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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铁路带给我们的时间……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5期

  范稳的《碧色寨》写了一段早已被时间湮没的故事,几十年前发生在云南滇越铁路上的故事。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大概都不知道曾经辉煌过的滇越铁路吧。因为时间太久远,人们自然会把它遗忘。范稳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时间其实是铁路带给我们的概念。在铁路到来之前,碧色寨的人们只有季节的概念,因此那位彝族最聪明的毕摩独鲁憎恨铁路,他留恋在季节中的生活,“季节让我们在一年中悠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则让我们像猴子一样在大地上忙来窜去”。毕摩独鲁始终在与铁路作战,但人们都被铁路带来的新生活所俘虏,所以这是毕摩独鲁一个人的战争。毕摩独鲁的战争显然会以失败告终,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铁路如星罗棋布,然而,范稳却提醒人们,铁路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或许我们即使坐在京沪高铁舒适的车厢里,也应该怀念这位曾与铁路作战的失败者毕摩独鲁,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曾经作为世界三大工程之一的滇越铁路的陌生感,其危险性就在这里。范稳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他坚持要以“碧色寨”为书名,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书名丝毫没有市场的号召力,但他仍要努力以这个陌生的名字去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

  时间,这似乎是当代作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无独有偶,范稳和阎连科在他们的小说中各自采用了特殊的纪年方式作为小说叙述的时间形式。范稳以彝族的纪年串联起小说的章节,而阎连科在《受活》中则以中国传统农历的天干地支年来记载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这两种纪年都是循环性的时间观,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自然哲学精神。彝族人的“教父”毕摩独鲁把彝人的时间观解释为季节,“人们只按太阳在天上行走的道路划分四季,制定历算”,周而复始,循环往返,生命轮回。这样一种时间观是与现代性相悖的,就像铁路修到碧色寨,碧色寨必须采用西元的时间形式,毕摩独鲁深为时间形式的改变而恐慌,因为他发现,人们“被站台上的那个法国时钟里的两根棍子(指分针和时针),不断像被鞭子抽打着那样满地乱跑,连自己的爹娘叫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像中国这样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时间的恐慌,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觉悟到必须改革的知识精英之一,他就意识到了时间形式的改变将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他说过:“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现代性的时间观是一种递进的单行线,它指向未来,一去而不回头。现代性的时间观也是一种进步观,相信时间带来的是进步和发展,时间淘汰了落后与愚昧。法国人把火车开进碧色寨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包括那位心地善良的露易丝医生。铁路修到碧色寨后,把碧色寨变成了一个巴黎式的乐园,但是时间更像是一个魔术师,它使得“碧色寨的季节被打乱,时间被腰斩,人间的爱情结出错误的果实”,然后又让“大地重新归于宁静,万物依然按季节轮替、莺飞草长、春华秋实,错乱的时间重新归于有序”。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时间上的错误。弗朗索瓦曾得意地对普田虎土司说:我们要给重新安排时间。但弗朗索瓦大概没想到他最终被时间算计了!

  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联想:今天的高速铁路与范稳所描写的这段被湮没的滇越铁路是接轨的,虽然二者之间相距数十年,但时间仿佛停顿了数十年,这多像是范稳在小说结尾描写的一个场景:当最后一列火车即将从碧色寨驶出时,“空留下高傲的三面钟孤独地守望着早已流逝的时间”。尽管高速铁路成为今天现代化高速度的象征,但高铁上的追尾突然让飞速的时间停顿了下来,我们有必要回到碧色寨,去看看那段湮没的铁路,它会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在我们的时间形式中,有循环,有扭曲,有停顿,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回到从前。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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