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录、见证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态势,为历史存档
官方微博 网上购刊 长篇小说选刊微信

侯健飞: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

2005年第1期

   新时期军事文学难写,也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这两点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枪,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猎物。多年来,我期望猎获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结果连野猪也很难猎到。事实证明,肥美的猎物总是倒在更高明的猎人枪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向后转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黄羊,并开枪击中了它,这就是长篇小说《惊蛰》。《惊蛰》获奖后我挺乐,比作者本人还兴奋。又乘机到海军部队锻炼一下子,然后抱着枪靠在一棵树上回味《惊蛰》的味道,这时迎面来了另一只黄羊,我毫不客气地捕获了它。这就是方南江描写武警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
  《长篇小说选刊》的其其格可能觉得,我打这只黄羊,怪不容易的,让我露个脸,弄得我还挺腼腆。我说我是个不大会说话的人,认识我的人大都不怎么喜欢我,说我这人有出口伤人的毛病。这话还算好听,我知道我的毛病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有点二百五的意思。我是个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黄羊,于是不免对能盛产老虎或黄羊的作家说几句刺激的话。特别是关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我承认自己有点牢骚,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次军内作家集会上我说:“当代军事文学难写是事实,但个别作家陈言不敢写就是说谎;你可以拿着军饷,住着大房子,以一个在外军闻所未闻的专业作家的身份去搞电视剧,去挣大钱,但你不能说当代军事题材不敢写,历史题材(比如说抗日战争)没得写。我认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一个军旅作家的职业意识,在他是否正确认识部队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爱这支军队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话确实有“文革”遗风,虽然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伤了一些同志。
  诚然,职业军人与军营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和理想观念处处影响着文学表达,小说会受到诸如所谓“主旋律”上的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钢绳势必拧成一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套在军事文学的枪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军旅作家的脖颈上。
  李敬泽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说: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读到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显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抛开那些拿“军事题材”做外衣的“畅销”作家不说,一部分真正钟情品质文学的军旅作家太过强调“军事”、“军人”、“军营”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厌其烦的背景交待、不停的解释、反复说明和再三规避的泥淖中,这种“锁链”效应严重削弱了小说的有趣性。
  要松开锁链,需要军事文学作家付出双倍的努力。关于职业意识和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方南江是个好例子。他从小在军营长大,用心工作的同时,还用心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并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翼羽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强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强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种智性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让我们来比对一下:《最后一个军礼》的主人公是退伍老兵耿志,小说最后写道:“耿志以军人特有的敏捷,有力地抬起右臂,就在大臂快与肩平的瞬间,他并拢的五指微微颤抖着停顿了一下,眼角滚下了两朵泪花,但随即就以更加坚定的动作,敬了他最后一个军礼……”在《中国近卫军》的最后,贺东航终于晋升将军,当他肩扛将星从授衔仪式退场后,作家写道:“贺东航端着肩膀回到礼堂大厅,等待同首长合影。他很想放松一下,又觉得两肩上像是托了一对活物,怎么也扛不周正……”同样表达军人的意识与责任,语言变化下的小说意境原来如此不同。
  从沉重到轻松,军事文学枪管上的锁链好像是松开了,但要彻底解下或者砸碎锁链,我并不乐观。即使在《中国近卫军》里,也有作家两难的写照。贺东航和甘冲英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运的代表。贺东航是军人世家,甘冲英则是农民子弟,这种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矛盾组合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对立统一,最终殊途同归——各自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正是身披枷锁的军事文学的特征之一。职业化军事变革中,官兵的去留,职务的升迁必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长期禁锢着军队发展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父父子子、任人惟亲这个毒瘤,必须从军队里剔除出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弟谁优谁劣,谁是谁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笔下的世家子弟和农家子女矛盾又统一的“和平共处”,于其说是小说主旨的需要,不如说是小说家对钢铁锁链的某种妥协。

引用地址: