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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捍卫人的光荣战役

2008年第2期

 关于《我是我的神》,劈头一件触目惊心之事就是它的规模:两大卷,八十万字。
  在这个时代,写如此之长的小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笨,二是,作者有浩浩荡荡的力气——这种力气是身体禀赋,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是一匹猛兽,他讲述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一样强悍,同时,他也必是一匹有信念的猛兽: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气吞万里如虎。
  邓一光的情况属于后者。在《我是我的神》中,他始终亢奋,平静的时刻也是警觉的时刻,一根针落地便是奔腾咆哮,野马尘埃。
  小说的长度问题其实有其相对性:长度与速度相关,老牛破车,则十里为长,风驰电掣则千里为短,《我是我的神》很长,但它有狂飙般的速度。
  速度快慢当然不是评价小说的标准。王安忆的很多小说很慢,慢到接近于不动,她的意图大概是,小说与这个高速的目不暇接的世界共处的方式、小说介入公众意识的方式,应该是慢——是维护重、维护注视和沉思和记忆。
  也就是说,当我们度量小说的速度时,是以小说之外的世界的速度为参照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很快,不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快,不是一个物体在空间中的连续运动,而是无限的变化是时代的离子加速器上主体的碎裂,是快到了今日之我不知昨日之我办公室不知网上之我,是主体的消散、“我”的消散。
  所以,王安忆之慢是力图想象和构造一个主体,一个有边界有历史相对整全的主体,至少是这样一个主体的切片。问题的严峻性在于,主体消散的奢侈欣快和娱乐和消费和历史终结一起,取消了构造健全的公共空间的基本前提——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再想象和探索一个有历史、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承担,并且以他的选择和行动构成有意义的叙事的个人主体,那么,不仅小说可以取消,建立一个善好社会的任何希望和努力皆可取消。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必须捍卫人的形象和人的可能,通过王安忆式的慢和邓一光式的快:他是以快打快,他如同一个军事家,以钢铁决心和在耐心中积聚起来的迅猛完成了两代人的精神征战。
  《我是我的神》是精神史,是精神在宏大历史和庸常生活之间觉醒、挣扎、存续、自证的历史。这份历史不属于我们,仅仅属于这部小说中的人们,邓一光撰写了一部可能的精神史。而就在此时,中国的小说正困顿于精神叙事的坚城之下——
  小说中充塞着现象和行动,充塞着小说家们对现象和行动的理解——借来的、权宜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在较小的规模上或可敷衍,比如在中短篇小说中,但在长篇小说中、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较大规模和较长时段的表现中就捉襟见肘。我一再说过,近些年的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虎头蛇尾——是不是虎头难言矣,但蛇尾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作者自以为知道他的小说怎么开始,不幸的是,他总会发现他不知道怎么结束。
  ——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作家是否花了足够的功夫,而在于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命远不如肉身长久,人还没死呢,但精神断了,前路茫茫,只好偃旗息鼓或者把人弄死拉倒。
  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在于作家并没有比他的人物更多一点的信念、更强一点的精神力量,作家倒是有比他的人物更强大的“现实感”,他预先就知道——不可能。
  长篇小说的困顿在根本上是由于精神的困顿,只好求助于情节、事件、现象,但在这一切之中,却没有“人”或只有破碎的人,没有对人的形象的探索和想象,没有人的形象得以确立的有力的精神叙事。
  有可能的话,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都该从后看起,底牌在后面。此时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在我看来都是未完成的,无力完成也注定不能完成。
  但《我是我的神》竟然完成了。这才是这部书的真正令人惊心之事。这部长篇最终形成了沉郁苍茫的力量——经历几百页的情节、事件、现象,最终,人站立在那里。
  回想它是怎样开头的,真令人百感交集,那是浩大历史中的英雄传奇,有巨人般、诸神般的庞大英武。在这个世纪之初的文化氛围中,我们已经在电视剧里看到了大群如此这般的诸神——历史必定化为传奇,正如三国隋唐在民间想象中化为传奇一样,这是必定发生的认同建构过程,是集体的自我想象。但《我是我的神》最终结束于天神般的父亲的死,那是英雄的死,也是凡人、孩童般的死,儿子怀抱着父亲,儿子知道父亲不是他的神,“我是我的神”,一个在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中挺立的人。
  一个强大的主体的确立,这是《我是我的神》的辉煌成就。这个主体并不借助历史的支持:儿子在世俗价值下是“失败者”,是倒霉的家伙,但是,这是儿子在精神上的选择——他在狂热地要求成功的人群之中成为“失败者”,因为他要做他所信之事。
  这必然是沉郁苍茫的,李锐在《黑白》中已经写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没有观众,没有暴风雨般的掌声。父亲是有观众的,但戏散了,日子开始了,儿子面对的是广大的忙忙碌碌各自谋生的人群。
  ——这足以使许多作家退却,但邓一光坚持下来,让他的人在小说中跋涉、挺住。
  因此,真正令人困惑之处在于这部小说何以会有说服力?
  首先是因为邓一光信,这个书写者和他的人物一样痴、一样强韧,一样坚信。
  但这依然不足以构成有效和有力的书写,在《我是我的神》中,主人公从来不仅是一个沉思的主体,他不是一个忙于占据立场的人,不是一个以为占据了立场就万事大吉的人,他同时是一个行动和感受的主体。
  ——壮阔的行动、丰沛的感受:中国与世界、战争与和平、革命大事与家务小事,等等等,《我是我的神》中人的行动规模巨大,覆盖了极具差异的辽阔的生活疆域,人物之心饱满地承载着中国人几十年来的复杂经验,不是复制、不是延展、不是拉洋片,而是进入人物之血肉、人物之灵魂的刻骨经验——即以战争而言,我敢断言,当代中国文学中没有人写战争比《我是我的神》更加入骨入心。
  “我”在成长,在发展,在追求“我”的整全,在这部小说中,这始终是一个行动过程,自我的确立是为了让世界改变自己,更是要实践中改变世界,邓一光的主人公是实践的主体,他绝不是凭着先验理念行动,他始终保持着与世界与生活与历史的激越对话,他始终面对着人类经验中的混乱疑难,在他看来,这不是放弃行动的理由而是行动和选择的迫切理由,他在主动选择中展开他的精神。
  实践的主体——这个马克思的基本理念是对小说艺术的重要启示:这个实践的主体能够从浩瀚丰富的人类经验中走出一条精神之路。
  ——他就在我们之中,他同时又走得比我们更远,不管我们是否决定仿效他,我们都被强有力地说服:人有此可能。
  邓一光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一项在当下的写作中似乎不可能的工作,他将对人类经验的深入、宽阔、沉溺的表达与对精神高度的不屈探求令人信服地结合在一起。他以强健的身体和强健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捍卫人的光荣战役。而我坚信,《我是我的神》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一部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做出了有力回应的作品,它将尖锐地介入公众对自身生活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想象和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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