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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文化与人性的双重审视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

  1939年9月23日,离中秋还有4天,家家户户都在期待佳节团圆,但侵华日军却由洞庭湖悄然登陆湖南营田一带。几番突袭与屠戮之后,弃尸处处,万户哀号。七十多年后,熊育群带着故乡后辈的某种使命,四处寻访,苦苦求证,最终完成了这部《己卯年雨雪》。读罢这部长篇,我觉得,作者并非是为了向时代作出什么承诺,而是试图通过激活这段沉重的苦难记忆,完成内心深处的某种祭奠仪式,从而缓释这一历史情结在精神上的长期纠缠。
  从故事框架上看,《己卯年雨雪》并不复杂。熊育群以中日两对新婚男女作为主线,让他们在汨罗江畔的营田相遇,家仇国恨,生离死别,夫妻情感,由此诡异地交织在一起,演绎出历时数月的战争与族群、人性之间的尖锐对抗。无论是来自日本的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鹤子夫妇,还是生活于湘江之畔的祝奕典和左坤苇夫妇,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有着各自的甜蜜情感和生活憧憬,但是都被深深地卷入战争的漩涡,一步步陷入彻底失控的命运之中,要么夫死妻伤,要么流离失所。在强悍而野蛮的军国主义秩序面前,任何卑微的生命都逃不过生死之劫,此所谓“大风吹过,所有的小草都会摇曳不停”。
  面对这场惨烈的战争,熊育群也像大多数现代作家一样,试图摆脱中日之间单纯的族群仇恨,超越战争暴行的控诉性书写,努力将视野延伸到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探讨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源头。为此,在《己卯年雨雪》中,作者别有意味地择取了武田千鹤子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视点,通过她奔赴中国探亲寻夫的坎坷遭遇,不断审视这场战争背后所隐含的一些族群文化心理,尤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恰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矛盾性,“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这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特质,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武田千鹤子的心中。在亲眼目睹丈夫遭受中国人伏击之后,她渴望以死殉情;被左家人精心照顾、身体逐渐康复之后,她又变得异常温柔;看到恩人左坤苇的孩子高烧不退,她主动找出西药;而当她想到丈夫的遭遇,她又渴望复仇,她连杀一条鱼都心惊胆颤,内心却不时地喷射着杀人的烈焰。这,或许就是日本近代文化所熏陶出来的怪胎。
  通过武田千鹤子的内心叙事,特别是她在疗伤过程中的一次次自我回忆,作者在建构千鹤子的生命轨迹过程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和丈夫武田修宏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还让我们洞悉了日本扭曲的军国主义教育启蒙。一方面,日本人对天皇有着极度的盲从,“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天皇是日本人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这种信仰教育,自近代以来,早已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骨髓,使日本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从“近代化教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等著作,无一不在强调大和民族的优秀,“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唯一真正自上而下建立了等级制度的国家。”尤其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理论,就大言不惭地声称:“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以在亚洲东陲,创立一个新的西洋国。”这些依托于“丛林法则”的强权理论,不仅成为日本人最时髦的思想教科书,而且有力地塑造了他们的群体性价值观念,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石。
  当天皇的绝对威权、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极具侵略性的强权理论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某种十分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包含了军国主义所必需的盲从权威、弱肉强食、乐于献身等元素,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得以发展的精神温床。在《己卯年雨雪》中,熊育群通过武田千鹤子和武田修宏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启蒙,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此点。在家庭中,父辈们无一例外地极力鼓动年轻人奔赴战场,参加“圣战”。在学校里,武田修宏的老师更是直言不讳地煽动:“上天注定日本要征服亚洲,大和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种族,国家要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就要靠你们每一位的努力,这是你们的责任。”这种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教育,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了塑造一种非常明确的、受天皇意志所规训的群体性价值观,从而使任何独立的个体都丧失个人判断的能力,不自觉地沦为天皇意志的工具,并最终义无返顾地踏上所谓“圣战”的法西斯战车。
尽管熊育群无法在小说中全面演绎这个问题,但从武田修宏高唱着《人们鼓励我牺牲战场》、高喊着“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奔赴战场来看,这种群体性价值观在日本的强力灌输是成功的。在《乌合之众》中,勒庞曾对这种情形做过精辟的论述:“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群体价值观对个体规训的重要性。当“大东亚共荣”、“解放支那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群体思想,当天皇意志成为这一思想的领袖,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族群灾难。而这,其实也是《己卯年雨雪》所要表达的核心意图。
  伴随着生与死的尖锐对抗,任何战争都必然使人性内在的各种成分得到无限的放大,人的心理变得极度扭曲。这也是无数战争文学都成为人性挽歌的缘由。在《己卯年雨雪》中,熊育群对人性问题同样也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呈现。当武田修宏满怀“拯救支那人”的理想来到中国,每天看到的都是对普通平民的屠杀、强奸和暴虐,内心几近崩溃。忍受着孤独和麻木,洁身自好的他,也不时地走进日军慰安所,以至于当他与妻子行房时再也无法做到身心投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错位,残暴行径的日看夜睹,使他彻底失去了健全的人性。同样,亲眼目睹了兄长王旻鲲的头颅被日寇击碎之后,天真单纯而又善良的王旻如,心中也陡然生出杀敌复仇的强烈冲动。战争,让仇恨的烈焰迅速蔓延,并不断摧毁无数中日平民的人性世界。
  当然,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伦理的存在。在黑暗的深渊,我们依然看到,还有温暖的人性之火在闪耀。譬如,面对重伤而无助的千鹤子,左太乙和左坤苇父女毅然抛弃仇恨,用中国百姓特有的宽厚、仁慈和善良,为千鹤子疗伤。祝奕典虽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草莽式人物,其内心深处,同样也有着宽广的人伦情怀。作为一个隐身江湖、任性而为、无从约束的人,他时而是篾匠,时而是跑江湖的船帮,时而又是杀日本梁子的英雄,时而与土匪纠缠不清。尽管他一次次目睹日寇在家乡烧杀抢掠,但他还是“本能地回避着杀人”,因此,在俘获千鹤子之后,众人数度强烈要求为报仇而虐杀她,都被祝奕典制止。受伤的千鹤子拒绝饮食,他在强行喂食的过程中,看到她脸上挂着两行清泪,“忍不住用手去抹一抹”。作者并没有刻意展示人性的高贵,他只是从底层平民的伦理视角,呈现了营田屠杀背后的无助与无奈。
  人性是诉说不尽的,在战争文学中,尤为如此。《己卯年雨雪》的意义在于,作者从平凡的个体生存出发,从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出发,通过族群之间的尖锐冲突,既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渊源,也展示了日寇侵略行径对人性的深深伤害。这种伤害,在中日两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留下了无数迄今仍难以弥合的战争后遗症。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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