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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政:一幅完美的风俗画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特刊10卷
  
  也许,这是郭文斌多年的一个心愿,为中国的农历做一个“传”。

  作为长篇小说,《农历》并不是一部有关历法的科普读物,或者说,郭文斌要表达的比单一的农历、传统世俗节日要多得多的文化释义与文化情感。他试图以农历为依傍、描绘出一个自满自足的生活环境与人伦关系,来演绎传统文化对生活的意义,塑造较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人格,叙述个体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养成。

  郭文斌的这次传统文化叙事颇费心事,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它的形制显然受到了中国古代“变文”文体的影响。就是将佛教经典用故事的形式进行通俗化的讲述,在想象的基础上用叙事文学的方式演绎或创作出来。郭文斌对民间文学与佛教传统浸淫日久,当他在构思如何讲叙传统文化和民俗节日时自然地从中获取了灵感。当初,在他的一些短篇写作中还不太看得出来,现在变为长篇,其特点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书中的四个人物既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又是叙述人,特别是五月六月,更兼有结构性人物或线索人物的功能,有了这样的人物,再以日常生活作为背景,抽象的文化叙事就一变而为生动的文学叙事了。第二个就是跨文体的组合形成的复调,《农历》的文本是复合式的,以农历时节为线索的叙述是一个文本,它具有不可逆的线性特征,以保证农历节气的完整性。典籍、传说、戏文是非连续性的,它镶嵌在上述两层叙事中,形式灵活,可以是植入性的原始文本,也可以是转述,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断的,它们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权威,使农历的时间形式获得内容,使故事的日常性获得升华。

  《农历》写作的意义在哪里?有关传统文化的式微的判断已成定论,有关保护传统民俗节日的呼声也与日俱增,甚至进入了“申遗”的范围,但《农历》并没有多少的悲怆,更没有多少声嘶力竭的呼告,相反,它写得很安静,很平和。确实如此,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传统民俗节日的瓦解也许是必然的,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退出主流,《农历》讲述的是一个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的乡村一年的生活故事,而在现实中,乡村早已破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早已解体,不管是农历的规定性时序结构,还是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承也早已断裂。我们虽然有足够多的理由来阐述传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申说乡土文化的地位,但在狂澜既倒之时转换一种方式也许是冷静而现实的,比如完整的呈现与原味的讲述,它使正在逝去的事物能本真地存现在话语中。郭文斌在《冬至》这一章有一情节,父亲说先人们常用“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的对联推测这一年的雨水的多寡和收成的丰欠,当六月追问如何推测时,父亲说他记不太清了,六月顿觉遗憾:“爹当时应该把它记在本子上才对。我可一定要记牢,到时传给我的儿子,再让我的儿子传给我的孙子,再让我的孙子传给我的重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我可不愿意让他们遗憾。”

  也许,这就是郭文斌的心事。他要写出过去的故事,一幅完整的风俗画,而且要写得美丽,吉祥,为的是让未来不再遗憾,有一份美好的怀想。

  (汪政 评论家,江苏作协创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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