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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苇:楼市迷局与发展迷思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2期

自1990年代初住房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以来,尤其是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取得战略性进展,即以实物分配为特征的传统住房制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而以市场化、货币化为特征的住房制度彻底确立后,“楼市”逐渐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更是如此。随着房价在一连串的调控声中不降反升,“楼市”一方面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另一方面也日益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大事。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延展,这一社会政策转型逐渐渗透到千家万户的生活纹理中,渗透到寻常百姓心灵脉络中,成为形塑他们人格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楼市”已经获得了文学化的巨大能量,成为当代“中国故事”的重要因素。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面对这一改变了中国、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人们生活、命运的社会现象,我们的文学作品却鲜有触及。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小凡的长篇小说《楼市》发轫,应该说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说它是当下中国房地产的“清明上河图”和“浮世绘”,绝不为过。

作为再现中国现实一种——楼市——的小说力作,《楼市》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重新激活了小说的“认知价值”。毋庸讳言,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由于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认识社会而且还要改造社会的宏大愿景的幻灭,“新时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客观地说,这样的反思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文学何以为文学等问题,思考文学的可能与边界,自有其重要意义。然而,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在反思中,我们也难免犯了泼洗澡水泼掉孩子的“错误”。在笔者看来,对文学“认知价值”的放弃,就是这样的“美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重要表征就是文学在现实面前的犬儒主义态度。在这种态度长期主导下,我们的文学作品在现实面前真的萎缩了。一个明显的后果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巨变,一些作家试图重返现实,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重返现实的实践却不尽如人意。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作品的“认知价值”极其有限,不仅无法使我们窥察丰富的现实,甚至使我们误读现实。

而杨小凡的《楼市》,则完全不同。

在再现中国楼市这个十余年来令中国百姓闹心的事物时,作者展现给我们的完全是一位科学家的精确与细致。关于中国楼市,十多年来,我们听惯了各种各样、各门各派的“经济学家”们言之凿凿的“胡言乱语”。与这些“经济学家”判然有别,作为文学家的杨小凡在揭示中国楼市时不仅充分展现了一位作家本应具有的敏感与细腻,而且还像一位社科工作者或科学家一样清醒,深刻。在他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楼市”如何应运而生,而且看到了从土地规划到招商引资到土地出让到征地拆迁到投资融资到贷款按揭到破土动工到楼市开盘到买房卖房的“楼市”全过程,看到了这一过程中每个环节上的奥秘,看到了这一产业链催生的如生物链一样残酷而“自然”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逻辑。当然,这种洞若观火的揭示和呈现,也与作者曾经在大型房地产集团任五年总经理的经历和见识不可分割。

更关键的是,在核心处,作家以春秋笔法化繁为简,单刀直入,点出了决定中国楼市走向的核心原因,即决定中国楼市涨跌的绝非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政府、开发商、银行三者之间博弈与合作的综合结果。具体而言,十多年来,中国楼市之所以一路狂飙,也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作为现代理念重要践行者的政府及其执行者官员,为了追求发展效应,不得不经营城市,而政府手中资本有限,于是就需要开发商投资,政府跟开发商交换的资本,除了手中的政策,就是脚下的土地。开发商为了追求资本增值,首要的任务就是从政府手中拿地。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后,他们就可以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处于这两个环节间的银行,其业务活动往往服从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到“楼市”上,就是放贷给开发商,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银行也需要开发商的“支持”,需要开发商将楼房按揭放在自己那里。政府、银行、开发商,这个利益铁三角,才是中国房价一路攀升的根本原因。自然,不管何种原因,一旦这三者的利益或行为有了裂缝,中国楼市就有陷落的危险。在《楼市》中,就是因为国家要求银行严格执行紧缩银根的政策,导致大华公司资金链断裂,从而在北城官场和商场引发地震——这无疑是中国楼市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描摹看似简单,实则切中要害,《楼市》也因此将现实主义小说“认知价值”的艺术能量挥发得淋漓尽致。当年,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时在对巴尔扎克给予高度肯定之时,也顺手一击,对当时的所谓“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给予无情嘲讽。在杨小凡的《楼市》面前,我们依稀体验到了恩格斯的感觉:那些“经济学家”们关于中国楼市的集体“呓语”,是对这部文学作品的最大褒扬;而《楼市》所揭示的真相,则又是对这些“呓语”的有力讽刺。若干年后,这部小说一定会成为人们认识和研究中国这段经济史的文学样本之一。从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作家的这种使命感、艺术野心和卓然的成效。

我们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但绝不夸大这一价值。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之所以必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具有高度“认知价值”的艺术再现往往能够为人物提供一个更“真实”也更有张力的“生活场”,使他们在这里展开自己的生活场景和生存境遇,从而呈现人类生存经验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楼市》同样做得非常出色。为了再现中国楼市,作者结构了两条线索:一是政府、银行、开发商、建筑商这些能够决定“楼市”走向的人的故事;二是被拆迁者、建楼的农民工、卖楼小姐、买楼的底层民众这些被“楼市”决定命运的人的故事。在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中,作家不仅把官场、商场间的明争暗斗以近似工笔的手法描摹出来,不仅把寻常百姓为“楼市”忧为“楼市”愁的生存状态以近似摄影的手法记录下来,更把其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灵风景灵动地点染出来。

《楼市》以现实写人生颇具难度,那些蜂拥而来的日常细节、生动毕现的众多人物,带着现实的温度,也蕴藏着一个时代的慌乱、焦虑、紧张、无奈。那些能够决定“楼市”走向的人,在做这样的决定时,何尝又不是为“楼市”所决定呢?这些“上层人物”中,最令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的是大华公司的两位女首领胥梅和杜影的形象。这两个人物,虽然作家着墨不多,但其形象却像利刃一样寒光闪闪,夺人眼目。这主要归功于作家设置了一个细节,让我们在她们的办公室中看到了她们养的“宠物”——食人鲳,看到了在杜影喂食时食人鲳的“动物凶猛”,听到了她们以食人鲳自比的谈话。这样的场景与对话让人心惊,让人禁不住追问:是怎样的力量,让一对“丽人”变成了凶猛的“动物”,让她们吃人,也被人吃?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形象,她们的命运,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那句关于资本的名言:“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诚哉斯言!这就是“美女”化为“野兽”的根源所在。

那些为“楼市”所绑架的底层人,又何尝不是在资本——金钱——的驱使下,铤而走险,蔑视道德,践踏法律?作家在小说中讲述了两位“小人物”——毛海兵与郭红夫妇——的“小故事”:为了防止哥哥跟自己讨要父母房子的拆迁款,他们竟然想出了假离婚的“好主意”,然而,对毛海兵来说,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离婚竟然弄假成真,郭红不仅独吞了他的房屋拆迁款,而且竟然不跟他过日子了,当他强迫与之发生性关系后,郭红竟然报警,把他送进了监狱!

这是怎样的“人间喜剧”?

这一个个在金钱这只“看不见的手”挥指下上演的人间故事,让我们又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关于资本及资本家的另一句名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且,在这纯粹的金钱关系面前,不仅一切坚硬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柔软的东西也都烟消云散了。

作家正道直行,却时时提笔虚写,在小说中穿插斗鸡、斗狗、斗蟋蟀的细节。这些故事不仅滋养了小说的文学性,而且寓意深远:在资本横行的当下,人变为鸡,变为狗,变为虫,生命不息,争斗不已。

这样的争斗,不仅让我们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之下的土地在陷落,“楼市”在陷落,而且让我们看到,人心在陷落,社会在陷落。然而,与大多数作品不同的是,作家在呈现这种陷落的危险景观时,在表达自己的忧思时,却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反而为我们保存了希望的光亮——为我们塑造了一些葆有真性情、真道德的人物。这一人物谱系的代表是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儿杨老四。作为“楼市”底端的人物,他们用双手建起了高楼大厦,却又被高楼大厦踩压在脚下,他有理由对这个社会、对“楼市”、对他人表达不满,甚至有理由成为他人的地狱。然而,恰恰相反,他不仅善待自己手下的农民工兄弟,善待自己的乡亲,甚至善待萍水相逢的异乡人,而且还理解自己的老板,帮助他,支持他,开导他,使他走出人生低谷。这样的人物,让我们有力量,有心气。拒绝为“楼市”开盘弄虚作假的左枫不也如此?甚至一度助纣为虐,帮胥梅、杜影鼓吹“楼市”的蓝雪不也在关键时刻守住底线,在发现即将交付给消费者的房间面积严重缩水时,毅然决然地跟胥梅和杜影决裂了么?这样的决裂不也是对希望的挽留?

在这里,我们又涉及到了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底线。

同样有别于许多同类作品,这部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即使是那些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物,也都恪守着自己的底线。正是这条底线,让人物有了起死回生的可能,也让小说有了别样的魅力。其代表,是北城的新任市长冯兴国。作家花费了大量笔墨描摹这个人物,写他在北城建设中的文韬武略,写他在事业上的雄心与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一马当先,而且为自己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在与大华公司“合作”时不仅有节有度,而且两袖清风。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官”,仅仅在北城市工作了三年,就被省纪委带走调查。这样的结果表明,他在北城的工作是失败的。然而,我们却又不能说他“无辜”,因为,北城繁荣背后那些乱象,的确是他的“造城”计划引发的。

由此,《楼市》包蕴的深层忧思体现出来:在大多数人能够守住底线的前提下,许多人犯了错误,许多人委屈,那很可能就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目标出了问题。而“北城”所出现的问题,隐喻的,又是三十年多来的“中国”问题。尽管情况千差万别,但概而言之,三十多年来,中国整体上采取的是发展带动战略,即以经济发展带动其他领域进步的现代方案。各地蓬勃的“楼市”不过是这一战略的标志。这一战略在推动中国进步方面,功莫大焉。但到了今天,这一发展战略却遭遇瓶颈,难以为继。我们今天遭遇的诸多危机,无不是这一境遇的具体体现。因而,我们必须走出发展迷思,升级现代方案,以实现国家与人的涅槃。而这,就是小说结尾冯兴国在办公室窗口看到省纪委来带他的车时想到藏地雄鹰嬗变的寓意所在。

作家讲的,其实是涅槃的故事,是绝处逢生的故事。

作家想告诉我们:冯兴国需要涅槃,北城需要涅槃,“楼市”需要涅槃,中国需要涅槃,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也需要涅槃!

这是《楼市》传达给我们的最为痛苦也最为深沉的信息。

【作者系当代文学博士,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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