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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如意的书写

2006年第3期              

20年前,在藏北草原,马丽华交给我一首小诗,让我谈谈感觉。诗写的什么现在大体忘记了,不过还记得写荒原上的地平线,形容大地的焦渴,都是典型的西藏意象。那时,她的《我的太阳》名满天下,到处都在谈论《我的太阳》。我去那曲是一个不速之客,一个陌生的“闯入者”,20年后再见面,马丽华已不记得我,那段谈诗论文的往事似乎也不存在。我提到我们还跳过舞,她也不记得,她说她不会跳舞。怎么可能呢?那是那曲文化局艺术馆,是世界最高的舞会,我记得还有同样美丽的田文,她穿着红蝙蝠衫飘来飘去,像蝴蝶一样。还有诗人吴雨初,或者还有仓央嘉措呢。马丽华说那时到那曲的人太多了,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往那儿跑,快成共产主义了。的确,我就是其中一个。八十年代,现在想想跟“五四”似的,人们为了文学到处乱跑,以至边远的西藏也成为当时的文学重镇之一。
20 年前我们莫须有地谈论过诗,现在谈论她的小说应该是比较确定的,我是这部小说的责编,电话就打了无数次,面也见了几次。《长篇小说选刊》选载《如意高地》,约我写一个评论或阅读随笔。我对诗人写小说既信任又怀疑,通常诗人叙事要么不得要领,要么横空出世,诗人和小说家之间一般没有中间道路。诗人总是飞跃的,一旦飞跃成功,往往就是站在了某个孤立的制高点上,与所有人都不同。《如意高地》可以说又是一例。小说主要有两条走向,一是互文地叙述了一本书中 “书”,构成了一段历史空间;一个迷离的现实空间。两种不同的空间关系不断抬升下降,使得这部小说褶皱不断、沟壑纵横,蔚为壮观。马丽华在西藏待了20多年,对山脉的熟悉恐怕超过对任何事物的熟悉,我不知道是否每天的山脉对她有什么启示,或者山脉已构成了她的内心的结构?
西藏的山不像内地的山,它们在高原之上给人一种立体的、并置的、平行的、交错的观念,这种观念无疑影响了马丽华的小说结构,甚至也鲜明地影响了她塑造人物的观念。小说写了三个刘先生,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的一生,他们立体而又平行,扑溯迷离,但有迹可循,有理可察。在马丽华或在西藏看来,人不仅有一个现实中的人生,还有一个或多个可能性的人生。也可视为概念演绎:同一个人的不同经历及命运,能改变什么,而不能改变的又是什么?……拉萨的刘先生文采文弱,那曲的刘先生精致的一面被掩盖,宽厚的一面被放大张扬了,正像“橘生淮南而为橘,生淮北则为枳。”但最终揭示的是万变不离其宗。
在我看来,诗人的结构意识绝不亚于小说家,在对人的幻觉认识上甚至有过之,然而在具体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意识上,诗人往往不是怯步就是失之耐心而不得要领。让我惊讶的是马丽华这方面表现得颇为娴熟,譬如在将现实与历史置换上就有这样的技巧运用:“刘先生说,眼睛困了,就地眯一会儿吧,就躺在卡垫上了。进入睡乡前他嘟哝了一句:可惜了,要是能跟前辈同行…… 司马阿罗关爱地瞄了他一眼,说,那就试试?这一觉非同小可,刘先生仿佛是穿过一条暗巷进入了稍嫌陈旧的天光山野中,有清朝的军队进入视线,荷枪士兵的长蛇阵渐渐清晰。阵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姿飒爽的前辈,年岁轻轻的刘赞廷!刘先生好一阵心潮澎湃,拔足上前,边跑边喊……”还有:“在时间的一端,盛夏的大太阳下,我看见比较年轻的我自己,驾着自行车从市区返家……当我把目光投向时间的另一端,秋季的夕阳中,我看见已届中年的我自己踽踽独行院中石板路上……”
如果说我对这部小说还有什么不满足,那就是类似的技巧用得还不是很充分,如果再充分一点我们的诗人就不得了。诗人的这次转型应该说是成功的,而正如我刚才说的,诗人一旦叙事成功就是非同一般的成功。有些人写什么或能写什么几乎是命定,甚至是非他莫属的,他不写,这东西就永远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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