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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社会密码与文化记忆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2期

  与津子围以往的创作比较,《童年书》的变化非常大。过去津子围的小说涉世很深,他喜欢浓墨重彩大开大阖,而对超拔脱俗婉约静穆一路兴趣不大。这当然与作家风格的选择有关。但在不同的风格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一个作家内在的追求和趣味。读《童年书》我会联想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津子围的《童年书》当然也是自传体的小说,讲述的生活是14岁年纪的记忆,这个年纪的记忆真实可靠。因此,津子围《童年书》中的故事,记载和隐含的社会密码与文化记忆是我感兴趣的。叙述主人公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八面通的小镇”上的“窄街”……中国这么大,没多少人知道那个地方。不过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北京,知道外面的世界。”它的时代是“中苏关系正紧张,‘深挖洞,广积粮’、‘反修防修’的条幅到处都是……预防空袭的警报经常在大修厂的灰楼上响起来。”这是一个极其简单和苍白的时代,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几乎是相同的。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精神生活极度贫乏。

  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使有些无知少年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他们开始是捡废品,换钱买简单的零食;后来逐渐地发展到去工厂偷生产物资,甚至毁坏变电器。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极度道德化的时代。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对两性关系讳莫如深又兴致盎然。比如大人和孩子对“姜破鞋”的议论、好奇、窥视;孩子对鸭子性交的审判,这种道德的两面性只能发生在那个年代。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贫乏状态。因此,《童年书》隐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和密码。对这些信息和密码的破译与识别,是我们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是《童年书》中记载的文化记忆。一般的意义上,作家的所有创作,都是对童年记忆的反复书写,童年记忆会影响作家的一生。对津子围而言,《童年书》中最重要的记忆是“战争文化记忆”。那个时代中苏关系紧张,战争叙事不断强化。这种战争文化一旦进入童年记忆,会激化成一种幻觉。比如,窄街的伙伴们都被封了军队的职务,从“司令”开始,一直到侦察员通讯兵。这种军事文化符号使童年生活有了满足感,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口腔的快感,他们还要诉诸于行动。比如他们经常打群架,经常有“血染的风采”。为了逃避家长惩罚,他们还有进山“打游击”的壮举,尽管是场闹剧。

  战争文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它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展历程。我们经常使用的“战线”、“堡垒”、“摧毁”等话语都是来自战争文化,甚至至今没有终结。这种文化使人的思想板结僵化,作为一种硬性文化,它成为一种进入、理解人的情感的障碍或屏障。这一点在《童年书》中有极为生动的表达。比如“我”对女孩子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女孩子既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要表达出“男子汉”的不屑和轻蔑。“丛丹的口琴”中有一段讲述“我”看女孩子跳皮筋的情节,作者记述的极为详尽。这种不经意流露的对立情感,是战争文化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以至于使叙事主人公失去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就是丛丹在农历七夕对他的约会。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段落,但这个动人的童年记忆就这样被战争文化毁坏了。当然这构不成悲剧,但少年的爱情我们还会再经历吗?

  《童年书》是津子围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的重要可以和《口袋里的美国》相提并论。《口袋里的美国》重建了文学的政治,终结了留学生的悲情书写;《童年书》则表达了津子围的另一种才能,即小说的散文化笔墨和温婉从容的风格。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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