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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舜:草根文化中的故都风情

2006年第4期

《狼烟北平》的故事重点,发生在抗战时期狼烟遮蔽下的北平。日、伪、国、共四股势力犬牙交错,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残酷激烈。苟且偷生与慷慨壮怀,鱼龙混杂同处京城浮生百绘。堪称是继老舍先生《四世同堂》之后,又一部功力扎实、背景深厚的经典之作。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宏大叙事的小说,穿针引线的结构人物却是一个拉洋车的文三儿。
文三儿误打误撞救了刺杀日伪官员的军统特务,又稀里糊涂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卑恭屈膝地拍着日本浪人的马屁,又打肿脸充胖子楞要装出“爷”的模样。尽管小说中,国共、日伪各色人物的角斗诡异莫测,各有春秋,传奇文化和古都风情又引人入胜,拍案叫绝,但是,文三儿绝对是最大的看点:他与骆驼祥子同出车行,身上却有着阿Q的血脉,当人人“怒其不争”,都想啐他一口的时候,站在21世纪的我们却要反躬自问,我们为草根阶级做了什么?为什么小小的日本占领了华夏的广阔沃土,二战期间中共的根据地几乎是全民抗战,国统区却出现了那么多的汉奸?
1921年的鲁迅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痛感国民的麻木和愚昧,写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然而,站在知识分子和有钱人的立场,痛斥阿Q的自甘屈辱、自甘轻贱、自我解嘲、自我陶醉,让现在的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
1936 年的老舍先生因为同情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以及草根阶级最后一点希望的毁灭窒息。祥子最后的自甘堕落和游戏人生,似乎是指向了外力环境 ——在那个国不叫国的社会里,个人的命运能好到哪里去?但是,老舍先生写作的时候,没有料到假如民族受侮的时候,祥子们到底是什么的态度;
都梁笔下的文三儿,没有鲁迅的阿Q那么深刻,也没有祥子那么绝望悲惨,他自甘堕落却游戏其中,吃喝嫖赌,吹牛打架,起哄架秧子。遇弱逞强,敢亮膀子甩嘴巴;遇强示弱,就地爬下,死猪不怕开水烫;脑袋一热,敢拉车支援前线抗日将士;炮弹一响,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文三儿唯一感到做人也有尊严的时候,是女学生居然也温柔地叫他先生。那时候,他心里也会柔柔地呼唤出被知识分子称之为正义和热情的东西。所以,文三儿本质不坏。文三儿的幸运是,他没有活在鲁迅的笔下,只有哀其不幸的份儿;也没有生在老舍的文章里,只有绝望的宿命。他扎根在都梁的小说中,让人们在捧腹大笑的时候,体味那句“老年景儿,谁来当王,百姓还不都是一个味儿”的苦涩。
于是,都梁的小说忽然导出一个沉重的命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半封建社会,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美德缺失,而老百姓的生命、福祉、安全和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国家仅仅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参看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也许有更深的理解)。公民的责任更是无从谈起。让阿Q奋起反抗、让祥子突破黑暗、让文三儿保家卫国,真的是勉为其难。
好在我们民族中坚是同仇敌忾的抗战力量,他们有主义和使命。他们是向往文明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军阀的后裔和拥有万贯家产的梨园子女。他们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却也印证了文三儿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题。
有意味的是,作者都梁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的都梁没有专业作家的浮躁和偏狭,继《亮剑》和《血色浪漫》之后,潜心三年铸成本书。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市场经济的伦理规则,使都梁像《狼图腾》的作者姜戎一样,在宏观的叙事架构上坚实稳定,价值判断犹如风雨中的老僧坐禅。在微观细节上,尤其是老北京的风情地貌和历史典故,有着惊人的密度和准确,其丰富圆熟犹如考古学家腋下的那卷地图:每一个故事和人物都有方位、地点、因果和新奇……
这是否意味着自甘边缘的传统作家,即将退出书写历史和现实的舞台,让位于在主流社会中心劳动着并创造着的人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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