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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钧:何为家?何为家人?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2期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家”具有某种奠基性的意义,但其内涵却因时而延异。在当今的时代,家已经开始物化,“我家”往往成了“我家的房子”的代名词,家也开始了异化,家变成了巢,实在的家慢慢地出现了“空巢”。考察家的含义变迁,也许会为家之所以为家,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提供一条有趣的途径。黄蓓佳的《家人们》就在这样的思考中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一直在想,也许人类有聚便会有家?可山顶洞人有家吗?母系社会的家在何处?奴隶社会的家是怎样的形态?封建社会的大家族,还有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家又是怎样的底色?尽管这样的追问,往往会伴有无奈与苦涩,但“家”这个词却永远给人一种温暖的联想。《家人们》所涉及的家的主题,就这样具有了一种普遍性与挑战性,具备了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和一种潜在的深刻性。

  黄蓓佳的《家人们》从“家”和“人”两个层面展开叙述,叙述重点是家人,家人永远是复数的概念,无论有“们”还是无“们”。家不可能是在真空中,于是家有了叙述的空间的维度,小说中的家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空间。也许有爱才会有家?可是小说给我们展示的却是爱的反面——冷酷。母亲杨云对乔六月至死不渝的爱却没有结出家的果子。儿子罗想农对乔麦子在心中埋下的爱的种子也没有催生家的花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云与罗家园没有爱,可在双重的强迫下成了一家人。罗想农与李娟的结合也不是以爱为基础,这样成立的家自然也就没有爱的位置,罗娟最后郁郁而去,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上的爱与被爱,如此的沉重,又如此的山高水长”。也许有血脉的延续才会有家?《家人们》再一次让读者陷入了难解的困境。撇开父子不谈,小说中的母子实在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罗家的长子罗想农之于母亲杨云,几乎是一个被强加的存在,罗家血脉有了延续,但母亲心里却有了永远难以消除的痛。小说写了三代人,罗家第三代有四位。罗江是罗家的长孙,母亲没有因此而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而是弃家跟着日本商人跑了。罗海,是罗卫星的第二任妻子带过来的,她母亲在罗家的日子也不长久,抛下儿子去了美国,用户口本将本来姓钱的罗海绑在了罗家。罗泊的母亲小常宝更是工于心计,儿子与罗家的血脉之系最终成了她索要两百万的根本理由。唯有在小说结尾处几乎呈幻象般出现的罗小园,象征着爱的结晶,但孩子却身在异国,名义上的父亲是个瑞士的哲学家,与生身父亲是否能圆“家”梦,成了一个抛给未来、留给读者的问号。

  何为家?何为家人?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被一次次置于是与非的两极拷问中。黄蓓佳以其一贯简洁而优雅的语言,用冷静但不乏温情、让人绝望但却充满诗意的笔触,打开了一个个问号:“在中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有多少个家庭在上演着差不多相通的悲剧呢?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厮杀、什么样的人性错位,才使得这些令人唏嘘的事情一件件发生啊?”小说中绝望而清醒地一次次发问,指向了人类家园赖以存在的脆弱的神经。是时代的错?还是人性的局限?小说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回答,而是不动声色,以文字自身推进的力量,将读者的眼睛一点点打开,去捕捉小说人物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中内心细小的变化,把读者的目光从外部引向心灵的隐秘处。作者是清醒的,她无意于追求宏大的叙事,没有把一切责难推给时代,没有把人性的沦落简单化地归于政治,归于环境,而是直面人类麻木的心灵和虚伪的面具,把针尖般的问号戳向心灵隐秘的角落,戳向人性脆弱的基点。也许所有的答案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人性还没有泯灭。《长篇小说选刊》隆重选登黄蓓佳的《家人们》,体现了向真、向善、向美的追求。

(许钧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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