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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一个进城农民的心灵成长史

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5期

  从我的阅读经历来看,70后作家普遍是以中短篇小说见长,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还是缺失的。在长篇小说创作凋零和缺失状况下,刘玉栋《年日如草》的出版,对于刘玉栋本人和整个70后作家群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刘玉栋的文学创作,从原先中短篇小说结构发展到长篇小说结构;人物形象也从原先一个横断面的成长,变化为一个很完整的、长时空下圆形人物形象的精神史、心灵史。在整个乡土中国进入新世纪社会文化背景下,《年日如草》人物的心灵转型、社会转型、空间变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审美效果。从语言上来说,《年日如草》秉承了刘玉栋一贯的风格,洗练、宁静、幽默、诗意。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如何融入城市、进入城市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刘玉栋呈现了百年来乡土中国伦理与城市文化、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同时具有新世纪时代精神内涵的独特审美思考。

  刘玉栋的《年日如草》塑造了一个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二代农民形象,展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与人的文化伦理、心灵结构变迁关系的独特审美思考。曹大屯的那种淳朴挚诚人格精神特质的流失,展现城市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规则对乡土文化伦理的侵蚀,是乡土文化心理结构为适应城市游戏规则所不得不做的调适与变通。刘玉栋小说写到了曹大屯拿储小青钱不还的心理挣扎:如果“我”拿了储小青的钱,把他丈夫的“情人”给“处理”掉的话,“我”是触犯了城市的法律,储小青也触犯了城市的法律。“我”选择拿钱不办事,既是保护“我”,也是保护储小青。显然,刘玉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以往,曹大屯形象变化不仅仅是善和恶的转换问题,而是呈现了一个农民如何适应城市,在不违背内心的情况下,还在坚守自我的善良本心。即要不违背城市的法律,“我”要以一种城市人的方式来处理人情。从这个意义上,曹大屯真正适应了城市,进入了城市人的生存游戏方式。这恰恰是以往乡土文学所没有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用善的方式处理与城市的关系;苏童的《米》中的五龙是以恶的方式,以恶抗恶,来进入城市生活,二者都是悲剧结局。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一直在寻找,自觉认同城市,可是城市不认同他。曹大屯已经进入了城市生活,发现了与城市打交道的方式。当前妻需要他来证明房产来源的时候,他和前妻说房子很贵,需要点东西,前妻半开玩笑地说“你终于开窍了”。以往的文学史中的农民与城市关系处理,农民的心灵结构是一直没有深入城市。人怎样从乡土文明到城市文明,采取哪种转换方式,如何转换?这在刘玉栋的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向度。

  《年日如草》所呈现的那个乡土气质的青年曹大屯在城市中成长,尤其是成长中的困惑、心灵所遇到的问题,是九十年代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所遇到精神问题的纠结所在。对比《平凡的世界》那种精神性的追求,《年日如草》呈现的是另一种平凡人物的城市生活探索史、被动适应史。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乡土中国进城青年的心灵成长蜕变史。

  对于每一位正在成长、崛起中的70后作家而言,如何从写得非常成熟的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创作进行转换,是需要做出很多磨练,来进行审美叙事艺术、内在逻辑结构和个性精神品格提升的。这是一个新的、无比宽广的文学空间,需要70后作家深入新世纪生活底层潜流进行不断的探索。显然,对于有着良好语言天赋、文学感觉和睿智理性的70后实力派作家刘玉栋来说,《年日如草》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是他在文学创作路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处女作。对于刘玉栋和他的今后小说,我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期待更加圆润、磅礴、大气、厚重的长篇小说。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教师,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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