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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林:春有尽,诗无涯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1期

  大概可以想象,当格非选定“春尽江南”这四个字,作为他这七八年来断续完成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终结篇篇目的时候,更具体地说,当他在“春”和“江南”之间硬生生地嵌入一个“尽”的时候,他的心情多半是寂寥、悲切,甚至是无法排遣、沉重如山的绝望。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来不乏伤春悲秋的调子,却同样有无数对无尽春光的赞美,而江南的春天更是引无数骚人墨客吟咏酬唱,长歌短章,从来不绝。格非清楚,这一个“尽”字,其中的滋味、分量就更值得我们认真面对深入思考了。

  格非即将结束整部小说写作之时,正是主人公谭端午终于看完欧阳修《新五代史》之际。谭端午读史过程中感觉最“触目惊心”之一,便是那撰史者议论前的“呜呼”二字。当格非在键盘上敲出“呜呼”二字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心底一定也有一声长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写作《春尽江南》,恐怕就正是将它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来对待的。

  整个《春尽江南》,实质上的核心人物乃是谭端午。小说以他为中心,向外延展,涉及的人物不能算很多,可是铺展开,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浓缩版。他们在这个时代颇具代表性,妻子是律师,昔日诗友今日报社副总编,房地产老板,小学即将毕业的儿子等等,除了那个绿珠,很像作者一厢情愿为男主人公找的红颜知己外,这些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及其家庭可能有的社会关系的全部。而他自己,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求学并成长起来的诗人,阴差阳错地回到故乡,最终成了地方志办公室的一员。

  在《春尽江南》中,格非给出的方法是诗。小说不止一次地提到庄子,其实,庄子的方法也就是诗的方法;诗的方法也就是庄子的方法。诗是避难所,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这里,诗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诗让我们敏感,给我们烛照出时代的病灶;诗带给我们纯真和崇高、正义和真理。

  然而,诗人是脆弱的。已经演成20世纪以来重大社会问题的“诗人之死”无疑向我们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诗真的有“改变世界”的伟力吗?而这也正是我不满意于《春尽江南》之所在。

  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我看到格非在一步步退却。写作的方向正与历史相背而行。从晚清到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再到80~90年代,这是三部曲的时间脉络。

  我理解格非的苦衷。现实似乎没有给我们多少希望。不跟时代作对,而又要自外于时代委实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诗在这时无疑给了我们安慰。但诗只能拯救诗人和读诗者的灵魂,却不能“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端午当然可以庄子的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为自己辩解、宽慰乃至持守,可是,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更雄壮的诗。

  为了世界的重生,我宁愿诗死掉。

  我知道这是一句愤激之辞。而且,将“诗”狭隘化了。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诗。显然,这里的“乌托邦”,并非卡尔?曼海姆界定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指人类从来都不可能死绝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郭春林 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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