争的惨烈,尤其是眼睁睁地目睹自己的部下一个又一个战死抗日疆场,何顿曾多次描写贺百丁、谢乃常无边的痛切感,但究其根本,这种痛切感,这种悲悯情怀,其实更是作家何顿的。抗战场面已然足够惨烈,但谁都没有料到,如同谢乃常、贺百丁这样可谓战功赫赫的抗战英雄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命运遭际竟更其惨烈。正因此,对于战后本应成为民族英雄的那些国军将士不公正遭际的关注与表现,自然也成为《黄埔四期》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谢乃常的大儿子谢国民被活活饿死;比如,失去右臂的何绍晖成为流落街头的乞丐……这些人物的命运已经够惨了,但与贺百丁、谢乃常这两位中心人物相比,后者的命运还要加倍地悲惨,贺百丁、谢乃常的悲剧在于其身份严重影响了下一代人的生存与生命。比如最有代表性的贺百丁长子贺兴的遭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贺兴曾有过一段备享尊荣的快乐时光,但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时代更替而发生逆转。生性桀骜的贺兴一再反抗,而反抗的结果,只能是更加不幸。到最后,贺兴不仅被残忍地整成了一个傻子,而且还被安排与贺百丁的胞弟贺百石的女儿贺娣结了婚——这乱伦的婚姻,使其悲剧更加不堪直视。这一切悲剧,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与他的父亲贺百丁曾经的国民党高官身份密切相关。何顿借此写出的,是一种带有毁灭意味的命运感。能否写出令人信服的命运感来是衡量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毫无疑问,《黄埔四期》对于命运感的捕捉与表现相当精准,也相当震撼。正是通过对贺百丁、谢乃常等国军将士及其子女苦难命运的充分展示,小说对于历史提出了强有力的诘问与反思。
  在经历一番可谓炼狱般的生命过程之后,贺百丁晚年的生活境遇得到了明显改观。问题在于,生活境遇明显好转后的贺百丁却深深地陷入到一种自我反诘的精神危机中难以自拔。导致这种精神危机发作的心结,是他对自己当年起义行为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这一点,在远走异国他乡的陈德再度返乡,并向贺百丁这个当年的长官坦承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面对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事实,“贺百丁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即使当年军统特务冲进军部抓秦云,把他骗到总部再把他抓起来,这种感觉也没有过!”却原来,“不仅他的机要秘书是共军间谍,这个他当年最信任的参谋长,他事事都与之商量、定夺的陈德,竟也是隐藏得很深的共军间谍!”陈德之所以坦承自己的特殊身份,是因为这事成了他的一种心病,一直在折磨着他。没想到的是,陈德的坦承,所召唤出的反倒是贺百丁内心里隐伏多年的心病。如果说陈德的地下党身份意味着对于贺百丁的背叛,那么贺百丁当年的“起义”难道不意味着对蒋介石的背叛?在这个层面上说,陈德和贺百丁构成的其实是一种镜像关系。通过陈德这面镜子,映照出的实际上是困扰贺百丁数十年之久的一个心结。就此而言,贺百丁之所以不肯原谅陈德,其实是不肯原谅自己的一种心理折射。因了这真切揭示,《黄埔四期》遂成为一部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优秀长篇小说。“观察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举凡那些真正一流的小说作品,其中肯定既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具有精神分析学的意味。应该注意到,虽然20世纪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哲学思潮,产生过很多殊为不同的哲学理念,但是,真正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恐怕却只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两种。究其原因,或者正是在于这两种哲学思潮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的缘故。”对于我的这种看法,张志忠在他的一篇书评中曾给出过一种补充性的说法:“我愿意补充说,这种‘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有着深刻的世纪文化语境:上帝死了,人们只有靠自己内心的强大去对抗孤独软弱的无助感;上帝死了,人们无法与上帝交流,就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审视内心的恐惧和邪恶的深渊并且使之合理化。前者产生了存在主义,后者产生了精神分析学。两者都是适应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产生,也对这个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苦难世纪的人们的生存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此一部沉雄的小说,因了精神分析的深度,其思想艺术品质自然就得到了更为充分有力的保证。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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