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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亡灵叙事、现实批判 与人性反思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

  在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普遍犬儒化的当下时代,中国作家所明显欠缺的,恐怕正是鲁迅先生所急切召唤着的所谓“猛士”精神。而一向被视为“底层叙事”代表性作家之一的陈应松,则以他多年来丰富的小说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他正是这个犬儒时代并不多见的一位一直葆有“猛士”精神的优秀作家。《还魂记》的问世,一方面,标志着陈应松在长篇小说这一特定文体上的一种自我创作突破,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明显的年度标高意味,而且即使把它放置到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写作的坐标系之中来加以衡量,也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代表性。在这部长篇力作中,陈应松既自觉延续着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现实批判的可贵精神品格,更充分地张扬发挥自身的艺术想象力。

  正如“还魂记”这一标题早已经明确标示出的,陈应松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采用了一种第一人称的亡灵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即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中国小说界已经出现过若干部同样采用亡灵叙事模式的长篇小说。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诸如余华的《第七天》、雪漠的《野狐岭》、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艾伟的《南方》、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等长篇小说,都不同程度地使用着亡灵叙事这种艺术手段。虽然说这些作家对亡灵叙事手段的使用,肯定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艺术考量,但在我的理解中,亡灵叙事现象在晚近时期中国小说文本中的扎堆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着一种不应该被轻易忽略的社会学原因。这些作家无疑都自觉地捕捉到了当前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世情乱象: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纠结,不同群体利益的尖锐冲突,再加上法治的不够健全与体制的弊端,共同催生并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生成。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很多生命出于各种不同原因的非正常死亡。前此一段时间曾经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的内蒙古呼格大冤案,就是这一方面一个极有代表性的案例。虽然说冤魂遍地肯定有些夸张,但类似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广泛与普遍,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难以被否认的客观事实。细细翻检晚近一个时期以来小说中的亡灵叙事,即不难发现,那些亡灵叙事者绝大多数都属于死于非命的非正常死亡者,这些小说中的亡灵叙事者,皆属横死,绝非善终。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些亡灵内心中充满着愤愤不平的抑郁哀怨之气,所以才不甘心就那么做一个鬼魂中的驯顺者,才要想方设法成为文本中的亡灵叙事者。
  陈应松《还魂记》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柴燃灯,也同样很不幸地死于非命。身为在押刑犯的他,在监狱中苦苦煎熬二十年时间,但在他即将服刑期满,眼看着再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被释放出狱的时候,却因为刑犯之间的彼此报复而被三个同监罪犯整死在疵纱堆里。非正常死亡之后的“我”冤魂不散,顽强地从一堆疵纱中挣扎出来,飘荡向遥远的野猫湖故乡——柴燃灯的“生养地”。按照野猫湖也即楚地的民间传说,“养生地”也“就是你的胞衣所埋之地”,当逝去者的灵魂触碰到标志着出生时刻的“养生地”的时候,他的灵魂方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复活”现身,如同生前一般地四处游荡寻访。很显然,倘若我们要寻找陈应松亡灵叙事的缘起,楚地的民间传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热衷于谈论鬼魂,正是楚地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由此,陈应松《还魂记》中对于亡灵叙事手段的征用,除了类同于以上作家一样的社会学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乃可以被视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楚地巫祝文化传统在当代的一种遥远回响。与此同时,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以及中国的神魔小说,无疑也影响并滋养了陈应松的小说创作。
  从根本上说,正是依托于一种充满吊诡色彩的艺术想象力,依托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柴燃灯冤死之后的灵魂返乡,陈应松方才得以在他的《还魂记》中成功地建构起一个充斥着魑魅魍魉的可谓是幽灵遍地群魔乱舞的乡村世界。在这个诡异的乡村世界中,到处都是不合现实生活之逻辑的、超现实的世相图景。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艺术表现形式的层面来看,《还魂记》的现代主义超现实意味十分突出,但倘若联系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细细辨来,你就不难发现,其实陈应松关于那个幽灵遍地游荡的亡灵乡村世界的书写,时时处处都折射指向着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社会。从一种社会批判情怀的角度来说,《还魂记》正是当下这个犬儒化时代一部并不多见的充满着强烈现实感的长篇小说。不管怎样地荒诞变形,也无论怎样地想象夸张,陈应松作为“底层叙事”代表性作家那样一种真切的社会关怀都不会被轻易放弃。如果说陈应松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十足的优秀作家,那么,《还魂记》就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充满现代主义超现实意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是超现实,另一方面又极具现实感。某种意义上说,《还魂记》在当下时代中国文坛的特出之处,正在于它相当奇妙地把超现实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有机地组合为一个艺术整体。
  《还魂记》尖锐犀利的现实批判锋芒,首先指向了社会体制的不合理与不公平,指向了一贯草菅人命肆意妄为的现实权力。这一方面,其不幸命运遭际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柴燃灯。柴燃灯的母亲云婆子虽然人长得很漂亮,标致程度如同仙女,但脑子却不怎么好使。因是之故,她居然稀里糊涂地把柴燃灯生在湖边。更糟糕的是,“她扯断脐带,将你扔进湖里”,若非放鸭人抢救及时,柴燃灯恐怕早就死于非命了。三四岁时,因为给大伯去做“引蛋”结果却“引”出了一个女孩,恼怒的大伯也曾经“一把将我推下湖坎”,亏得有割草老人及时施救,否则柴燃灯就可能再遭劫难。这一事件在年幼的柴燃灯心里刻下难忘的印记,一直到他化为冤魂再度返乡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但柴燃灯却终归时乖命蹇,到他五岁的时候,父母不仅把他丢下跑了,而且永远不知所踪。被父母无情遗弃后的柴燃灯,只好成为守闸人柴草的养子。这样一来,曾经一度设计陷害过他的柴棍,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大伯”。然而,柴燃灯的少年生活尽管充满着不幸和屈辱,但他人生最大的不幸,恐怕却是被村长老秦陷害,因莫须有的“强奸”罪名被送进了监狱,度过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牢狱生涯。荒唐之处在于,这位因为“强奸”罪而被判决入狱的柴燃灯,居然一直到他成为冤魂返乡时,都仍然是一个没有接触过女性身体的童男子。也因此,柴燃灯的被错判入狱,并不是村长老秦单凭一人之力就能够做到的。在这一冤狱被构陷造成的过程中,也还有其他拥有生杀予夺权力者的推波助澜与助纣为虐。其中的关键人物有二,一位是镇里审判庭的庭长,另一位是县里政法委的主任。先来看吴庭长的自述:“我判了太多的人,我实在记不清了。”“那你说了算?领导要我干这个事,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不让我说了算谁说了算?总有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既是一种结论,也是一个结案。”“那样的时刻活该你倒霉。原谅我,我的心情不好。我浑身都长着水疮。”一种缺少了必要监督的权力,就是如此任性霸蛮。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因为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一个审判庭的庭长,就可以罔顾事实,随随便便判处一个无辜者死缓。而柴燃灯自己,明明没有犯罪,最后却被迫认罪,也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因为不让我睡觉,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强奸。”然后,是政法委的潘主任:“我知道他是谁,不就是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强奸犯吗?我知道你,当年我就是政法委主任,你的案子是我批准的。我不怕邪,我也是坐过牢的,保外就医。我犯下的是贪污受贿罪。”作为主管政法工作的更高一级的领导,潘主任理应认真查核事实,在确证犯罪事实无误的情况下,方才能够批准案子。然而,从他“我不怕邪,我也是坐过牢的”这句话中所明显透露出的,恐怕却是他明明知道自己犯下了草菅人命的错误,但却没有丝毫悔改的表现。审判庭也罢,政法委也罢,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看做是国家机器的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吴庭长和潘主任对于柴燃灯极端不负责任的草菅人命之举,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机器对于公民生存权利的肆意凌辱与无端侵犯。正是他们与村长老秦一起联手,共同制造了柴燃灯的悲剧命运。正因为此,柴燃灯竟然在监狱中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安全感,我们完全可以由此想见那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国家机器对他的伤害达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
  失去必要监督的现实权力不仅可以陷害草菅如同柴燃灯这样不幸者的人命,而且也更可以让黑鹳庙村的一众普通村民自觉臣服于村长老秦的淫威之下。比如柴棍,为了巴结村长,捞取好处,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狗牙送到了色鬼老秦的床上。同样的情形,也突出地表现在柴燃灯同学大脚弓的妻弟戴孝身上:“那天在鱼塘旁边的燕麦地里,您跟我姐姐,我本想一锄头薅死您的,但一想,我跟我姐姐是两个孤儿,姐姐能跟村长好上,以后也没人敢欺负她。这样想,我也就释然了。”要替姐姐出头打抱不平的戴孝,之所以半路上缩回头来,很显然也是服膺现实权力逻辑的一种结果。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有村长罩着就是不一样。当戴孝失手打死邻家老头的时候,因为有村长的帮忙说项,庭长只判了他区区八年徒刑。也正因此,在如同柴棍这样普通村民的心目中,尽管村长老秦长期肆意蹂躏欺辱他们,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恨得咬牙切齿,尤其是在村长儿子结婚时的那场假酒宴竟然致使村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变成瞎子之后,柴棍他们实在想杀了村长以平复满腔怨气,但到头来却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在柴棍们的心目中,手中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村长格外令人敬畏。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在于,虽然村长老秦在黑鹳庙村一贯作威作福欺男霸女简直无恶不作,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却也有卑躬屈膝刻意逢迎的时候:“我在你面前风光,在上级面前是孙子。比孙子还不如……”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之中,无论官大官小,都必须服膺于现实的权力逻辑。如此一种社会体制,所最终规训造就的,只能是如同村长老秦这样处于极端分裂状态的奴性人格。
  带有因果报应色彩的一点是,吴庭长一方面草菅人命,极端不负责任地制造着类似于柴燃灯这样的冤假错案,但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到后来却也难逃被冤枉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一位曾经大权在握肆意妄为的审判庭庭长,到头来居然万般无奈地成为了哭告无门的上访户,其中一种存在层面上的荒诞与吊诡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关键还在于,吴庭长虽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上访十多年之久,但到头来却依然是无果而终。吴庭长人生悲剧的生成,再一次强有力地确证着社会体制的不合理与权力的邪恶。
  对社会体制不合理的揭露与批判,固然是陈应松《还魂记》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意涵,但与此同时,陈应松也把自己的批判矛头不无犀利地指向了深层意义上的人性之恶。这一方面首当其冲的集中体现者,仍然是那位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柴燃灯。一方面,冤魂不散的柴燃灯当然是一位无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在另一方面,他的人性世界构成中却也存在着极明显的恶的成分,为了减刑,他成了监狱中的告密者。因为柴燃灯的积极检举,“有一个人的减刑泡了汤”。柴燃灯的告密行为,招致的是其他同监罪犯的反弹报复,并最终不无残忍地将他整死在纱堆里。柴燃灯之所以要告密,是为了减刑后的早日出狱,是因为即使在监狱里也存在着一种鼓励告密的基本制度。由此可见,他人性世界中内在的恶,乃是被社会制度之恶激发而出的一种结果。就这样,社会制度之恶导致人性之恶,而人性之恶,却又反过来愈发加重着社会制度之恶。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叠加激发的一种必然结果,只能是现实社会整体罪恶的日益严重。《还魂记》中人性之恶的体现者,绝不仅仅只是柴燃灯一人,这种“恶”可以说俯拾即是。比如说,那位在黑鹳庙村四处放火的白痴五扣,再比如,那位因柴燃灯也即321的告密出卖而无法越狱去保护女儿的“灰机”737,还有江瞎子和万瞎子那两位从始至终一直互相掐来掐去的瞎子。
  在强有力地揭示批判以上林林总总的制度与人性之恶的同时,陈应松极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保持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说中的寒婆这一人物身上。寒婆怀有身孕的女儿因为遭遇了五扣这个纵火少年燃放的一场大火而不幸丧命。寒婆对五扣有恨意,但我们却更能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一种悲悯情怀的存在。因为她居然能够以德报怨,成为替五扣遮风挡雨的呵护者。“爱能解决一切吗?”对寒婆行为大惑不解的村长老秦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更想提出给作家陈应松。又或者,在《还魂记》中借助于人物之口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陈应松正在苦苦思索寻找着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尽管冤魂遍地,尽管充斥于《还魂记》中的尽皆魑魅魍魉,但寒婆这一形象的出现却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标示精神价值尺度的意义。陈应松之所以要在《还魂记》中真切地书写记述如此一个弥漫着绝望气息的乡村世界,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作家内心深处深深地热爱、迷恋着这个乡村世界。唯其如此,他才会在“创作谈”中作出如此一种道白:“歌颂故土,被怀旧所伤。我不至于如此悱恻,注视死亡。我能否在一个湖沼的清晨写出大气弥漫的村庄?能否在一座长满荒草的坟墓里找到已逝的温情?在一堵断墙上找到熟悉的欢笑和秋收?这不确定的炊烟般的答案在黄昏浮起时,我的归乡意念布满了痛感和苍茫。”从作家这段恳切的创作谈中,我们即不难触摸到陈应松对于故乡村庄的那样一种滚烫的热爱之情。因此,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就既是属于寒婆这一人物形象的,也更是属于作家陈应松的。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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