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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日夜书》的历史辩证法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

  如仅就题材而论,韩少功的《日夜书》也算是一部知青小说。不过,它却是一部知青小说的终结之作,它颠覆了使既往的知青小说叙述模式得以可能的意识形态基础。从“伤痕”、“反思”直至“寻根”以来的知青小说,不管是“表功”还是“诉苦”,都是某一部分知青中的精英充当整个知青群体的代言人,创造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在最初都曾在批判历史、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以及这种主流知青叙述逐渐固化和意识形态化,它最终蜕化为当代某些不合理社会秩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新的历史实践,这种固化的叙述套路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保守性和反动性,它对历史和生活的简化以及选择性的扭曲不再合法,于是,那些被删改、被压抑的知青经验从幽暗的边缘顽强地显形,这些不能被主流知青叙述所消化的记忆片段使严整有序的意识形态大厦摇摇欲坠。在《日夜书》中,一个个我们所不熟悉的知青人物形象跳出来,让我们习惯的社会历史标准和美学判断尺度失了效。

  《日夜书》充满了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化的知青叙述的批判力量,一方面它表现为呈现了多样化的、暧昧的知青生活;另一方面,小说对某些历史形成的知青心态或知青人格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在马涛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但是,作者并没有对马涛进行简单的批判,而是在一种“历史辩证法”的视野中对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

  读者不难从作为叙事人的陶小布的态度上看到这种复杂的感受,在这种颇为复杂的态度上,我似乎体会到某些富于反思精神的知青个体对自我的批判。在马涛身上,陶小布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代人的悲壮,他们作为一代人的几乎无法超越的局限性。马涛曾是他的偶像,在这个偶像身上,也曾负载了他的人生理想,同时,它也深深塑造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小布在送别马涛的车上,热泪长流。特别有意思的是,小说写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比如郭又军和安燕的女儿丹丹,马涛的女儿笑月,她们似乎都是“失败者”,她们的失败的人生,以及对父母辈的情感疏离,构成了对知青这一代人的审判。这种代际的青春叛逆显然不能在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理解,下一代的人生状态和上一代的人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间接地也是知青生活的产物。可以看出作者是要写出知青一代人的复杂的况味以及某种不乏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其中包含了韩少功对这一代人的体谅甚至悲悯,这种绵长的情绪与尖锐的反思及批判并存。

  然而,《日夜书》又是一部知青小说的开端之作,在瓦解了宏大的知青意识形态,解除了知青叙述模式的艺术魔咒之后,作家们蓦然发现,他们面对着新的巨大的书写空间和可能性,一种对知青生活的新的观察甚至记忆方式被创造出来,诸种被囚禁的经验复活了,知青题材忽然变成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写作领域。于是,《日夜书》成了知青写作的新的起点。

  我想,韩少功是想超越简单化的描述,更为“辩证”、更为历史、也更为复杂地呈现这一代人的人生肖像和精神面貌。我对小说中某些非常“另类”的知青人物特别感兴趣,这些人物写得特别精彩,比如安燕、贺亦民、姚大甲等,从这些人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蕴藏在知青这一代人身上的不安分,或不甘于安分的“折腾”性格,和永不衰竭的创造活力,尽管它往往以某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人物有时乖张的行为方式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规约下的一种呈现吧。

  或许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革命年代的文化基因,不管这代人在新时代如何看待那段历史——比如马涛主观上肯定认为他是革命时代的受害者和叛逆者,都不能抹去这段历史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和塑造,甚至他们反抗革命的能量和方式,都可能恰恰来自革命文化。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是“红旗下的蛋”。革命既给他们造成了创伤,也给了他们某种创造性的活力,这或许也是支撑改革开放的某种动力来源——我不仅仅指知青。这里无法回避的就是革命历史及其暧昧的当代遗产。

  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以来,反思革命甚至妖魔化革命逐渐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而韩少功的很多作品,包括大量的随笔一直在试图呈现这份遗产的复杂性,既正视其苦难与罪孽,也对其意义和某些精神价值进行了历史的理解。在《日夜书》中,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本身正折射了革命的烙印及其复杂效应。知青一代人经历了两个反差极大的时代,革命年代不乏严酷与压抑,但新时代却显得机械、平庸与乏味,伴随着精神的萎缩——正如陶小布的官场生涯一样,相反,革命年代尽管有种种缺陷,却为普通人的生活注入了神奇的气韵,比如村干部吴天保——他指导城市受欺负的小孩子反抗坏孩子压迫一段特别有意思。或许,小说有意地将两个时代加以并置,并采取了记忆与现实交叉呈现的结构,就是要制造某种戏剧性效果。

  但是,从根本上说,《日夜书》压根就不是一部知青小说。实际上这部小说根本无意于表现所谓的知青一代人的某种集体命运,或像某些作家那样为某一代人立传,或者从某一代人的立场上来表现历史,或从某种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进行所谓的思想反省或精神忏悔。这部小说只是借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一代人的丰富生存来书写“中国故事”,那个生生不息,断裂中有延续,延续中有断裂的中国生活本身,它支持中国穿越革命年代,走向改革年代,又走向新的未来的蕴藏在生活和人心中的深层动力。韩少功要写出中国生活的变与不变,以及这个绵延的生活流程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小说家,韩少功的关注重心和落脚点一直是“人”,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人”,与历史形成强有力互动的“人”。为了写好“人”,韩少功避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包括政治情境。其实,政治变迁一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权力结构的触角一直延展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深度,这也就是所谓的微观政治的意思。除了早期的某些作品,韩少功的小说总是把历史情境包括政治作为人性的内在构成要素来写,所谓人性总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它和不同的权力关系和政治语境密切相关,比如,小说中安燕、贺亦民等人的性快感——这一般被认为属于最为隐秘的本能领域,其实早就被现实的权力关系改造了。文学以写人为中心,这当然不错,关键是这个人不能抽象化,非历史化,悬空化。韩少功写历史、写现实,写知青生活,归根结底,不也都是为了写人吗?

  韩少功的每部长篇小说总是在探索某种特殊的形式感,这其中,既可以看出是意义表达的需要,也有纯粹的小说艺术性的考虑。可以说,他是像鲁迅所说把“内容的深切和形式的特别”结合在了一起。或许,在韩少功看来,一般的长篇小说形态有时已不足以表现越来越复杂的当代经验,或者说,过于整齐完整、头尾清晰的故事,尽管可以加一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装饰,总是一不小心就和某种意识形态结了盟,或者自己沦为某种固定的思维框框。韩少功似乎不想把自己的叙述固定在某种位置上,从而丧失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开放性。小说只能发现它所能发现的真理,也只有小说才能如此自由而丰富地呈现那个我们总是刻意缩减的生活。所以,他的小说一方面很谦逊,比如总喜欢使用限制性的叙述视角,不愿讲述过于完整的故事,而更经常提供丰富的生活断片;另一方面,他又经常僭越,比如时不时地从叙述中跳出来发表一些昆德拉式的“伪哲学”讨论,把生活更复杂的面相揭示出来。

  有些朋友猜测说,《日夜书》这个名字,是不是暗示了生活本身的矛盾与复杂?或许吧,不过,我们的确从小说中读出了那种韩少功式的智慧,那种韩氏的历史辩证法。

(刘复生 评论家,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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