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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东:困境与难度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

  跟很多作家一样,凡一平有过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与很多作家不同,凡一平的创作从未涉足过农村题材。直到远离故土多年,在写出大量与乡土无关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之后,凡一平才开始用四年的时间,不声不响、平心静气地完成《上岭村的谋杀》这部十多万字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多少年过去了,凡一平方才想到把笔触探进农村,农村生活对凡一平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味,他会写出什么样的农村生活?而且凡一平用自己生活过的小村庄“上岭村”来给自己的小说命名,又是什么让凡一平如此情感纠结,如此欲罢不能?

  我们知道,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国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如何看待目前的农村现实,如何表现当下的农村生态,对任何一个作家都富有难度和挑战性。凡一平发现,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因应了中国社会发展这一强大背景。农村基本力量的出走和流失,瓦解了中国农村既有的人员构成,松动了农村的自然生态和人伦环境,导致了农村“空心化”、“空壳化”现状的产生和加深加重;同时,由于人口的流动、眼界的开阔、信息的流播,刺激着人们的生活愿望,动摇着人们的生活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伦理,导致了中国农村物质生活、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重大变迁。凡一平感同身受着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这一切又刺激着他观察、思考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当今农村。这是凡一平为什么终于落笔农村,而且甘冒风险、自领难度去描写当下农村的直接动因。

  凡一平果然是不同凡响。他走出的第一步是,把“上岭村”作为观察和思考的支点。紧接着,他别出心裁地用一起案件来进行切入。《上岭村的谋杀》写的就是发生在“上岭村”的一起谋杀案的案发过程和侦破过程。案件中的当事人叫韦三得。春节前的某一天,这位身强力壮、悍勇多谋的人物上吊自杀了。韦三得的死亡,让一向既不敢怒更不敢言的村民们欢呼雀跃。但是很快人们就意识到,这么一位横行乡里、欺男霸女之人,不可能自裁,只能他杀。那么,在他众多的仇人里,又是谁、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结束他的生命、将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从而涉及到哪些与个人和社会层面相关的话题呢?小说就在这样的悬疑中开始下笔。

  一起扑朔迷离的案件,足以吊起读者的胃口。更何况,作者对人物、情节,乃至读者的阅读心理都把控自如。无疑,《上岭村的谋杀》是一部非常好读的作品。凡一平在暗夜里开着手电筒,我们心无旁骛地追随着他指引的光亮亦步亦趋,直到灯火阑珊处。然而,这种表象的阅读,只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在这一策略的背后,我们要领略的是“空壳化”、“空心化”的农村在人性和道德上的困境,在道德规范和社会管理上的窘境,以及作者做出这种表述的难度和深度。这才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核心。

  首先,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韦三得这样一个有一定理解难度的人物。青少年时代的韦三得好学上进,但参军被人顶替的经历,改写了他的内心和前途。他为此偷挖老支书的祖坟,想在精神信念上断送老支书后人的前程;他趁村里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之机,诱奸寡守在家的妇女,美其名曰满足她们的身心要求;他也爱帮人,“路上遇到老人挑水,他会把担子接到自己肩上。见路塌了,他也会搬来石头,重新砌好”;他在村里“最懂法律”,能钻法律的空子,进了无数次派出所,总是查无实据很快放出。韦三得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泼皮无赖,从他的成长过程和作恶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由善向恶、恶中有善的复杂动因和多面人格,也可看出在当下农村道德规范和社会管理的困境和危境。

  其次,《上岭村的谋杀》充分提示了上岭村对付韦三得这样一个人物的现有难度。村支书明知祖宗的遗骨被韦三得盗挖却束手无策,只能用请吃请喝换来韦三得的将计就计;治保主任黄宝央为了自己难兄难弟的妻子不受侵犯,被韦三得打瘸腿;临上重点高中的唐艳被韦三得强暴,只能远走他乡,忍受人生的变故;连被韦三得和自己的妻子合谋下毒差点送命的韦茂双也只能忍气吞声……这些受到韦三得伤害的人,战胜不了韦三得这样一个恶人。当村支书说出“好人怕恶狗”的话时,其他的村民更只能忍辱负重,息事宁人。如此看来,惩恶扬善就只有倚靠与上岭村相关的力量了。小说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春节前夕。也只有春节期间,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们才能回村,在外工作的人要回来探亲。当这些在外的人流,共同感受到韦三得的横行霸道使每一个人的家庭、家族都深受其害时,合谋才有了可能。韦三得死定了!问题是,这些人想的是为民除害,但也得为自己的以恶除恶付出代价。村支书的长子一人大义凛然地担起了谋杀韦三得的罪名。我们这里先且不谈如何正确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话题。

  再次,在案件似乎尘埃落定的时候,小说把视点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一个让我们一言难尽的人物。他是村治保主任的儿子、村里唯一的大学生黄康贤。他大学毕业后参加公考考上了警察,在家乡的派出所有口皆碑。他的前程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又是谋杀韦三得的合谋。他策划、组织、参与了谋杀。他与韦三得有直接的仇恨:他的父亲被韦三得打瘸了腿,他的初恋女同学被韦三得强暴。他要为民除害,为己除恨。但他最终还是因受人要挟,选择了自杀。黄康贤的悲剧性远胜于他人。一个有正义感、有个人理想和人生追求的人,在社会生活秩序失衡的乡村环境里,以悲剧了结了自己。小说的最后一章,从父亲的眼光里追溯了黄康贤的成长过程。年幼的黄康贤为了学业,把自己心爱的陀螺放在了香樟树的鸟巢里,从此一路奋进。当黄康贤的父亲从鸟巢里掏出黄康贤幼年的玩具时,我们充满了对黄康贤的怜惜、悲悯和同情,还有对人生的无限酸楚。黄康贤的悲剧,让我们想到了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难度。

  “上岭村”曾经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在那里有着我们的亲情和血缘,有着我们最初萌发的感情和思想,有着我们刻骨的记忆和难忘的怀念。而回到这里的,是黄康贤,又似乎不应该是这个让人感叹的黄康贤。应该是谁呢?

  同样,小说中的“上岭村”,自然不是现实中的上岭村。作者把它作为一个符号、一种表征,来传达自己对当下农村生存状况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最基础、最广泛的现实农村。这是最基础、最广泛的改变,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改变。这是在社会发展的最原始根基上的改变。如何重建新的农村生存秩序,强化道德伦理和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的正义、公平和全面发展,这是《上岭村的谋杀》提示我们的。同时,“上岭村”又不仅仅是中国大地上一个自然的村落。它是一个文学的支点,让我们在一个更为开阔、深邃的背景下了解社会,观察人性,这更是《上岭村的谋杀》提供给我们的。

(李师东 评论家,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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