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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太光:文学的正见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特刊12卷

《世事天机》是杨志鹏先生潜心多载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小说。

由于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审美品格,由于这部小说平实不虚的叙事风格,由于这部小说济世化人的慈悲情怀,使其甫一面世,就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读者争相购买,热情阅读,而且文学界也高度关注,陈忠实等知名作家和余世存等知名学者不吝词彩,鼎力推荐,一些评论家也先后撰文,从多个角度予以解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理解。

然而,鉴于作者杨志鹏先生丰富而独特的人生阅历——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普遍贫穷的时代,作者跟大多数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子弟一样,经历了贫寒的洗劫与磨砺,这为其人生打下了厚朴、坚忍的底色;青年时代,作者告别家园,投身军旅,在青藏高原历经大漠戈壁雪山十余载的洗礼,这为其人生锤炼了坚毅的品格和清洁的精神;青年和中年时代,作者弃武从文,一边办杂志,一边写作,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经历了中国思想去旧迎新的开放时代,这为其人生丰满了飞翔的羽翼;中年时代,作者又去文从商,投入市场经济的风浪风雨风云之中,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繁复最神秘最悖论的时代,这为其人生提供了辩证看待世界的眼睛;中年之后,作者皈依佛门,在家居士,孜孜矻矻,实修多年,这又为其人生打开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鉴于这一切都已以无声的方式溶化在文字中了,笔者以为,对《世事天机》的解读,必须超越单一视角,采用综合的方法,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揭示其深意。

这综合的方法,首先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尽管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形式也经历了空前的哗变,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特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遭遇空前质疑,然而,客观地看,在日趋多元的文学理念、文学潮流中,在空前动荡中实现着自我更新,因而更加包容开放的现实主义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而且,自新世纪之后,向现实主义这一文学主潮回归的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但在看到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潮绵延不断之时,我们也必须直面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却不怎么“现实”了,或者说,许多自诩“现实主义”的作品往往是伪现实主义的。

笔者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强调一种感受,即:读了《世事天机》后,笔者觉得久违了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重新浮出地表,尽管这并非作者本意,或者说,这可能只是“溢出”文本的内容,但客观地说,正是这“溢出”的内容,为小说腾飞奠定了基础。

小说之所以能够给人这种感觉,是因为隐含在小说中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由于作者具有这种视野,使他能够穿越表象,直达本质,将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样态无比艺术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更为令人称叹的则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作者将丰富的人间戏剧栩栩如生地活现在我们眼前,而这其中,又包含着无比丰富的情感戏剧,思想戏剧和灵魂戏剧。坦白地讲,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具有如此丰富“现实”的小说,如凤毛麟角。

当然,作者并不是“倾向性”地呈现这一历史场景的——作者的“倾向性”在别处——而是极其“文学性”地呈现的。小说“序幕”在为我们介绍“典型人物”时,就已呈现了这一“典型环境”的风起云涌:灵北开发区管委会在自己办公大楼的顶层会议室拍卖脚下的办公大楼——自己拍卖自己——这是怎样的时代戏剧?在怎样的时代才能上演这样的“戏剧”啊?如果说,这样凌厉的场景让我们体验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孔武有力,是这个时代的雄心勃勃,是这个时代的欲望和希望,是这个时代的喜剧色彩,那么,小说中副省长周迪中在灵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仪式上迎着肆虐的狂风喊出的“不蹚出一条路,死了做鬼也不甘心”悲壮呼声,让我们体验到的则是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是这个时代的艰难与无奈,是这个时代的悲壮色彩。简言之,这既是一个孕育新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暗含危机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你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肯定不可能是龙种;如果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则可能是龙虎,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跳蚤!

小说的主人公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出场的:黄嘉归,由于无意识中的一时冲动,陷入了单位的一地鸡毛,为了摆脱这一地鸡毛,索性下海,开发空山般若园,企图以此渡人渡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更多的烦恼和更大的困扰,最后,在班玛大师引领下,才一步步放下我执,获得了心灵的平静;郑仁松,无疑是“乱世枭雄”,凭借着本能指引、金钱开道、美色诱惑,在灵北,无往不利,无所不能,成为最成功的商人,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欲望的黑洞;梁大栋,灵北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自诩的“时代英雄”,他左右开弓,一手权力,一手名利,一手事业,一手欲望,在为灵北开发带来开创性变革的同时,也埋下无数隐患,而他本人,也在后半生陷入无边的忏悔之中……

在这些“时代精英”的人生故事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自然是他们各自不同的财富/权力故事:黄嘉归,仅仅凭着一纸承包合同和一份政府部门承认的估价报告,一夜之间就成了拥有一万两千亩山林、五百亩土地、价值近亿元资产的“亿万富翁”,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的荒诞:“这山,自古就在那里存在,而空山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守着它,无人告诉他们,说这是一笔巨额财富;即使有人说了,他仍然是山,是不会变成金子的。而他拿了,让政府的一个机构批了一下,黑字白纸盖了大印,它就成了近亿元的财富……”黄嘉归的惶惑和自省,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那个时代财富故事的真相。而如果说黄嘉归还有所自省的话,其他人则不仅不自省,反而那么“理直气壮”。卜亦菲在跟梁大栋闹翻后,从梁大栋那里取得了空山脚下一百五十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权,仅此一项,利润就高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万!而这,在卜亦菲看来,理所应当——这是梁大栋霸占她四年的代价。卜亦菲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梁大栋——政府官员——为了摆平自己放纵欲望带来的危险,大笔一挥,就导致近两亿元的国家/集体资产流失。如果说卜亦菲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实践者的话,那么,郑仁松早就是个中老手了,他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而且还将自己的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或者说,为自己的行为披上“理论”外衣——他将“发展才是硬道理”改为“发财才是硬道理”,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改为“不管白手黑手抓住钱就是好手”,他将腐败称为发展的“润滑剂”等,就是这一理论的普及版,而且,经由这样的“艺术加工”,这一“理论”更加朗朗上口,成为流行一时的时代口号——这绝非“虚构”,也绝非郑仁松一人之“发明”,实际上,这不就是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流行语吗?而且,这些话还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内某著名高校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讲授的“高论”。有这样的财富故事,权力故事自然顺理成章:梁大栋不就是巧妙地把郑仁松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提款机吗?而这背后,当然是更多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这样的财富/权力故事背后上演的,是扭曲的情感故事,是畸形的情感悲剧:本来,郑仁松是爱卜亦菲的,卜亦菲也爱郑仁松,可是,为了利益,郑仁松将卜亦菲当做“礼物”送给了梁大栋,因为这,才有了卜亦菲被梁大栋冷落后,在酒场上公开向郑仁松叫板问他是不是男人的故事,于是,才有了郑仁松公然睡卜亦菲的故事,也才有了卜亦菲在开发区办公大楼门前开宝马追撞梁大栋的惊险一幕,而梁大栋和郑仁松一同到北京猎艳的诡异故事,则令人信仰顿失,灵魂颤栗。

而在这样的情感故事背后上演的,又是更为惨烈的灵魂悲剧。小说中郑仁松穷人乍富后到南方某城市猎艳的经历活脱脱地再现了1980年代之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财富和知识基础的前现代“农民”在突然到来的财富面前的惊慌和无措——这惊慌和无措的极端显现就是空前的灵魂空虚,就是疯狂的欲望放纵。而且,这惊慌和无措是小说中一切悲剧的根源——正是这惊慌和无措让郑仁松一面疯狂地搜刮财富,一方面疯狂地放纵欲望,而又是这疯狂,让他把更多的人带入欲望的漩涡之中——在小说中,这样的疯狂景象层出不穷,就连一向洁身自好的黄嘉归也身不由己,落入其中。甚至连天使一般的周时迅,也为这欲望的浊流所波及,命丧游戏厅。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在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大转型中,我们试图播下龙种——周迪中那悲壮的呼喊可为象征——然而收获的又是什么呢?龙?虎?跳蚤?这个话题,一言难尽。然而,仅就文本来看,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物质的龙虎,灵魂的跳蚤。

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异化故事,又是怎样反讽的时代戏剧。

作者的超拔之处在于,对这一吊诡的时代戏剧,并没有简单谴责了事,而是予以同情的分析,这既体现在作者对郑仁松、梁大栋等人“前传”的交代上,更体现在作者借人物之口对其人格形成的分析上。其中最为一针见血、最为深刻犀利的,是梁大栋的老领导灵北市委书记汪至平留学美国的女儿对有意追求她的梁大栋的分析。鉴于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这部小说的文眼之一,我们不妨全文摘引,以飨读者:

他们这些人好像思想很开放,实际却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化的教育,他们不懂得真正的现代化;他们受教育的时候,又没能充分理解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实质,他们缺乏道德约束意识;他们自以为是叛逆的一代,抛弃了父辈们为了民族的强盛所具有的矢志不移的信仰;他们没有大爱精神,不会真正去爱一个民族甚至于一个人。

何其透辟!这不仅是对梁大栋一个人的分析,也不仅是对梁大栋、郑仁松等一群人的分析,而是对这一历史转型的透视,这一透视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政治经济学”,以至于让我们想起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洞见。

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在对《城市姑娘》给予谨慎褒扬之后,恩格斯又借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肯定,对其提出委婉批评。恩格斯如是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自然,以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杨志鹏无法像巴尔扎克一样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出如此宏阔的历史画卷,也无法以细密的文字针线编织出如此细腻的时代风情,然而,他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这一横断面的截取无疑是睿智的,而他对这一横断面的再现,无论从细节真实上看,还是从典型环境的呈现、典型人物的塑造上看,也都是逼真的,因而是“现实”的。

应该说,这是《世事天机》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然而,就像在我们上文中提示过的,这并非作者的本意——作者的本意,是想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他的心灵“正见”。不过,从艺术分析的角度看,恰恰是这溢出的内容为作者表达其心灵“正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只有在描绘出这一政治经济学场景之后,作者所要表达的心灵“正见”才有所依据,也才有了方向。

这一方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释家的“因果说”,借用小说中的灵魂人物班玛大师——尽管只出场了三次——的话说就是:“你的行为决定你的命运!”因而,在精妙绝伦的“现实主义”叙述之后,小说结尾,作者处理得极其干净利落——各人按其“行为”得到不同的“因果”:郑仁松、贺有银等在欲望的大海中游荡,乐不思归,因而他们的结局是为欲望的黑水所吞噬;梁大栋在权力的王座上纵横捭阖,颐指气使,因而最终也是在权杖的挥指下回归本心,沉入内省;而黄嘉归,尽管有所迷失,但因为始终有所戒惧,有所持守,因而,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了修行的灵魂考验,最后,他也终于从这锻炼和考验中脱颖而出。不仅如此,为了淋漓尽致地呈现自己的心灵“正见”,“风景”在小说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仅在一些盛大的场景中——如金刚顶工程结束后黄嘉归和夏冬森邀请媒体参观时天空显现七彩祥云,显现的是如意无边的气象,而皇宫御宴中的穷奢极欲及其最终沉陷,显现的则是地狱般的丑陋以及末日到来的惊险——就是在一些细小的情景中,如夏冬森书写《金刚经》时挥洒自如的场景,显现的则是菩萨加持的伟力,如黄嘉归在北京通过刘立昌、王骊为郑仁松和梁大栋猎艳找到艺艺后夜空中那光与影的摇曳,显现的则是灵魂的叹息。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小说中,“风景”发挥的作用,甚至比人物还重要。而且,这些“风景”不仅是文学描摹的产物,更是心灵自然投射的产物。没有相当的心灵修持,这种“风景”的化用与通灵,显然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就涉及《世事天机》的另一卓异之处,即:以“文学”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正能量,提供“正见”,以滋润人心,温暖社会。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心灵修持入文学,本就极少,而且,在有限的有心灵修持色彩的文学文本中,宗教,尤其是佛教,往往成为遁世的由头,而像作者这样,施霹雳之手,开菩提之门,直面现实困顿的,则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作者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的又一镜鉴。而且,尽管就杨志鹏先生的自身经历来看,他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禅修者,他在小说中讲述的也主要是佛家的开示与启悟,但作者在小说中所传达的,却又绝不仅仅是狭隘的宗教意识,作者也并非是要每位读者都“皈依佛门”,而是提醒人们在泛滥的欲望中能够冷静审视,以直面现实,直面本心。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将《世事天机》弘扬的“正见”视为对真理的追寻和对信仰的持守。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看似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正见”,但开启的,却是通往“正见”的众多门径……

而这,或许才是《世事天机》最为殊胜的地方吧?!

(鲁太光 评论家,《长篇小说选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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