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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佩:书写与差异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

 

  一部小说的完成意味着作者从一个创作阶段的退场,因为应该获取读者的,是其作品中的文学形象,而非作者本身。对于这样一个貌似玩票(有意或无意间淡化“作家”身份),却有着最真实的专业精神和存在感的小说家曾宪国来讲,更是基于作品之主要内容——社会生活及文学人物的变迁,在他创作一部作品和创作另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并非同一个人。由此,这样一类作家的写作,区别于常规写作世界的规定和归属感,是没有结局的,而永远在路上。
书写与差异自此诞生,差异性写作展现的是动态的过程,正如曾宪国在书写当下,比如,在《门朝天开》这样一部极尽现实的作品中,要去塑造毛狗狗这样一个文学人物之时,注定了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过程。这样的一些个经由小人物族类所激荡而起的涡流,自然而然地与曾经的文学大流,比如,与“宏大叙事”那种规定的结局与潮流相去甚远。
  差异的生成依托书写,而最初的书写结束之后,比如,我们从毛狗狗那“不合法”的归属中,强烈地感受到——另一个差异从隐蔽状态显现——客体面临“差异的差异”的书写,由此激活多种可能性之书写——或许这才是曾宪国小说的性质跟“结局”。所以无论是作者写作的结束,还是读者阅读的结束,那都只是另一个开端。而小说家曾宪国要在这一部作品中去实现的,是某一个时期和阶段中,社会生活逻辑与文学艺术之逻辑达成的妥协或制衡,虽然小说的结局——因为主人公重返乡村的同样不堪,而被无期限悬置。
  毛狗狗,作为一个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真实可触碰的主人公,在他的身上却发生了几多“戏剧性”的遭遇,这样的遭遇诸如中国文化里的“南柯一梦”,或如《石头记》中主人公幻灭的、悲剧的文学性,其中“梦”和“离去”是所有文学性之焦点,而曾宪国又将这种文学意义注入了如此当代性,在社会进程中有独立的呈现与思考。他的悲剧气质不仅不具典型意义,且没有普遍性——如今却成为来自方方面面读者饶有兴趣去谈论的一个小说人物——对毛狗狗这个远去的背影产生浮想联翩,让人不得不掩卷玩味跟沉思。这其中当然能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和他貌似想要通过这样一个长篇小说,向阅读世界昭示——一个独立小说家眼中的——城市特定人群的生活形态,关乎于对当下某个族类命运的文学感召,和合情合理的思想意识。而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高级所在,生命力所在。同时它还展现了写作与阅读达成的一种完美的、意欲共同去完成一部作品而形成的——双重创作之状态。
  有着“二代农民工”身份的毛狗狗来到城市,并不像他的其他同类那样,自开始就有对这个身份的自觉,也不像所有怀揣一个淘金梦、向往城市生活,并把城市身份——即便是一个边缘的、底层的城市人身份,作为奋斗的动力那样——毛狗狗的原初心态,或者说他与城市邂逅的基本构成,却来自于熟悉又陌生的父辈——重刑犯毛铁提供的一个极其偶然的、也是极为尴尬的机遇(富有意味的是,作为第一代的毛铁,在城市这样一个命运发生地,也并没有和第二代的毛狗狗有一个直接的交接)。因此,或许父亲毛铁尤能代表“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后的所有遭遇和尘埃落定,“农二代”诸如毛狗狗们的命运则尚未普遍形成,抑或正在进行时。而在“农二代”诸如毛狗狗这样一个人物命运的自觉意识中,城市并不是他自己真实的属地,或者说“农二代”并不是他想要的配角身份,那么他的经历和经验告诉自己,当代农村或许更为符合他们的心性和他们的目的。这是人物命运的真实归位,尤具文学的合理性。
  因此,毛狗狗这个人物形象的发展便有了第二个差异性,那就是,他短暂的城市生活,区别于大多数小说或影视作品中,农民工进城发展乃至于飞黄腾达的故事情节。在这里,依托于作者对“书写与差异”的理解和运用。有生活、有经验、有良知诸如曾宪国这样的作家,则洞悉到这个命运的形成之初,而非形成的结果,于是具备了诸多文学的想象空间,使得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在曾宪国的放纵和控制下,得到收缩之后显然的无限张力。由此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去掉某些粉饰,基于现实底色,完成纯粹的凝视,和建设丰富的、真实的、合理的艺术想象空间。
  多年来,现实主义作品当中的“高大上”“假大空”,一直是我们批判和反思的一个现象,尤其在小说书写中,被狭隘的艺术观念所束缚的写作比比皆是,作家无力捕获瞬息万变的精神流变,在对飞速变化的社会进程的书写中,出现虚妄的自大,不尊重小说人物的发展,其实就是不遵循现实的基本规律与艺术的基本法则,诸多作家自以为能掌控甚或制作结局,有此心态先入为主,而忽略或藐视读者的智商和艺术审美水准,作品显得苍白、平面,艺术感染力一再降级,读写之间出现隔阂。一个典型人物的诞生,是不会出现在作家的空想和力所不逮的现实洞察力当中的,哲人西塞罗曾说:“命运女神不仅自己盲目,而且还使自己所偏爱的人也变得盲目。”这正是事物行进过程中的真实,经历了盲目进入城市的毛狗狗,于结局(也是开始)中已建立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作者真实地将他还原到他自身的属地,这个属地不仅是现实的属地,而且也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属地,城市际遇,则仅仅是他人生的一次体验跟认知,以此完成人物形象的升华。
  显然,《门朝天开》的思想意识也是具备差异性的。长篇小说这种文学式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有被我们称为思想意识(或思想性)的存在。《门朝天开》的思想性基于它的“悲剧意识”,人物命运的过程和结局,所有的叙述的血肉,皆围绕这个意识而凝聚成主题骨架。城市生活对于主人公来说,诚如一扇方向朝天开着的大门,毛狗狗暂时无法摸寻到进入其中的通道。因此,曾宪国所具备的思想意识,在《门朝天开》中绝不是精确无误的、预先构架的、可以归纳论点的东西——正如骨架绝不是人成年时(诸如“农一代”)强行安装进躯体里,而是同人的躯体的所有其他部位一起成长的那样,《门朝天开》的思想意识也在发展中,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所谓长篇小说的思想性。因为,思想意识是不确定的、矛盾的——它反映生活本身存在的一切矛盾。小说家曾宪国不是哲学家,而是见证人。但决定《门朝天开》之所以成其为一部不乏优秀品质的长篇小说的各种要素——显而易见,依然溯源于他的思想意识。
  在这样一个娱乐化时代,《门朝天开》区别于在制作而不是创作状态下的长篇书写,具备显而易见的差异性书写特质,于阅读世界中,同样也有着良好的艺术审美生长空间。如此这般紧贴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而产生的差异性写作和超前的文学书写意识,遵循现实逻辑规律及艺术逻辑之法则,作品由此彰显出多种文学可能性。从各方面来讲,基于《门朝天开》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视界、境界和文学成就,这部作品都不啻为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大收获。

【作者系诗人、评论家,《红岩》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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