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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贴紧大地的书写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

  “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是叶炜构思多年的作品,作者绘就了一个乡土中国的典型村庄——麻庄,叶炜在这方黄河故道、三省交会的小小邮票上演绎了中国乡村的百年沧桑。
  中国有乡土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乡土一直是认识中国、研究中国、表达中国与建设中国的重要视角,这显然因为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结构。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无疑再次显示了中国的新文学传统,也再次彰显了作家们探讨中国乡村秘密的热望,同时也表明,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城镇化建设也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但中国乡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更为严峻和迫切,而且,不管社会的现代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至少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乡土依然是理解中国和塑造中国重要路径。这从《富矿》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现代化对农村的冲击和乡村传统文明的解构可以看出来,从《后土》中乡村基层政权状况,乡村政治文明的孱弱和幼稚也可以看出来。叶炜说自己正在探索的是新乡土文学,这“新”就是将乡土作为一个文化与审美的视角,打通城乡,关注行进中的中国社会,他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但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城乡中国,都有一个‘乡’在里面。在我看来,‘乡’是中国的底色所在,即便是在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地方,仍旧有着乡土的痕迹,那些满布在城乡阳台上的花盆,弥漫的依旧是乡下泥土的气息,现在的中国,仍旧是处于乡土时代,现在的农村,依然是最需要作家去关注的地方。这些,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乡土底色不会改变。”乡土在叶炜那儿是研究中国的基因图谱。
  从整体构思上看,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有一个类似回溯的结构,三部放在一起看,近似于一个大的倒叙。叶炜对乡土中国的观察是由现实着眼,再追溯它的历史,这本身就隐含着他对问题的看法、思考的路径和切入的角度。所以,到了第三部《福地》,叶炜就一下子将故事时间放到了辛亥。从辛亥起到丙子终,小说为我们叙述了近百年中国乡村的变迁。乡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从历史认知上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大概永远不可能穷尽,从而也给每一个认知主体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就《福地》而言,我以为叶炜是贴着中国乡村的土地来写的,他没有从预定的理念出发,而是尽可能写出一个真实的、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农村近百年的历史和现实。当然,这种贴着大地的书写策略并不意味着叶炜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组织中国乡村经验的框架,没有自己把握中国乡土的模块,只不过这些判断、框架和模块如同筋络和血脉,是镶嵌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的,是对中国乡土同构的提取,这就是中国乡土千百年来生存延续的双线结构,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就是大、小传统。在最初的意义上,“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而在长期的运用中,这对概念已经被不断衍化、丰富、借代与修正,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原先所规约的了,比如大传统更多地被用来表达国家的制度层面以及社会的重大更替。当然这些语义的迁移与衍生并不影响它们基本的意义与使用价值,因为它们指出了文化上存在着不同的层面与类型及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叶炜思考的是,乡土中国是怎样的存在?在长久的农业文明中,它如何生息并形成自己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又是如何在当下发生作用?以及它们对中国的阐释力等。麻庄是一个个案,但又是乡土中国中一个自满自足相对独立的存在。从大传统的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大环境之外,社会制度的变革,民族命运的翻转都会改变它的面目。所以,麻庄虽然不是百年中国政治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天高皇帝远,但是百年中国政治与民族命运的波谲云诡一直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各种政治与军事力量都曾光顾这个小村庄,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这个弹丸之地一步没落下。老万家是麻庄的地主大户,在几十年的风雨中,老万本人,连同他的三男一女几个子女,都被裹挟到那些巨大的历史事件中,或充当不同的角色,甚至同一个人要变换不同的角色,而个人的故事与命运自然就成为社会与国家的镜像。至于麻庄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政权体制,财产分配与生产方式,也都会随着这些时代大势而变化更迭,同频振动。
  在一般历史思维中,探讨国家、民族命运与乡村或个体的关系很容易理解,事实上,我们也习惯于作这样的直线性因果判断。而具体到中国社会的底层,具体到中国那些生根于土地的村落,这样的思维又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甚至不能触及到乡土中国生存的秘密。因为中国乡村长久的历史是建立在血缘与家庭的根基上的,在这一强大的纽带上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与生存伦理,中国乡村又是处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的,这样的传统是具体的、细节的,有些方面与自然的节候密不可分,它不会因为外在权力或政治因素的改变而应声响应。再一个,中国的近代以前,中国的乡村政治不管包含了皇权、保甲、乡绅、宗族等怎样的政治力量与制度层面,基本上都是自治的模式,国家政权下沉以及乡村管理科层化是新中国才有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能以当代乡村政权模式去想象以前的中国乡村运行状态。同时,更要看到,即使现代政治体制下沉到乡村使乡村与国家保持了政治上的一以贯之性以后,也应该看到这背后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在麻庄看到了各种社会力量,有宗族的,有乡规民俗与民间宗教,有打家劫舍的土匪、看家护院的家丁与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那些外来的看似强大的力量,也都会因路径依赖而不再单纯,它们会与麻庄的乡规民俗和人情物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乡土中国强大的小传统。所以,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既是乡土中国,也是符号中国。这里的千年老树,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都隐藏着许多故事,更不用说私塾、道观、寺院和土匪盘踞的抱犊崮了。这些都是长期与乡土中国并存的各种民间力量,正是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矛盾又相互借力的复杂关系,维系了中国乡村的稳定与顽强的再生力。
  再就要说到麻庄的日常生活,它构成了乡土中国小传统最表层的存在。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这些小传统不仅有那些抽象的隐秘的传统价值观与交织在乡村的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还有习俗与禁忌以及表面的生活修辞。为什么叶炜喜欢以时间来结构叙事?《后土》的章节是二十节气,《福地》的章节是农历纪年,隐含的就是乡土中国建立在自然物候上的生活秩序。《福地》因为叙事面铺得更广,所以,日常生活的表面修辞就更为繁复,农耕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作品中都有精湛的描写,更有乡村与家庭矛盾的处理方式以及乡村习俗令人惊讶的容错能力,这些都只有在乡土中国的伦理中得到解释。为什么叶炜称麻庄为“福地”,因为它的阔大,粗犷,古老,因为它的无所不包、泥沙俱下甚至藏污纳垢,更因为它的野火春风和生生不息,它孕育了一切又滋养了一切。
  中国的故事注定要讲下去。乡土依然是叶炜认知中国的视角,只不过这个视角是不是还停留在麻庄?也许会告一段落。我也希望看到叶炜到都市去,看看那里“麻庄”的模样。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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