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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追寻女性生命自由的玫瑰门

2005年第4期

十七八年前,《玫瑰门》首次问世,这部沉甸甸的作品着实让文学界吃了一惊,当时铁凝还是位年轻轻的小姑娘。但因为一场急遽的政治风暴中止了人们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热情关注,这使得《玫瑰门》失去了轰动的机会,却也经受了一次时间的严格考验。今天我们重新来阅读这部作品,就敢于以肯定的语气为这部旧作做一个带有历史性的结论:《玫瑰门》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之作,而且,是一部真正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以女性觉醒意识而言,《玫瑰门》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玫瑰门》所具备的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逐渐开放的文化环境为女性文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最初的女性文学还是与社会性的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的,女性解放、女性独立被纳入到启蒙话语框架之中,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女性文学的独立,而人们谈到女性文学的独立时往往以九十年代的女性私人化写作为标志。其实私人化写作是一种极端化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说,女性文学的真正独立应该是从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开始的。铁凝在创作《玫瑰门》时首先触及到女性生命自由的问题。女性生命自由的表现方式离不开女性的生理机制,“玫瑰门”的意象就是这样产生的吧。所谓玫瑰门,应该就是指女性的生殖之门,性欲之门。因为玫瑰门,女人才有了女人的觉悟,女人的感情;因为玫瑰门,女人才有了女人的幸福,女人的痛苦。玫瑰门既是女人的欲望之门,也是女人的灵魂之门,而后者却被很多人所忽略。铁凝要拷问的恰恰是这一点。铁凝为此构思了一个对比性的描写,一边是司猗纹身体逐渐萎缩,一边是做了大官的华致远因为脑萎缩也基本上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铁凝通过小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男性和女性分别是以其头脑(思想)和身体(生理)而得到社会和文化的认同的。沿着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就应该由生命哲学来作最终的解释了。后来,一些年轻的女性作家兴起私人化写作的潮流,所谓私人化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强调身体的写作。从一定意义上说,铁凝应该算是她们的先锋,但铁凝丝毫没有把身体偏激化、极端化,她不想靠这样的方式达到创新的目的,她只想实事求是地接近真相。
玫瑰门,玫瑰门,也就是连接女人天性与社会之间的一道大门,大门内是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大门外是社会利益对女性生命的强制性享用。而每一个女性在追寻生命的自由时,首先就得迈过这一道门槛。小说着重塑造了司猗纹、姑爸和竹西三个女性形象,可以说是这三个形象分别代表了穿越玫瑰门的三种不同方式。司猗纹期待着干净的灵魂从玫瑰门里穿越出来,向上升腾。因此她呵护着自己的女性性征,不断寻找机会,企图让生命的欲望诉求与灵魂重合到一起。姑爸永远关闭了玫瑰门,她把生命的欲望诉求封锁在大门以内,以消灭性征的方式来完成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的。竹西采取的是与姑爸截然相反的方式,她敞开玫瑰门,以放纵性征的自然功能来完成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
司猗纹无疑是铁凝用力最多的一个形象,也是这部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有评论家认为,这个人物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是铁凝的一份贡献。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司猗纹表现了女性生命基因的顽强和适应力。尽管司猗纹这个人物是悲剧性的,尽管她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但她为自己的生存抗争的意愿矢志不移。阅读《玫瑰门》的读者多半对司猗纹的“恶”印象深刻,包括不少批评家也是把司猗纹当作“坏女人”、“恶女人”来解读的。但如果从女性与社会的冲突这一背景下看待司猗纹的“恶”,就不会作出简单的道德裁决。也就是说,对于司猗纹而言,我们眼下一切衡量“恶”的标准都是来自社会这一方的,司猗纹在这场冲突中,她有两种选择,要么妥协、投降,要么抗争到底。妥协投降的结局自然是她能当一名好女人,但她必须交出女性生命的自由;而抗争到底又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就只有冒着犯规的风险,在社会秩序的薄弱处寻找突破口,就变得像一个无赖、一个不讲规矩的女人。然而我们若抛开既定的道德准则,司猗纹的所作所为不分明体现出一种生存智慧吗?
十七八年以后的今天再来读《玫瑰门》仍然感到了一种警示的意义。当代的商业化机器把女性的“价值”开掘到了极致,女人们对此更多地是采取妥协、投降的应对方式,或者是乐于从中获得某种益处,而司猗纹式的“恶”反而显得很稀罕了,不知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也许我们可以在重读《玫瑰门》的过程中来想想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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