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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献给混沌之“在”的一曲长歌

2007年第3期

关于《道德颂》,我所关心的是,盛可以如何讲述,以及她为何如此讲述。
如果《道德颂》的声音完全归于旨邑我将毫不意外,盛可以当然会这么干,她将塑造一个女性主义战士,伤痕累累,孤绝而骄傲,坚守着她的堡垒。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道德颂》视点游移,虽然是缓慢的,常常难以察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叙述追随旨邑,但仔细看就能看出缝隙和破绽,至少有几处,视点转向原碧和谢不周,偶尔的,叙述者甚至站在那里,自称“我们”。
“我们”是谁?为何引入“我们”?这个“我们”又为什么如此羞涩和闪缩?《道德颂》的视点游移并非权宜之计,它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考量之间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有件事显而易见,盛可以明确地摒弃了“我”。这部分是出于对“自传性”的警觉,书写者避自传性之嫌,不想让人们产生联想——她所写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名叫旨邑的女人,她在最低限度上维持旨邑的客观性,在旨邑与写作者之间保持一道缝隙:一个写作者得以脱身,由旨邑自己承担责任的缝隙。盛可以并不想掩饰她对旨邑的认同,但同时,盛可以对旨邑强劲的、覆盖性的声音隐约感到不安,听从这种直觉,她几乎是任意地要“破”,破开旨邑的声音,打断她,她要压制她对小说世界的垄断。盛可以意识到,彻底地认同旨邑隐含着某种危险,可能在根本上扭曲这部小说的主题方向。
“道德”,这个主题复杂、困难——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认为“道德”有何困难之处,他们认为“道德”是一块磐石,可让他站在上面,看人们头破血流。但道德不是磐石,它并非自然事实,不能自我呈现,它有赖于人的体验和论证。在这部书中,旨邑的全部斗争就是要在自己的生命和境遇中领受和求解道德疑难,她的声音复杂、矛盾、变化、发展,盛可以在她的身上做了高难度的试验:将女学究的思想兴趣与经验、直觉、激情融为一体,她有身体,也有头脑,她的身体和身体、头脑和头脑、身体和头脑激烈地对话争执;当然,盛可以的才华仍在强悍的直觉,当旨邑像个知识分子一样思考时,我常常觉得她更像一个背书的高手,但当旨邑作为女人、情人、最终毁弃了自己胎儿的母亲时,小说华彩纷披、步步精确,常常是剥皮见骨、直指本心。
但旨邑那一重知识分子的声音并非全然无效,这是一重轰鸣的背景音,低沉、笨重、自我干扰,它使旨邑的经验和生命变得严重、阔大,这个身处庸常激情故事中的女人最终大于她的自身,成为一个你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道德形象。旨邑自觉地探求道德,她之道德不是出于畏惧和虚荣,而是出于认真、严肃的生命意志,她真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体验到道德之艰难,她决不仅仅是个冒犯者,她的真正问题是:她决意做个善好之人,为此她不仅要与他人斗争,更要与自己斗争。在这个意义上,《道德颂》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体验的有力表达和探索。
尽管如此,道德并非仅关自我,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其实也就是道德绝对主义的变种——每一个“我”都自我封授为“上帝”。这种危险大概就潜存于盛可以的书写过程的底部,被她极力压制。
在道德问题上,个人的生命体验必应敞开:“我”要走向他人,我的境遇要与他人的境遇交换,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的此事。每当盛可以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她就忍不住将旨邑的声音破开——她是矛盾的,她如此强悍地在“我”的边界内申说道德,但是她也意识到,在任何真正的道德体验中,“我”必须扩展为“我们”。
但谁是“我们”?是由“我”所选定的人们吗?那么这个“我们”就与“我”并无区别;这其中包括“你们”吗?那些境遇不同,对何为善好有着极不相同的体认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盛可以极为犹豫。这种犹豫反映在小说中,就是那个似有若无的叙述人称——“我们”,盛可以必是认为它应该在,但对它究竟是谁、它能够说什么全无把握,结果,这个“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站在小说的高处,模糊微弱地闪动。
——类似星空,但是星空晦暗。康德将道德律与天上的星空并提,既是说人类良知之神秘,也是说,所有的“解释”并非绝对自足,它要指向解释者之外的某个地方。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德颂》表露着这个时代精神之病的要害:“星空”应在,但破碎、微茫、难以确认,而《道德颂》就是献给这混沌之“在”的一曲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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