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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愉快的精神大餐

2005年第3期

我们不妨把阅读一期好的文学刊物看作是享受一次愉快的精神大餐。借用这个比喻,也许最新出版的大型文学季刊《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就是编辑们精心准备的一场精神盛宴。当你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也不必穿上正式的晚礼服,只需躲在一个不会被眩目的电视屏幕所搔扰的角落里,你的这场精神盛宴就开始了。我们说这是一场精神盛宴,首先在于构成刊物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说得上是一道美味佳肴。无论是两位茅盾文学奖的得主王安忆和阿来的新作,还是两位“晚生代”作家迟子建、东西耗神多年的结晶,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
另外,我还觉得,这更不是一场随随便便的精神盛宴,它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庄严感和隆重性。尽管不少作家为了这个纪念日子而写出了新的作品,但编辑却选择了一部数年前出版的《伪满洲国》。我以为这种选择更具有一种文学的意义。抗日战争应该是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它也成为中国作家表达民族情感和思想情怀的重要载体。为此中国作家曾留下一批震撼人心的抗战题材的作品,但无庸讳言,时至今天,我们越来越觉得作家的表达缺乏感染力和震撼力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缺乏有力度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作家们囿于旧的表达方式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伪满洲国》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使我们对抗日战争历史有了一种新的感受。这种表达方式就是一种日常叙事的方式。按迟子建本人的说法,她是想“通过对东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折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的作家似乎习惯于宏大叙事的方式。但宏大叙事就像一个网眼太大的筛,它筛选掉了大量最精彩的历史细节。迟子建通过对小人物的日常叙事还原了这些历史细节。但日常叙事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是暗藏着陷阱的,它有可能以彻底牺牲意义为代价来还原历史的生动性,就像我们读到的一些沉湎于个人情怨的历史小说一样。《伪满洲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小叙事与大叙事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作者并不止步于日常叙事所依依凭的场景,而是通过这些场景去追问历史话语的合理性。
按阿来的设想,他要写一个关于机村的系列,他把这个系列称之为“机村传说”,《空山》只是传说之一。什么是“机村传说”?依我看就是关于藏族文化传统的符号和寓意。阿来试图通过藏族文化传统的遭遇,来表现普遍的乡村问题。“天火”触及到乡村问题的另一个层面:乡村文化的瓦解不见得与文化的优劣有关,而更多的是与文化力量的强弱有关。现代化是强大的,强大的现代化可以吞并一切,但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来说,强大的东西并不见得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阿来写到两个人在大火中的结局特别有深意。一个是多吉,他最终利用这场天火自焚,人们找到了自焚后的头骨,就在女领导想要拨弄它时,“骨头自己把自己粉碎了”。另一个胖姑娘央金,虽然在火场上没有得到爱情,却糊里糊涂地被当成了先进人物,即将成为国家干部。也许现在来讨论《空山》有些为时尚早,但我仍能感觉到阿来对于机村的把握是非常清晰有力的。他是在通过机村揭示着文化的普遍规律。
把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和东西的《后悔录》放在一起来谈,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两部小说,一个是关于暴力,一个是关于性。性与暴力,是畅销小说和通俗艺术的两大基本要素,王安忆和东西各自占有一大要素,可是小说的意旨却与性及暴力相去甚远。这大概也就是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所在。性与暴力连接人的欲望。欲望经常会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文学艺术中的性与暴力,有助于缓解欲望的紧张状态,在紧张状态释放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快感。一般而言,畅销小说或通俗艺术达到这一步就算成功了。但是,《遍地枭雄》和《后悔录》不是缓解你的紧张状态,相反,它会让你的精神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不断地攀升,最后达到一个或迷茫或沉思或惆怅或伤感的精神境界里,而这种精神境界显然是能够超越欲望也能够超越现实的。
读者总是在埋怨没有好的小说出现。的确,以一个高的文学标杆来衡量的话,我们读到的小说都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样的埋怨无疑会激发起作家们的文学追求。另一方面,许多作家为了心中最理想的作品殚尽竭虑,这样的作品中其实有不少值得我们珍惜和留意的。也许,真正的文学经典就会在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之中悄然诞生。从这个角度说,这一期的《长篇小说选刊》是值得我们读的,也值得我们在阅读后对其评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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