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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执著于文学的追问和反思

2005年第2期

石钟山现在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大概在一定程度上都说得上是家喻户晓了。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消费娱乐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文学早已成为边缘化的东西,知名度对于纯粹做文学的作家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了。其实包括石钟山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种知名度主要不是缘于文学,而是缘于电视。以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都极为火爆,这使得石钟山从文学圈内脱颖而出,其身价一路飚升。聪明的石钟山也懂得如何借电视的东风,其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军歌嘹亮》就是先有了电视剧,然后又演绎出一部同名的长篇小说的。我一直冷静地看着石钟山在荧屏上的走红,因为我以为这种走红是对石钟山设置的一场考验,考验他对文学的忠诚度,或者说他必须在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化地把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而且说不定就有绝顶聪明的作家能够游刃有余地行走在两种文学样式之间,把两种样式都做得精彩非凡。然而我仍固执地强调严肃文学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就体现在它追求更个性化的、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内涵上。这一点是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的。大众文化是后工业社会塑造出来的文化消费方式,它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以流水线的方式,通过模式化大量复制产品,因此它是拒绝个性化的,只有当它发现某种个性化的东西具有潜在的增殖价值时,才会对其感兴趣,但在使用时也必然要进行时尚化的处理。那么,石钟山是准备在个性化的严肃文学上下力气还是准备做一名杰出的电视剧作家呢?我敢肯定,电视制片商们都把石钟山当作灸手可热的宝贝,他如果愿意完全加盟到影视圈里,或许正是广大观众的一桩幸事。但当我读到石钟山最新的长篇小说《战旗如画》时,我发现,作者内心的天平实际上是偏向于严肃文学的这一边。
《战旗如画》从题材上说仍延续了石钟山过去的父亲系列。石钟山显然清醒地意识到他挖掘到一个文学富矿,他不会轻易放弃这片富矿的。这片富矿就是革命军人的家族史和革命传奇。准确地说,这片富矿并不存在发现不发现的问题,它就彰显地明摆在那里,并不是石钟山的发现才让人们感到了它的存在。仍以富矿作比喻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露天的富矿,它没有深藏在地底下,它不需要地质工作者去勘探去寻找。石钟山所写的革命军人家族史,也可以归类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革命战争题材和红色传奇题材,应该说这是半个多世纪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说红色经典,所谓红色经典,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资源衍生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真正利用好这一重要的文学资源。有时候我们对这一资源是在滥加开采;而有时候我们又看不到它的价值,废弃不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尽管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守着这片富矿,却至今也没有产生一部能在世界文学之林站住脚的、能与国外的《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个》、《丧钟为谁而鸣》、《步兵连》等作品相比肩的战争文学。但我相信,中国的革命战争史具有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这笔重要的资源终究会结出硕大的果实的。从这个角度说,石钟山抓住这片富矿不放的写作姿态就是一种有所追求的姿态。抓住不放的写作姿态就是要对那段革命历史不断地追问,不断地审视,不断的反省的姿态。因为采取这样一种写作姿态,我们就从《战旗如画》中读到了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可能突出体现在对父亲形象的体认上。
父亲形象是我们进入革命历史的最合适的视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建立在宗法、人伦的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关系扩大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父亲因此具备了超血缘的意义,父亲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威权。当人们回望革命历史时,父亲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打下了红色江山。我们也会豪情满怀地说,我们决不辜负父兄们的期望。那时候,我们的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我们为胜利而骄傲,自然也为自己的父亲而骄傲,父亲成为英雄的化身。这构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主旋律。但那时候并没有塑造父亲形象的自主意识,因为革命历史的正确性是勿庸置疑的,而父亲作为革命历史的象征也是勿庸置疑的。那一阶段的文学创作,父亲形象主要是以一种精神化身的方式潜藏在作家的叙述之中的。只有当人们对历史有了一种审视的意识,当人们要从父亲意志的支配下独立出来的时候,父亲形象才会成为一个对象化的人物站立在作家面前。但是,父亲取得了胜利,成为统治者之后,父亲形象的内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父亲形象标志的革命历史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于是父亲形象以及革命历史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意志和权力。这就有了后来对父亲的反叛。年轻一代觉悟之后其思想和行为都会采取极端和偏激的方式,这就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弑父叙述。儿孙辈彻底否定父亲的权威,也否定上一代的历史,他们以一种势不两立的方式摧毁了父亲的身望,整个社会不再需要权威,也不再崇拜英雄,于是我们从弑父叙述进而又进入到无父的时代。这大概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特征,文学叙述在无父的状态下变得更加放纵,作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嘻弄着历史和文明。当然,无父时代的放纵不可能持久,否则这个社会将变得野蛮而无教养。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叶,人们就会回过头去,接纳渐渐被遗忘的父亲形象,红色经典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升腾起来的。
石钟山面对父亲时的情感其实相当复杂。因为在他拿起笔准备书写父亲这一辈的历史时,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外在的环境给他提供了反思历史、质疑历史的文化背景,因此他敢于去否定父亲的行为。但也许有一种文化血缘上的关系,他不屑于去做弑父的举动,也不愿意接受无父的时代,因此面对现实社会父亲一辈的遭遇时,他又替父亲感到冤屈和不平。这种复杂的心态贯穿在他的父亲系列小说以及《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一方面他坦陈父亲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父亲的归来。这就使得他笔下的父亲形象变得复杂起来。但我们还没有慢慢读懂石钟山笔下的父亲形象,这个形象就被急不可耐的制片人推上了荧屏。电视剧出于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不可能忠实于小说原作中的复杂性,它强调了革命传奇的一面,迎合了红色经典的文化时尚。所幸的是,石钟山并没有被电视剧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并没有因此被电视剧的时尚性牵着鼻子走,他仍在对父亲形象进行反思。而《战旗如画》表明了他的反思逐渐理出了一个头绪。
这里应该指出一个大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之后开始的对父亲形象的反思,主要是建立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反思父亲形象以及对革命历史的重新清理,试图在文学中张扬人性,恢复人道精神。但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包含着多个层次的,它通过原欲、人智、上帝的不同阶段,逐渐完善起人文主义的内涵。(参见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6期),但当代中国的作家在借用人文主义时,出于现实的需要,是有所侧重的。最初,觉悟起来的作家们在否定了一个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父亲形象后,企图恢复父亲的人的本性,塑造起有血有肉的父亲形象。这时候,作家们迫切需要强调人的原欲,充分肯定原欲的合理性。这就有了匪气十足、野性十足的战争文学,土匪强盗式的、野蛮粗鲁的父亲形象取代了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的父亲形象。对原欲的肯定,使父亲有了血性有了阳刚之气,也使父亲坚实地行走在了大地上。但光有对原欲的肯定显然是不够的,它使我们忽略了精神层面的提升。《战旗如画》的反思可以说就是从这一层面展开的。石钟山在这部作品中,对土匪强盗式的父亲形象进行了批判。这突出体现在爷爷这个形象的塑造上。爷爷的反叛精神显然来自原欲的冲动,原欲成就了爷爷,也毁掉了爷爷。石钟山通过爷爷的自我忏悔完成了这种批判。小说写到爷爷后来每天一闭上眼就做梦,梦见当年血淋淋的场面。他觉得对不起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最后,他背着蓝花布包袱到疯魔谷去,就是说他打定了主意要死在兄弟们的墓地前,永远陪伴着兄弟们。而对原欲更深一层的批判则是通过父亲这个形象来完成的。父亲的革命同样也是在原欲的驱动下开始的,不同于爷爷的是他没有去当土匪,而是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于是他的原欲包裹在革命理念下,具有了一种神圣的道德光采。事实上,去掉这层包裹,父亲与爷爷没有两样。就是说,爷爷掠夺周家少爷的妻子小凤,与父亲为完成对马团长的承诺而与其留下的妻子结婚,这两者在本质上就相似之处,只不过爷爷是在原欲的主动驱使下,父亲是原欲的被动驱使。问题还在于,父亲的原欲包裹在革命理念下,这使得他的人性的苏醒更为艰难。作者借父亲的女儿媛朝说,父亲是战争的工具,也是牺牲品。在父亲身上,其悲剧性内涵比爷爷要更为丰富。《战旗如画》的反思和批判并不简单化。作为第三代“我”的经历以及“我”对爷爷、父亲的认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者通过“我”肯定了父辈们的血性和英勇气概。就是说,我们批判原欲造成的无序,并不因此把血性也否定掉,特别是附着在血性上的道德内容,如理想精神、献身精神等。因此“我”最向往的是,与心爱的人共同创造出的儿子在二十年后是一个“英雄”。
在《战旗如画》中,三代人的心声交互回响,构成了关于战争与人性的复叹调。但我以为,石钟山的反思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他把很多地方都撕开了一个口子,而从这些口子张望下去,都是深不可测呀。这也许预示着,石钟山更大的收获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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